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年初夏，大概是5月下旬，钱杏邮来找我，说他的同乡好 友、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周剑云托他，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这 家公司去当“编剧顾问”,杏邮说：你不是在《艺术》和《沙仑》杂志上 写过有关电影的文章吗?我看这是一个好机会；还说，他和郑伯奇 谈了，郑表示愿意，
进入电影界
这一年初夏，大概是5月下旬，钱杏邮来找我，说他的同乡好 友、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周剑云托他，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这 家公司去当“编剧顾问”,杏邮说：你不是在《艺术》和《沙仑》杂志上 写过有关电影的文章吗?我看这是一个好机会；还说，他和郑伯奇 谈了，郑表示愿意，所以一定要我参加。
我对电影的确有兴趣，但 是要我当编剧顾问，却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加上对左翼来说，这是 一件新事，也是一件大事，必须经过“左联”乃至“文委”的讨论和批 准。杏邮同意我的意见，就先在我家写了一个给“文委”的报告。
不久之后，在“文委”碰头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会由瞿秋白 主持，我记得参加者除杏邮和我外，还有杜国庠、田汉和阳翰笙，好 像丁玲也参加了。
由于这件事来得突然，所以钱杏邮谈了周剑云 和他的关系及明星公司的情况后，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田汉首先 表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主要是当时“电影界”风气很坏，名声不 好，当时的所谓国产电影又都是武侠、恋爱、伦理之类的东西，因此 秋白也认为应该进一步了解情况，慎重考虑。
会后，我想起了洪深，他社会关系多，和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 都很熟悉，于是我和杏邮就一同去找洪深。
我们说明来意之后，洪 深笑着说，这件事“首先是我策动”的，事情的经过是明星公司为了 《啼笑姻缘》的摄制权问题，打了一场官司，而“九一八”事变前后， 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到北京去拍外景，又传出了沈阳沦 陷之夕，张学良正和胡蝶在六国饭店跳舞的传说，这一传说更因为 马君武那首有名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传 诵一时，使明星公司的老板处于困境。
加上“九一八”、“一二八”之 后，广大群众的爱国抗日情绪高涨，对老一套的武打片、伦理片失 去了兴趣，于是，作为张石川的智囊人物的洪深就向“三巨头”提出 了“转变方向”,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建议。
当时上海 有十来家电影公司，但出片较多的只有“明星”、“联华”、“天一”三 家。
这三家中，按当时的情况，“联华”算是比较开明的，它的主持 人罗明佑是基督教徒，后台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不拍色情片和 《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武打片，也有了孙瑜、沈浮、卜万苍、谭友六这 样的导演。
天一公司(也就是现在在东南亚和香港电影界很有势 力的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前身)的老板是邵醉翁，在三家大公司中 可以说最保守，他是宁波人，上海话说“算盘打得顶精”,只要能赚 钱，什么片子都拍，例如德国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哄动一时的 时候，他敢于出高价包下来，在一个晚上拍成一部纪录片，赚了一 大笔钱。
至于明星公司，则张、郑、周三位过去都和“文明戏”有关， 郑正秋是文明戏的编剧兼“名演员”,以“言论老生”闻名，周剑云是 “剧评家”,有事业心，也比较开通，张石川则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是 一个中间偏右分子，但对洪深这位留美名教授却十分信任，因此， 在“一二八”之后的特定环境中，洪深提出聘请几个左派人士来当 顾问，帮他们出点新的主意，就表示了同意。
钱杏邮和我在洪深家 里从傍晚一直谈到深夜，为了了解明星公司的内情，我们向洪深提出了一大串问题，知道了“三巨头”的性格、心理和对我们的要求， 归纳起来大致是三条：
一、编剧顾问的任务是每月开编剧会议一两 次，讨论公司打算开拍的剧本，更希望提出电影剧本或故事素材；
二、对公司内外可不用真名，公司担保不暴露我们的政治面貌；
三、 每一顾问每月致车马费五十元，写剧本另致稿酬。
之后几天，杏邮 和我又去找了郑伯奇，交换了意见。伯奇在我们这些人中是一个 “长者”,敦厚朴质，待人宽厚，1929年我们办上海艺术剧社，他就 是我们的“社长”,因此谈到电影，他就表示了异常的热心，认为这 是一个很好的扩大进步文艺影响的机会，只要组织上同意，他愿意 参加。
大概是6月底，我们在“文委”会议上向秋白汇报了我们了 解到的情况之后，就得到了秋白的同意。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 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 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妨利用资本家的设 备，学一点本领；
