张阿利｜中国西部电影40年创作与理论互动反思

摘要：从1984年至今，中国西部电影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艺术中少有的有着明确生日的电影思潮。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西部电影在创作与理论的激荡互动中缔造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40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显现出创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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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利

【摘要】

从1984年至今，中国西部电影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艺术中少有的有着明确生日的电影思潮。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西部电影在创作与理论的激荡互动中缔造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40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显现出创作与理论交互催生的特有现象。从早期的理论争鸣与身份确立，到创作领域的蜚声国际，再到新西部电影的理论探索和西部类型片的发展，中国西部电影40年的发展史也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史。

【关键词】

中国西部电影；电影创作；电影理论

【基金项目】

陕西省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电影研究基地、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版本理论研究专项项目“西部电影版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BB01）。

PART

一

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理论互动发展的历史

中国西部电影构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独具历史韵味与地域特色的中国电影板块。当代西部电影在展现人文历史、文化景观以及民族情感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创作风格与时代特征，尤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键纽带，深刻映射出西部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独特的语言艺术表达。在中国艺术领域，西部电影是文化精髓与社会经济等的重要展示窗口，其背后特殊的历史轨迹、文化背景以及特定的受众基础共同铸就了区别于其他类型电影的独特影响力。

（一）理论先导与创作回应：钟惦棐与西部电影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西部电影理论与创作同行共生的阶段，钟惦棐与吴天明成为中国电影研究与创作的双子星，为迷茫无途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一条星光大道，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案。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年度创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开拓新型“西部片”的理论倡议，即影片创作应立足于大西北独树一帜的自然风貌、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将从银幕上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作为美学中心问题，聚焦大西北的影像美学呈现，开创出具有中国审美张力的电影类型片。在此理论引领下，以《人生》《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为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以西部雄浑质朴的影像风格，彰显了生命的灵动气质与强烈的时代精神，开启了新时期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征途。钟惦棐也与电影导演、编剧等积极开展关于西部电影选题、剧本和艺术风格的讨论，扶植青年电影人进行创作实践。例如，钟惦棐与吴天明导演就曾反复商讨《老井》从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改编；对张子恩导演的《神鞭》提出自己的意见，两人的来往书信在《当代电影》杂志刊发，有效解决了娱乐片创作雅俗共赏的命题。同时，钟惦棐对“第五代”青年导演给予了创作探索和舆论方面的积极支持，如他曾撰文表示黄建新导演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呈现出典型的“赵书信性格”，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浪潮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充分考虑了观众的审美思想；他认可田壮壮执导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开创性，认为两部电影不仅将镜像语言的表达推向了极致，也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再成为政策的宣传片，而是以独立性质积极地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之后的电影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饶曙光的《西部电影》对此一语道破，指出问题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整体走向趋于商业化、类型化，其票房价值重新被重视。但是，精英电影理论评论仍然将文化反思影片作为西部电影的主流。

《盗马贼》剧照

（二）创作先导与理论调适：新西部电影的提出

2002年，杨亚洲执导的《美丽的大脚》在影坛大放异彩，重新点燃了国内电影界对中国西部电影的关注热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沉寂的西部电影借此东风再次兴起，“新西部电影”概念应运而生。新西部电影理论的核心主张认为，西部电影应超越单纯的艺术先锋追求和思想深度挖掘，积极面对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主动融入全球电影商业体系与产业运作的洪流，借助“中国西部电影”这一文化品牌，探索艺术与商业的完美融合点，在继承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电影类型化创作策略的基础上，推动电影形态的多元化发展。

此次理论与创作互动的显著特征是，学界、业界以及电影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士均深度参与，共同推动中国西部电影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再次扬帆起航。尽管新西部电影在普及度上尚不及中国主流题材电影，但西部影像却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底蕴与深厚的人文情感。一方面，西部电影的创作者巧妙借助文学作品，结合影像与声音的独特魅力，实现了理论文本向影像的超现实转化，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内涵；另一方面，他们颠覆了传统消费市场的次要地位，将其置于核心位置，从而全面提升了西部电影主题的思想高度。

