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清明档有个有趣现象，《向阳·花》里，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是一个罪犯母亲，为给失聪女儿买20万的人工耳蜗铤而走险；《不说话的爱》里，张艺兴饰演的小马是一个聋人父亲，为了留住女儿抚养权而误入犯罪的深渊。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扎堆在特殊群体的角色里。

时光编辑部 |野蔷薇

电影里开出花儿。

【时光聚焦】第5期

今年清明档有个有趣现象，《向阳·花》里，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是一个罪犯母亲，为给失聪女儿买20万的人工耳蜗铤而走险；《不说话的爱》里，张艺兴饰演的小马是一个聋人父亲，为了留住女儿抚养权而误入犯罪的深渊。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扎堆在特殊群体的角色里。

同样的现象在去年已经相当明显。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里饰演脑瘫青年刘春和；佟丽娅和黄明昊在《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分别塑造了断臂女性和听障少年的形象；展望五一档，张婧仪为了在《独一无二》中饰演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听人女儿，也因此学习了手语。

青年演员集体卸下精致的服装，抹上粗糙的妆容，学习小众的手语，奔向现实主义的剧组里。

这场立意崇高的创作实验背后，究竟是真心关怀特殊人群，还是故意制造宣传噱头？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演绎特殊人群，对抬高电影票房，对影人转型发展是否有加持作用？当流量演员+苦难题材成为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密码，电影行业又迎来了怎样的回响？

流量能转化为票房吗？

中国影史上不乏聚焦特殊群体或底层人民的现实主义佳作，从薛晓路执导、展现孤独症患者困境的《海洋天堂》，到娄烨镜头下描绘盲人世界的《推拿》，都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展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但文艺属性与沉重题材的双重特质，始终使它们难以突破票房的困局。

近年影视行业尝试以"流量演员饰演特殊群体"的模式破局，试图通过明星效应与社会议题结合，为现实题材电影带来更可观的商业价值。

2020年，易烊千玺和刘浩存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塑造了一对性格截然不同的癌症患者形象，映照出这个特殊群体面对人生挑战的不同态度，14.32亿的票房佳绩似乎验证了流量演员+苦难题材这条创作路径的可行性。

这种路径渐渐被复制，尤其进入后疫情时代，影视行业发生巨变，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越来越多地在现实题材电影亮相，易烊千玺、赵丽颖、张艺兴、李庚希、彭昱畅等都在电影里演起了特殊群体。要么是重症患者、要么是残障人士，要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有需要照顾的残障家人.......

对于演员来说，这类人物表演空间更大；对于电影来说，流量加盟也无形中抬高了商业价值。

不过随着行业环境变化，残酷的市场数据撕碎了流量带来的票房期待。

今年清明档，“想看人数”最多的《向阳·花》和预售成绩最好的《不说话的爱》无疑是映前热度最高的电影。这一来得益于赵丽颖和张艺兴的影响力，二来是因为两者题材都有一定的话题性。

《向阳·花》主打女性主义，《不说话的爱》走温暖路线，两者都承载着较高的市场期待，上映首日都获得了排片倾斜，25%和20.5%的排片占比分列清明档首日前两位。

可惜两部电影都没有接住市场的偏爱。从首日上座率已经可以看到，《向阳·花》（4.8%）和《不说话的爱》（4.7%）远低于《我的世界大电影》（10.3%）和《哪吒之魔童闹海》（11.1%），映前声量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票房。最终，游戏改编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以黑马之姿夺得清明档票冠，《向阳·花》居于次席，预售第一的《不说话的爱》打不过上映2个多月的《哪吒2》。截至发稿，《向阳·花》和《不说话的爱》预测总票房已较映前大幅下跌。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除了电影市场流失大批观众，不可否认的是，流量经济再次在电影市场失灵的事实。

《小小的我》上映初期同样备受关注，易烊千玺作为当下最具票房号召力的青年演员之一，每一次亮相都受到瞩目。但该片最终未能如预期般引爆票房，7.65亿的成绩在易烊千玺一番电影里并不出彩。此外，《我们一起摇太阳》票房扑到一度撤出春节档，二轮上映后累计票房2.74亿。坐拥暑期档优势，佟丽娅和黄明昊主演的《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票房刚刚过了1500万。

现实题材电影近年越来越受到推崇，但流量明星的加入也不见得为电影票房带来附加价值。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当流量明星试图撬动弱势群体题材时，电影的粉丝属性直线上升。

折射到电影市场的影响是，电影映前的预售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但因为口碑带来的长尾效应有限，映后的票房曲线往往很难走出漂亮的弧度。

折射到电影创作的影响是，流量明星加盟往往导致创作重心偏移。当重疾和残障成为推动剧情的万能设定，当奇观化的表演沦为呈现核心，弱势群体的真实困境正在被符号化肢解。流量演员主演，聚焦底层群众的电影也催生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立意崇高的创作实验背后，究竟是真心关怀特殊人群，还是故意制造噱头？

关怀社会还是制造噱头？

《向阳·花》关注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的困境；《不说话的爱》以聋人家庭的亲情羁绊为主线；《小小的我》深入脑瘫患者的生活世界；《我们一起摇太阳》讲述两个身患重症的年轻人关于“生命接力”的约定。不可否认，在银幕上展现被社会忽视的特殊人群，唤起观众对于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这类电影选题本身具有积极意义。