当然，现在只是试一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更不 要幻想资本家会让你们拍无产阶级的电影，况且他们只请你们三 个人，你们既没办电影的经验，又没有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本领，所 以特别要当心。“
你们特别要当心”这句话，我们三个人琢磨了很 久，大家都认为这句话涵义很深，一是要我们谨慎小心，坚持立场， 同时，由于电影界情况复杂，风气不好，所以要我们防止沾染不良习气。
在一个盛夏的晚上，杏邮、伯奇和我在善钟路、霞飞路口的一 家外国人开的 DD 咖啡馆和周剑云见了面(在DD 咖啡馆见面是 我约定的，因为这地方安静，我常在这个地方约人见面，店主的外 国老太太，把我当作常客，相当客气)。
可能是钱杏邮已经向周剑 云介绍了我们的姓名，所以周剑云对我们非常客气，讲了一些“久 仰大名”之类的客套话之后，就单刀直入地说：这次“明星”请你们 帮忙是有诚意的，主要是请你们对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最好还是要请你们写剧本。
我试探了一句：听说电影是要经过工部局和 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的，我们写的剧本怕通不过吧。
他点了点头 说：要检查，但只要“不太刺眼”,还是有办法的。
接着他带点神秘 的口气说，各位也许不了解，工部局也好，市党部也好，只要有熟 人，必要的时候“烧点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顾问的聘书上不 署三位的大名，就是为了这个，当然，我相信你们会了解公司所处 的环境的。
这是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最后 约定了下个星期参加他们的编剧会议。
我们三个人都取了一个化名，钱杏邮叫张凤梧，郑伯奇叫席耐 芳，我叫黄子布。
参加第一次编剧会，是在下了一次阵雨之后的晚 上，在杜美路明星公司召开的，参加者除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 外，还有三位明星公司的主要导演，即程步高、李萍倩、徐欣夫。
开 会之前，先由周剑云一一作了介绍，在会客室里寒暄了几句，然后 正式开会。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总算接触过不少社会上的各式人 物，但不论在开明书店、立达学园、乃至“左联”,绝大部分都是知识 分子，而现在，真的得和资本家打交道了，于是秋白的“你们要特别 当心”这句话，又重新浮上心头。
张石川的魁梧和郑正秋的瘦小， 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张颇有点“老板”气派，而郑正秋则不像文明 戏演员，举止谈吐都像一个很有涵养的书生。
在三位导演中，程步 高和李萍倩都是知识分子，程步高还能讲流利的法语，而徐欣夫则 颇有一点江湖气，后来才知道他还是上海工部局的一个“特别巡捕”(所谓“特别巡捕”既不是“包打听”,也不是“三道头”,按性质可以说是志愿警，平时有自己的职业，有特殊情况时可以穿上警装， 替工部局服务)。
这一天除了张石川讲了开场白，对我们表示欢迎 和希望之外，主要的发言人是洪深，“洪老夫子”的口才是有名的， 那一次会上我们正好像听了一次他口若悬河的演说，他从“一二 八”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起，讲到电影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电影目前所处的危机，结论是电影一定要革新；
这些大道理，他事先都 和我们谈过，却想不到当着三位老板和三位导演(还有一个叫王乾 白的秘书),特别放大了声音说：工部局、市党部对电影都要审查， 但是“没有一个定律没有例外”(这句话他讲的是英文),“没有一个 条例没有空子可钻”,所以，请你们三位先研究一下审查条例，然后 想出一些对付它的办法。
这一席话，我们听了颇感意外，可是 张石川、郑正秋也居然微笑点头，似乎也表同意。至于剧本问题， 好像他们都还没有准备，除了程步高说，前一年五省大水灾，他到 汉口去拍了一点外景，也看了不少“救灾”场面，他想以水灾为背 景，编一部故事片，等写出草稿后再请各位指教之外，没有多谈。
我们也只说了几句客气话，会议就算结束。周剑云送我们出来，看 见有一辆漆着明星公司商标的汽车停在门口，周剑云客气地请我 们上车，说要送我们回去，但我们都婉拒了，理由很明白，在当时的 情况下，我们的住处——甚至方向，都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过了一天，我们三个又在赫德路杏邮家里开了一个小会，研究 今后对策，根据前天晚上开会的情况，和洪深和我们谈过的明星公 司的过去和现况，以及对张、郑、周等人的作风性格，我们得出的初 步看法是：
一、这次“三巨头”邀请我们是有相当诚意的，不像是有 意设置的陷阱；
二、“三巨头”中张石川有决定权，而张对洪深是信 任的；
三、我们懂得洪深的政治态度和性格，但觉得他那晚上讲话 似乎有点过火，
于是我们商定，“初出茅庐”,还是稳重一点为好，一 是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二是不要因为资本家有求于我，就认 为可以为所欲为。
万事开头难，我们一定要先和老板、导演们搞好 关系，解除他们对“左”派的疑虑，待人以诚，认真地帮助他们拍出 几部好影片来，站定了脚跟，然后再看具体情况，稳步发展。