在“新西部电影”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浪潮中，一系列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的电影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可可西里》（2004）、《惊蛰》（2004）、《日出日落》（2005）、《静静的玛尼石》（2005）、《图雅的婚事》（2006）、《阿妹的诺言》（2008）、《高兴》（2009）、《西风烈》（2010）、《白鹿原》（2012）、《无人区》（2013）等。从宏观视角来看，西部影像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期存在的“艺术本位”创作思想逐步向以商业为主导的“电影本位”创作思想转型，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彰显了电影产业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精妙平衡。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新丝路电影的打造

中国西部处于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别样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人文景观，在西部影像建构中大量渗透着以西部本土地域文化为导向的主题内容，令其成为中国电影内容制作与影像信息输出地域的前沿。长久以来，诸多学者从政治地理学层面的划分出发，认为西部电影涉及的区域主要包括中国西南五省、西北五省和内蒙古、广西等地区。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后，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正式为西部电影走向国际奠定了全新的创作方向与传播指引。西部电影的国际化传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积累了多元的创作经验，其质量与产量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传播力、中国国际形象影响力上备受瞩目。着眼于这一历史契机，中国西部电影重新审视和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和当代文化价值，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注入西部电影的理论框架中，西部新丝路电影应运而生。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西部新丝路电影的海外推广途径逐渐拓宽，以海外商业院线为主，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平台等宣传组织与网络媒介为辅双向发展。相较于早期西部电影因电影语言转换问题而导致海外播放量落后的情况，如今在数字技术快速变革与互联网信息多方传播的新时代，西部新丝路电影的海外推广策略开始转变。一方面，西部新丝路电影的制片方在官方政府机构管理下的相关院线与行业机构进行市场推广，不仅可以充分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更可以增强影片制作的灵活性与可行性，为西部新丝路电影的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搭建良好平台；另一方面，西部新丝路电影积极利用多种网络媒介进行碎片化传播，利用互联网信息网络矩阵并依托互联网全球化共享资源平台，分主题内容、受众喜好、民族信仰等方面开设影片推广媒介平台，进一步吸引海外受众，扩大海外市场，走出全新的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的传播推广路径。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影片，如《天将雄狮》（2015）、《丝路英雄》（2016）、《大唐玄奘》（2016）、《功夫瑜伽》（2017）等，主动践行“一带一路”的文化主张，有着明确的审美追求和产业意识，成为西部电影在新时代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

《可可西里》剧照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西部电影新实践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念。电影作为社会精神气象和文化症候的载体，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积极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和使命。就新西部电影而言，反映新时代以来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翻天覆地的脱贫巨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西部人民的精神史和心灵史，讲述普通人民群众内心的波澜与悲欢、奋斗的光荣与梦想、命运的流转与跃迁等“新西部故事”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西部电影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它将中国西部社会中的人文情怀与文化焦点投射在影像中，彰显中国西部地域美学，这正是“通过本土的、乡土的‘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来回应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要求”。相较于早期西部电影基于现实主义思维且具备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文化导向的创作范式，当代西部电影抓住“一带一路”这个重大发展机遇，在呈现精美画面与视听盛宴的同时，积极构建富有内涵的主题思想，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西部文本的时代构思来实现突破，逐步迎合多元文化、多国市场。这不仅是西部电影实现复兴的契机，更是时代赋予电影创作者的使命。当代西部电影的跨文化创作，不仅是提升西部电影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中国电影自身发展的急切追求，更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传播与国际地位提升上的重要依托。

优秀影像作品的叙事内容往往是诸多生活场景的集合。打造打散式的文化叙述风格，能够在特定的地域时空窥得个体心理与情绪的趋向变化，实现真实而立体的艺术效果。电影《第一次的离别》（2020）不仅完美呈现出西部唯美壮阔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淳朴的生活现状，更以多元视角深度剖析现代西部社会的人文内核与时代变化。除此之外，《我和我的家乡》（2020）、《柳青》（2021）、《树上有个好地方》（2022）、《拨浪鼓咚咚响》（2023）等影片也脱颖而出。当代西部电影以剧情片与纪录片结合为形式，通过儿童审视角度来观察西部，感受黄土高原与戈壁沙漠里的情感缺失与自我成长过程以及流淌其中的美好祈愿，通过时空场景切换带给世界观众真实的情感触动与生活共鸣，引发世界人民关心儿童及其内心的精神需求。

