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次陆川涉足电视剧领域，执导悬疑剧《借命而生》，其中三位重要的女性角色：钟楚曦饰演的“杀猪女”刘芬芳，林博洋饰演的工厂女工孙永红，以及艾丽娅饰演的妈妈崔丽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其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以及如何在现实主义题材中展现中国女性命运的绝佳视角。

陆川导演在现实主义题材上的作品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他对复杂社会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现实主义的执导风格，在中国电影界还是有重要地位的。

从早期探讨藏区生态困境的《可可西里》，到引发广泛讨论的战争题材影片《南京！南京！》，他的作品往往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描绘而被影迷讨论。

这次陆川涉足电视剧领域，执导悬疑剧《借命而生》，其中三位重要的女性角色：钟楚曦饰演的“杀猪女”刘芬芳，林博洋饰演的工厂女工孙永红，以及艾丽娅饰演的妈妈崔丽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其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以及如何在现实主义题材中展现中国女性命运的绝佳视角。

这次我来扒一扒陆川在《借命而生》里塑造的这三位女性角色，探讨她们在剧中所承载的时代意义和镜头下呈现出来的颇具时代特色的美感，以及在一部以男性为主的悬疑剧中如何绽放出各自的亮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陆川在《借命而生》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先简单回顾一下他以往的作品《南京！南京！》，电影尽管以战争的残酷是为主基调，但其中女性角色的描绘依然令人印象深刻。高圆圆和秦岚、江一燕饰演的三位角色，每次想起了都有点不忍直视。

这不是我对角色的怜惜，而是充满了民族的痛苦记忆。就好像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以及其他类似的题材一样，这种题材的电影我是真的很难说喜欢。

《南京！南京》中的女性角色在战争的阴影下展现出非常悲惨和脆弱的一面，成为战争和男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展现出了作为女性惊人的勇气和韧性以及在绝境中散出来的人性和道德光辉。

这种女性主义的人性和道德光辉是对惨无人道的日寇暴行最好的反击，也是对战争暴力最强有力的反抗。

这种在极端环境下对女性复杂性的刻画，反映出了陆川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绝逼不会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脸谱化呈现层面。

陆川在《借命而生》在悬疑题材的框架中，将女性角色的塑造放置在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主义体系中，就像剧中被层层大雾封锁的深山一样，预示着一场艰难的命运破局之路。

《借命而生》延续了陆川对人性深层次探讨的风格，同时在角色塑造上注入更加细腻的写实感。虽然这部剧依旧是围绕男性角色展开的叙事，但“杀猪女”刘芬芳、工厂女工孙永红、崔丽珍这三位女性角色却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这部剧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刘芬芳的白，孙永红的艳，崔丽珍的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颜色，也为中国影视剧中常见的现实主义女性形象注入了更多新意。

刘芬芳这个“杀猪女”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传统影视剧中“女性柔弱”或“男性强势”的套路，镜头中的“反差美学”在刘芬芳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刘芬芳扛着半拉猪肉、挥刀砍肉时的从容熟练，将美感与坚韧融为一体。从她出场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角色不是一个温顺的工具人，也不是所谓的“大女主”，而是复杂、粗粝、真实得让人无法拒绝的女性形象。

陆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角色的喜爱，于是给了她一个“MV”的待遇。

钟楚曦赋予了刘芬芳一种鲜活的力量，她的动作中既有杀猪时的干脆利落，眼神中也隐约透露着作为女性的美好期望。她身上既带点市井的粗糙，又有一种与生活搏斗的坚韧，这种美感的塑造让她的角色显得很丰满，不单薄，与剧中的男性角色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陆川以一种“直男”视角，将女性的命运嵌入到宏大的叙事中，但并未掩盖女性独立个体的情感诉求，譬如偷偷开申请结婚时的“大女子主义”，下岗后的情感困扰，准备再就业开“蹄花”店时“假装”温柔的撒娇等，这种克制而有力的表达是陆川在内心深处对女性的一种高级尊重。

孙永红作为一个工厂女工的形象，这个角色似乎承载了中国产业化进程中女性群体生存状态以及那个时代浪潮下女性群体的精神向往。

相对于刘芬芳“嫁个好男人”和让丈夫“走出大山”这些接地气和朴实无华的诉求，孙永红在精神上则更加充满了浪漫主义，那就是要走出去，去北京、上海，去外面的世界，走出现实的生存困境和被“父权”控制的一生。但是徐文国自顾不暇，无法“带她走”，最终她被迫嫁给了厂长的儿子。

林博洋用一种内敛却极富张力的表演，让这个角色的命运充满了宿命感。就像我们身边那些太多“红颜薄命”的人一样。因为她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别人身上，无法主导自己的一生。

她们悲剧也在于被社会环境困住的同时，往往内心还依旧在坚守着希望与尊严，这就是痛苦的来源。大多数理想主义者的痛苦就在于此吧。

林博洋的表演让人很难用简单的同情或共情来形容，她的细腻处理让这个角色显得无比真实，你却能从她的神态间察觉到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她内心深处对更好生活的渴求。这种美不是直观的，而是藏在每一个微表情和细节里。

老戏骨艾丽娅饰演的崔丽珍，是整部剧中母性光辉的代表，更是无数经历世事沧桑与隐忍的中国母亲的缩影。

她的角色承担着家庭中最重要的保护作用，既要在时代洪流中维持家庭运转，又要在面对儿子命运的巨大转折时保持克制和理智。

从某种意义上看，崔丽珍身上所体现的美感是一种时代伤痛，是一种历经苦难后依然不妥协的生存大智慧。艾丽娅扎实的表演功底将这个角色赋予了一种沉静的力量，她并不喧嚣，也没有煽情的台词，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道眼神，都是对这个角色悲剧性的深刻诠释。

可以说，崔丽珍不仅是一位母亲，更是传统中国女性生命韧性的象征，她的命运让人叹息，却又无比真实。

《借命而生》作为一部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悬疑剧，三位女性角色并没有被弱化，反而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和深化主题的重要元素。刘芬芳的存在如同刀锋，她主导了自己的宿命，也带出了时代的美感；孙永红则更像是鲜花，鲜艳却又娇嫩，她预示着浪漫与残酷的时代扭曲；而崔丽珍宛如树根，在家庭的庇护与崩塌中展现了传统女性的隐忍与担当。

三个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女性视角，既延续了中国现实主义题材中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也为当代女性形象在影视剧中的表达开辟了新的视角。

陆川用他一贯的深刻视角，将女性角色的复杂性和现实处境刻画得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没有过多的戏剧化渲染，却让这些人物更加鲜活，把“女性与命运”的主题嵌入到了现实主义悬疑剧的氛围中，让她们不再是简单的附属品，而是独立于男性视角之外的另一种力量。

这样的创作，为女性角色的塑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悬疑之外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来源：大米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