在这 次讨论中，伯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待人以诚”这句话，就是 他提出来的。这一方针后来我们分别和秋白、雪峰、翰笙他们谈过，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要在荒凉而又荆棘丛生的电影园地上去建立一个进步文艺工 作者的立足点和逐渐发展的基地，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显然是不够 的，单靠我们这几个外行人写剧本，到票房价值至上的电影界去打 天下，也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就和洪深、田汉、阳翰笙商量，想出了一些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
这就是：
一、通过当时在报 刊上已有的戏剧评论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批评，批判反动的 外国电影和宣传封建礼教、黄色低级的国产电影，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
二、把当时在话剧界已经初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导演、演 员，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进电影界去，培养新人，扩大阵地；
三、翻 译和介绍外国(在当时，主要是苏联)进步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剧 本，来提高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
事隔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 这几项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评工作。我们很快地组成了一支 有力的影评队伍，打进乃至占领了包括《申报》在内的各大报的电 影副刊；
其次，对我们陌生的电影界输送新人和争取同路人，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1932年秋到1933年冬(这一年11月12日， 国民党组织了一批自称“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暴力团，捣毁 了艺华电影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就有一批“左联”、“剧 联”的盟员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加入了“明星”、“联华”、“艺华”公司， 初步形成了一支新的队伍。
至于创作进步电影剧本问题，解放后 的许多记述和回忆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史料中(如《中国电影发展 史》),我认为对这方面的工作，有不少过誉或溢美之词。
以明星公 司出品的《狂流》为例，把它说成我的“创作”,作了过高的评价，我 认为是欠妥当的。
对此，我得说明一下当时编剧方面的情况(这里 讲的是明星公司，联华公司有孙瑜这样在美国留过学的导演，也许 会正规一些),据我们所知，在明星公司，不论张石川或郑正秋拍戏 时用的还只是“幕表”,而没有正式的电影剧本，所以我们参加了明星公司，参观了他们的拍戏现场之后，对于他们用这种办法居然能 拍出像《孤儿救祖记》那样的影片，真有点感到吃惊。
他们拍戏之 前，先由导演向摄制组(当时也还没有这个名词)全体讲一遍故事， 所谓“幕表”只不过是“相逢”、“定情”、“离别”……之类的简单说 明，开拍之前，导演对演员提出简单的表演要求，就可以开灯、动机 器，而且很少N.G., 我真的佩服他们的本事实在太大了。
由于这 种情况，作为“编剧顾问”,我们和导演们交换了意见之后，我觉得 应该和可以帮助他们的，首先是根据他们已有的故事情节，给他们 提一些意见，并写一个成文的提纲乃至分场的梗概。
程步高的《狂 流》,就是通过这种程序拍出来的，我听他讲预定的故事，记录下 来，然后我们三个人(有时洪深也来参加)仔细研究，尽可能保留他 们的情节和结构，给他写出一个有分场、有表演说明和字幕(当时 还是无声的所谓“默片”)的“电影文学剧本”,经导演看后再听取他 们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加工，最后在编剧会议上讨论通过或者重新 修改。
我和程步高最初合作的“剧本”,如《狂流》等，都是这样定稿 的。
这样做有许多好处，首先是解除了刚认识不久的导演们对我 们的戒心，觉得我们尊重他们的原作，不强加于人，目的是为了提 高电影的质量，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可以“渗入”一点新意，他们不 仅不觉得可怕，而且还认为拍这样的片子可以得到观众和影评人 的赞许(当时的国产电影观众主要是青年学生、店员、职员和小资 产阶级，所谓“高级华人”是不大看得起国产片而迷信美国片的)。
这样，经过几部片子的合作，一方面，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 朋友，同时，我们这些外行人在合作中也逐渐学会了一些写电影剧 本的技术。
从1932年起，不到一年，电影界就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新生 力量，一方面是许多“剧联”成员参加了电影工作，如郑君里、金焰、 王人美等加入了“联华”,沈西苓、司徒慧敏、柯灵(高季琳)、王莹、陈凝秋(塞克)等加入了“明星”,同时，我们和程步高、李萍倩，田汉 和史东山、卜万苍、孙瑜、蔡楚生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由 于我们“待人以诚”,真诚地帮助他们提高质量，所以这些当时电影 界知名导演，绝大部分都成了进步电影的同路人，后来有不少人还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程步高为例，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4年， 他可以在约定的时间把他华安大厦七楼住房的钥匙交给我，作为 地下党开会之用。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记述一下影评工作。