《柳青》海报

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理论的每一次“共振”无疑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节点上进行的。电影之外的更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乃至决定了电影创作及理论的最终形态，这些因素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需求、审美倾向、集体情绪以及政策导向等。在40年的变革发展中，中国西部电影积淀出了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历史经验。

（一）地域影像与地域文化的艺术实践

地域影像生产是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渠道。中国西部电影的“西部性”首先体现为独特的“地域性”。“地域”并非单纯的空间指向，它是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并在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中长期凝结而成的文化标识和实践特征。在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理论互动中，作为“文化个性”的地域性始终是率先考量的因素。

近年来，以“地缘文化”作为电影研究的范式逐渐成为共识。这表明当下电影研究已经逐渐摆脱“大理论”的束缚，主动面向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而以“地方知识”为关键词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无疑富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西部电影凭借其独有的地域范式对文学著作、社会素材等进行风格化的影像呈现，既动态还原中国西部的生活模式与地域理念，也彰显出泛娱乐、泛文化的特点，其所塑造的视觉影像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中具有明显时代特质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实践。随着后工业社会时代的到来，媒介资本与互联网技术的强烈冲击使得西部电影创作范式与传播形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西部特有的地缘景观与人文历史为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浪潮下打造西部世界、西部文化的想象图景以及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供了传播动力和媒介可能。

（二）民族影像与民族文化的类型表征

“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抑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即主体性，是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彰显身份和确立价值的关键。回首中国西部电影的民族影像建构，打造极具典型民俗风情和民族符号的影像奇观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基本策略，然而，“东方主义”的凝视难免会造成民族影像的畸形生产，无法形成影像文化的真正认同。事实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民族影像往往既带有民族个性，又具有表达人类共性的思想主题，如何超越有限视阈，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识，是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理论互动的核心命题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电影的媒介传播力是其文化传播能力、效果等软实力的具体表现。西部电影的传播包括影片本身传播的渠道、类型、数量，也包括延伸的中国文化传播的回馈效应与影响指数，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西部电影凭借其音乐、画面、特效方面的艺术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语言覆盖的宽广程度，能够轻松突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使文化认同与时空对话成为可能，逐步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带乃至全世界颇具跨媒介传播能力的电影类型。

（三）西部影像与媒介升级的时代浪潮

可以说，电影艺术的本体自觉是中国西部电影与生俱来的基因。初创时期的西部电影，在时代思潮的鼓动下，以先锋性的电影语言“横空出世”，确立了在中国影坛的独特位置。当前，电影语言的“再现代化”已然在理论界、创作界兴起。在新一轮数字技术和科技革命背景下，一方面，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形式使影像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技术的升级迭代带来了影像本体与接受方式的革命。科技的加持赋予了电影建构“幻境”“灵境”的可能性。因此，深入领会时代发展的媒介变革，打破僵化的形式观念，以开放灵活的文化心态谋求电影语言的创新性变革，中国西部电影的独特价值方能进一步得到彰显。

中国西部电影最大的美学特征是现实主义，“表现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现实和生存状态”是西部电影的基本内涵。这就要求中国西部电影必须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世界和精神需求相连接。中国西部电影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这样的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影视技术的成熟，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力大幅提升。西部电影具有丰富的故事题材、鲜明的时代特质、多样的儿童形象，在国内国际市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电影是文化交流与输出的重要影像媒介，“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位电影创作者在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在新时代，西部电影要着重于时代景观塑造层面的突破与升级，依托别样视角呈现当代真实、立体、全面的西部社会风貌，紧贴文学著作强化影片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内核，用新兴数字技术、视听手段讲好西部儿童故事、西部社会图景乃至中国故事。在技术革新、工业升级、文化转型、青少年观众崛起以及日益增长的“想象力消费”需求的背景下，西部电影应该立足互联网语境，更加注重中国地域美学传播，融入新时代发展理念，深层掌握西部电影传承范式，明确西部电影在国际影像环境中的发展空间与所处位置，为中国西部电影、中国电影创作出更具备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的优秀作品。