《不说话的爱》在宣发期间邀请听障群体参与观影交流，同时推出了助听字幕版；《小小的我》上映后发起了“苔花公约”，推动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这些行动确实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关怀，让观众开始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也为电影赋予了深刻的社会价值。

但问题在于，当流量演员“化身”为特殊人群，其主角光环不断被刻意放大时，可能遮蔽配角的发挥空间，更可能弱化社会议题的存在感。

例如，黄尧在《不说话的爱》中饰演经济条件优渥的木木妈妈，周雨彤在《小小的我》中饰演阳光健康的雅雅，她们是男主生活中最亲近的人之一。但从剧情发展来看，她们不仅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线，而且游离于男主的蜕变之外。这两部电影几乎成了张艺兴和易烊千玺的“独角戏”。

回归到故事层面，真正展现电影议题的篇幅也因为主角光环放大而收窄了，《向阳·花》中，筹钱给失聪女儿购买人工耳蜗是高月香的精神支柱。但放眼全片，失聪女儿的形象单薄如符号，母女间仅有数次仓促的同框，这条线显然不够完整。

流量演员+苦难题材这条创作公式里，电影的叙事方式“偏移”成了以流量演员为核心。宣传方式亦同样如此。社交平台上，赵丽颖、张艺兴的手语表演被反复渲染成“敬业”证明，易烊千好玺塑造脑瘫形象时的歪嘴、抽搐等外化表演成为热话。

类似片段被单独剪辑出来并反复传播。因为片方深谙收获流量的法则：放大演员颠覆演技等物料，比严肃的社会议题更容易制造传播爆点。

这种营销策略带来的影响是，公众讨论大多围绕流量演员而非社会议题本身。当电影从“为特殊群体发声”异化为“为流量演员造神”，特殊群体最终沦为陪衬的对象。

这种矛盾在舆论场中体现得更为赤裸。

《向阳·花》路演时，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听障儿童母亲观影后，公开向站在台上二搭赵丽颖诉说自己与高丽香类似经历，对电影表达了深深的共鸣。而这段小插曲发酵之后，登上热搜的却是赵丽颖听故事时落泪的镜头。特殊群体的声音在喧闹的流量狂欢中再度失语。

底层叙事成了流量转型的跳板？

流量演员涌入现实题材里饰演特殊人群，或多或少是出于转型考虑。摆脱单一的形象标签对影人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冲击奖项，更有利于攀登事业新高峰。

拿赵丽颖来说，从《第二十条》中戏份不多的配角，到《向阳·花》中的一番女主，相较于同辈演员，她转型的步子迈得很大了。

同样深陷社会边缘，同样为了孩子对抗命运，郝秀萍和高月香这两个角色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随着手语越打越熟练，赵丽颖亦通过两场“失语者”的表演，在现实题材领域踩出了属于自己的脚印。《第二十条》令她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殊荣，已经证明了她在转型这条路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一步一步转型，蜕变成影帝的典范不得不提吴慷仁。电影《富都青年》中以无声表演动人的哑巴“阿邦”，正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中苦恋梁慕橙（安以轩 饰）的“花拓也”。

近年华语电影也涌现出一批聚焦特殊群体的作品。吴慷仁主演的《富都青年》以及钟雪莹主演的《看我今天怎么说》都是以底层聋哑人为主角的电影。

戏中饰演哑巴，全程依靠手语表演的吴慷仁凭借《富都青年》获得了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戏中饰演听障者，努力模仿正常人说话的钟雪莹则凭借《看我今天怎么说》获得中国台湾金马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同时提名了今年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虽然每个电影奖项的具体评选标准有所差异，但表演类奖项，评审依据不外乎是演员的表演技巧、角色深度、情感传达等。无论是重症患者还是残障人士，抑或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饰演特殊群体大概率会比饰演普通角色更容易令演员找到发挥空间。基于此，流量演员扎堆特殊群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去年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授予了《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李庚希。评委会评语指出，“李庚希在影片中与角色融为一体，以纯粹有力，细腻真挚的表演，鲜活生动地刻画出凌敏的痛苦与坚韧，抗争与希冀。在微妙表情动作中传递情感变化，在泪水滑落间深挖角色内心，展现出一名青年演员在表演上的敏锐与成熟。

”“痛苦与坚韧”“抗争与希冀”“泪水滑落间深挖角色内心”等表述，折射出评委对演员技巧和角色深度的重视。这种评奖偏好也夯实了演员转型的内在逻辑：特殊群体角色所蕴含的情感烈度与身体奇观，往往能提升表演者层次。饰演特殊人群从来不是创作的根本目的，而是攀登职业阶梯时，最趁手的那把榔头。

流量演员+特殊群体变成创作密码无可厚非。创作者们应该反思的是，当流量演员在特殊角色中获取到足够的颁奖季筹码时，银幕中这部电影究竟发出了哪些震耳欲聋的呐喊？演员为电影增色，电影为演员赋能，双赢未尝不是良性循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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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time时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