当时在上海，除了地 下发行的党刊之外，没有一家我们自己的报纸(《文艺新闻》前后发 行了六十期，终于在1932年6月20日停刊)。
因此，要发表影评， 非在公开合法的大报上争取版面不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剧评 家和各报副刊编辑的私人关系，及各电影公司广告部和各报经理 部关系等),先后把上海各主要大报的副刊争取过来，在副刊上开 辟了影评园地。
当时实际从事电影工作的人还不多，还没有建立 党的电影组织，但“剧联”却已有许多盟员在从事剧评工作，所以经 “文委”同意，先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影评人小组”,这是一 个党领导的松散的群众组织，通过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欢迎影评 工作者自由参加。
由于它是公开的、合法的团体，所以参加的人很 多，接触的面很广，《申报》的“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 报”、《晨报》的“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的“电影新地”、《民报》的 “电影与戏剧”,几乎全部为这个小组所掌握，
主要的影评工作者有 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等，
我和郑伯奇、陈鲤庭、 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聂耳也写了不少影 评。
这个组织成立得最早(1932年7月),持续得最久(八一三抗 战后大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离开上海，这个组织的不少人还留在 “孤岛”继续工作),也可以说斗争得最剧烈，这件事，在中国进步电 影发展史中，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为这支队伍不仅为进步电影扫清了道路，而且为左翼文艺工作挣脱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束缚， 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已经记不起是哪一个月，大约是在1932年初冬，当我们在 电影界初步占领了一些“立足之地”之后，田汉、杏邮和我向“文委” 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报告，这次会，秋白也参加了，他对我们报告 的内容，似乎感到新奇，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的做法，但还是再一 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初战告捷而放松警惕。
我在前面说过“左联”后期的起点应该划在“一二八”战争之 后，这不单是由于主观上的工作方法的改变，也还有由于民族矛盾 的上升而出现的一些客观条件。
我们可以按时间次序，看一看以 下的事实：
1932年5月，明星电影公司请钱杏邮等三人任编剧顾问； 同年秋，田汉(陈瑜)任联华影片公司编剧；
同年7月，蔡元培、杨杏佛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 月17日正式成立，鲁迅应邀参加了这个组织；
同年7月15日，《申报》馆出版《申报月刊》,编辑部有不少进 步分子；
同年11月，《申报》副刊“自由谈”改组，黎烈文任主编；
同年11月16日，商务印书馆复刊《东方杂志》,由胡愈之主 编。
这一客观形势，迫使“文委”及其所属联盟逐步改变了过去那 种“作茧自缚”式的“左”倾路线和关门主义。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 文委决定了乘机四面出击，各联盟成员可以在《东方杂志》、《申报 月刊》上撰稿，同意了“剧联”成员打入各电影公司和各报副刊，不 少党员走出“地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电影专刊”的编辑，王尘 无当了《晨报》“每日电影”的编辑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 时还在王明路线时期，“文委”(包括领导“文委”的秋白在内)要一下子冲破“左”倾路线和宗派主义是不容易的。
我记得“一二八”之 后，我们到沪西美亚绸厂去支援工人罢工，散发的传单中还有“武 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沪西区委对工会干部讲话中，也还在宣传 “全国革命总爆发”,但是无论如何，上海市民、小资产阶级乃至一 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如《申报》的史量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已经有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这对我们革命文艺工作的发展，给了有 利的条件。
我想，上面谈到过的歌特的两篇文章，就是在这种特定 的形势下发表的，这也说明了在当时“临时中央”内部，也已经有人 感到有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之必要了。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