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改写和刷新着西部现实，不断在各行各业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西部新人”，不断上演着多姿多彩的“西部故事”，反映时代新变、记录伟大征程无疑成为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理论新的命题。

《功夫瑜伽》剧照

PART

三

（一）中国西部电影概念的“流动”轨迹

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创作逐渐溢出原有的边界，相关学理性概念也呈现出更为碎化、微化的特点。中国西部电影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从“大西北”走向“大西部”，以往的“西部电影”概念无法精确地描述和认知诸如内蒙古电影、西藏电影、新疆电影、贵州电影等在地缘文化上的特征与价值，它们的差异性要远远大于共性，中国区域电影研究的意义也就浮现出来。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21世纪新西部电影的研究更多依赖于电影创作现象的形成，与创作的自觉性、先导性和先锋性相比，相关理论的归纳和阐释具有相当的滞后性。

大西南电影概念首次被提出于1990年，开先河之作为《南行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原会长章柏青认为，周力导演、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南行记》是“‘大西南电影’的发轫之作”。该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艾芜的同名小说，“作家借助于这一独特的人文地域，写了人生之苦、之艰、之乐”。“影片比原小说，更强调社会、自然、人这个整体，在描写社会、自然对人的约束、‘塑造’的同时，突出了人的搏击与奋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南行记》显示了深邃的容量与内涵。”

进入21世纪，内蒙古电影研究逐渐被重视。崔银河的《简论内蒙古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王舒、党建宁的《广袤草原的迴声：中国蒙古民族故事影片之纵向审视（1949—2009）》，田义贵、王雪丽的《蒙古族题材电影：从“被塑”到“自审”》，郭培筠的《从历史寓言走向文化寓言——新世纪内蒙古草原电影创作的审美转型》，李树榕的《“与国脉相通”的价值坚守——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的思想倾向与文化诉求》等论文思考了内蒙古电影作品对普通牧民的当下生活状态和现实境遇的关注与“编码”。2012年后，由内蒙古籍青年导演执导的《心迷宫》《告别》《八月》等一批优秀影片先后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台湾金马奖、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奖等多项大奖，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认可。2018年4月20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和《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忻玉坤、张大磊等内蒙古籍青年导演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王海洲在《彰显个性，书写当代——内蒙古青年导演现象研究》一文中关注内蒙古青年导演的创作，认为“内蒙古青年导演的作品通过精心地构置故事，再现个体在社会变迁中与社群的关系，为高歌猛进时代下微小的个体奉献出了十分难得的影像志”。《当代电影》2019年第9期以“内蒙古区域电影研究”为题进行专门组稿，刊发了贾磊磊、伊·呼和的《草原故事的历史讲述——蒙古族电影的地缘文化特征》和余韬的《内蒙古民族电影的文化脉络——兼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可能》两篇论文，以区域电影研究为视角，推动了中国电影创作与研究的新发展。

针对新疆电影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1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张华的《作为区域电影的新疆电影》，王敏的《论新疆本土电影创作的新气象》，张丽娟、高吉的《新世纪以来新疆本土电影的发展及文化特质分析》，阿不来提·吉力力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传播元素的多维探析》，聂爱文、邴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表达——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张华认为：“在区域电影的维度上，新疆电影无疑具有自成体系的文化力和影响力。”“作为区域电影的新疆电影，其核心文化力是反映当地各族民众的生活和情感，其影响力主要在该区域以及有文化相似性的邻近国家（地区），近如中亚五国，稍远则有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阿拉伯语系的伊斯兰国家。”《当代电影》2019年第12期以“全球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及区域电影研究”为题进行专门组稿，刊发了李彬的《新疆电影：民族身份还是地域文化？》和饶曙光、李道新、赵卫防等的《地域电影、民族题材电影与“共同体美学”》两篇文章，“关注新疆区域电影，是‘区域电影’研究的延续，也是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研究的一次小结”。

贵州电影研究的热潮大致形成于2009年之后。2009年，贵州苗族题材影片《滚拉拉的枪》入围柏林电影节“新世代”竞赛单元。该影片关注中国唯一的带枪部落，讲述其中一个苗族男孩滚拉拉的寻父及长大成人的过程，受到各方关注，宁敬武导演及其镜头所展现的贵州风光与民族文化受到国人瞩目。另外，随着贵州籍导演毕赣、饶晓志与陆庆屹创作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无名之辈》《四个春天》等影片的接连上映，以贵州为地域空间的电影创作与生产引发了学界及媒体界的关注。《当代电影》2019年第6期以“贵州区域电影研究”为题进行专门组稿，刊发了陈旭光的《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理论、格局与现状——以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为个案》，安燕的《“贵州电影”的三副地域面孔》以及王小帅、范小青、小苇等的《“闯入者”的贵州记忆——王小帅导演对谈录》等3篇论文，“分别从‘空间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作者与文本、创作访谈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展开讨论”。同时，《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在2019年第4期开设了“贵州电影研究”专题，刊发了支菲娜的《贵州电影的历史及美学——兼论“新西部电影”是否可以成立》、范倍的《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艺术电影：毕赣现象及其内蕴问题》、张玉霞的《“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关于陆庆屹创作〈四个春天〉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手记》、赵瑾怡的《被时间围困的空间——〈路边野餐〉的叙事空间建构》等论文，“这组论文不仅从整体上考察了近年来贵州电影的样态，也对个案进行了深入解析”。另外，《在魔幻与现实、工业与美学之间——论贵州电影新力量》《“贵州电影”：命名、历史与美学》《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贵州电影》《21世纪以来“黔地电影”空间形象建构的三重变奏》等有关贵州电影的研究论文也陆续刊发。

《无名之辈》海报

在西藏区域电影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李美萍的《当代西藏电影分类及理论研究》，黄宝富、傅丽的《地域、宗教及民族:西藏电影的文化镜像》，谢婉若的《少数民族电影导演族群认同表述范式》，巩杰的《从“他者”书写到“自我”表达——新世纪以来藏地题材电影空间呈现的“祛魅”与“还魂”》。《当代电影》2019年第11期以“西藏区域电影研究”为题进行专门组稿，刊发了巩杰的《解读“藏地密码”：当下藏地电影空间文化审美共同体建构阐释》和万玛才旦、王小鲁、于清的《高原剧场和电影藏语——万玛才旦访谈录》两篇文章，“尝试通过以地域空间为范畴的叙事文本及创作路径的分析，找到解开‘藏地密码’的钥匙”。

2023年5月8日，万玛才旦导演辞世。2024年4月3日，万玛才旦的遗作《雪豹》上映。《电影艺术》于2023年第6期开设了“万玛才旦研究专题”，刊发了徐枫的《东影西渐中的藏族性灵艺术家万玛才旦》、周佳鹂的《大地涌动的微尘——“电影哲学家”万玛才旦》、王小鲁的《万玛才旦与电影法门》3篇文章。《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于2024年第5期开设了“万玛才旦电影研究”专题，刊发了王音洁的《不可辨识的生命―影像——论万玛才旦的“尘世剧场”》《〈雪豹〉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和德格才让的《万玛才旦电影的声音世界——以〈雪豹〉为例》3篇文章。

（二）中国西部电影研究范式的延伸

2004年，在陆川的《可可西里》上映后，西部空间上演的盗猎分子与藏羚羊之间的武力冲突以及武力冲突之下所体现的藏族人的生命观念引发了强烈的观影热潮与观众思考。作为批评方法的生态电影批评逐渐得到国内研究者重视。海外华人学者鲁晓鹏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将中国生态电影批评所面对的文本扩展到相当广阔的范围，并且提出以中国生态电影批评这一新的范式去检视中国电影参与探讨的生态问题。中国西部电影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始终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用镜头记录西部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和矛盾变化，《人生》《黄土地》《老井》《可可西里》《一棵树》《狼图腾》《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血狼犬》《塬上》《鸟语人》《爷爷的牛背梁》等电影聚焦西部生态与人生发展、社会进步等相关问题，使生态电影创作的自觉意识和观念逐渐明晰，丰富了中国生态电影的创作视野，其中诸多优秀作品得到了世界影坛的关注。李道新、张阿利、杨乘虎等中国西部电影研究者以此视野和方法观照中国西部生态电影的发生、嬗变和趋势，梳理其观念演变、创作取向、文本特征等诸多问题，对当下中国西部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研究具有良好的思考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