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二战”后的意大利，迪莉娅（宝拉·柯特莱西饰）每日在丈夫的暴虐下生存，出门工作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喘息机会。一天，迪莉娅收到一封信，她藏起它，避免被丈夫发现。

明前茶

《还有明天》剧照

1946年，“二战”后的意大利，迪莉娅（宝拉·柯特莱西饰）每日在丈夫的暴虐下生存，出门工作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喘息机会。一天，迪莉娅收到一封信，她藏起它，避免被丈夫发现。

电影《还有明天》的故事以迪莉娅无缘无故挨的一记耳光开始，女主角只错愕了两秒就开始若无其事地梳头，暗示她挨打已持续多年。影片的开头是令人窒息的琐碎家常：迪莉娅忍受丈夫吹毛求疵的指责，忍受两个儿子的蔑视，忍受女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目光，接着她出门打工，赚取要上缴给丈夫的工钱。当迪莉娅踏出家门，这部黑白片以音乐展露出幽默与鼓舞人心的一面。在轻摇滚的伴奏下，镜头流畅切换，迪莉娅展现出工作多面手的聪慧：为富人打针，去伞厂打工，去纺织品商店交换缝补物件……她昂首阔步，自信满满，沿途，她经过朋友玛丽莎摆摊的菜市场、美国大兵的管辖区和旧情人的汽车维修厂。她与老友闲谈，也躲避着温情的注目，她知道，若被丈夫目睹她与别的男人搭讪，会招来更恐怖的殴打。

她带回美国大兵派发的巧克力给孩子品尝，丈夫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给“站街的女人”派发的礼物。于是，两个人近似贴身热舞，却在肢体的扭曲中，眼神的压迫和闪避中，将丈夫殴打妻子的节奏，展现出“以爱写痛”的惊悚效果。丈夫的嫉妒、恼怒与控制欲，在这场“双人舞”的情歌伴奏中一览无遗。歌者充满反讽地唱着“没有什么会分开我们”，歌词超脱了当下情景，似乎既在暗示迪莉娅无力逃脱的悲惨命运，也在暗示夫妻俩的往日誓言与温情。的确，在迪莉娅又一次被痛殴之后，丈夫忽有愧疚：他紧抱迪莉娅，表达他的忏悔，电影蒙太奇展现了两人青春时相恋的甜蜜，一支浓情意大利颂歌适时响起。此时，观众会由衷地感受到脊背发冷——难道从军归来的丈夫，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她的痛苦？往日的温馨是何时消失的？

《还有明天》通过黑白影像，真实还原“二战”后女性充满压抑的遭遇，也淡化了家暴带来的伤口与血痕，使观众更专注于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觉醒。这种觉醒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迪莉娅对女儿命运的关切。年轻气盛的女儿曾扎心提问：“活成你这样我宁愿去死！你为什么不离开？”母亲嗫嚅道：“我能去哪里？”

就在观众感觉迪莉娅一直会忍受下去时，她开始反击了。当她回家，发现女儿的未婚夫和丈夫当年一样，威胁性地要求她婚后无条件地服从他，遂提醒女儿要看清眼前人，“你还有时间”，却遭到女儿的回怼，“你也有”。当有人要伤害女儿，这位愤怒的母亲开始用意大利面计算炸药用量，用晾衣绳策划逃亡路线，炸掉了未来亲家公的咖啡馆。

从暴力与控制在家庭内部的传承来看，《还有明天》必须要回答“娜拉出走，去往何处”的问题。宝拉·柯特莱西在她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中，设置了大量的“错觉引导”，精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一封被藏起的约定信，从上缴工资中抠出来藏在内衣里的私房钱，零头布制作的新衣裳，刻意隐瞒老公公的死而一定要蹑手蹑脚、争分夺秒地出门，一切，似乎都暗示迪莉娅将与初恋私奔开始新生活。然而，导演最终以草蛇灰线的叙事策略，设计了一个反常规的故事高潮：迪莉娅不是想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是要出门投票，要为女性这个被盘剥、被忽视、被鄙夷的群体发声。她出门后，无数手持选票的女性也出了门，是的，那就是她们收到的“神秘信函”——作为被打压的命运共同体，此时，1300万意大利女性汇成洪流。因为选票沾上口红会被视为废票，她们就在投票站奋力抹去口红，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背水一战的坚毅。

投完票，迪莉娅直视台阶下满脸戾气的丈夫，这是她第一次敢于直面他。她与台阶上的所有人一起直起腰，抿紧嘴唇，对暴力与恶意说“不”。电影的主题曲在结尾响起：“我没有保护自己的盾牌，也没有抵御敌人的武器，我有的只是口中的舌头，也许还有口袋里的半个梦想。” 影片挣脱了一般受压迫的绝望主妇私奔或反杀的套路，而是以迪莉娅加入公共议题为转变契机，鼓舞深陷困局的女性：真正的救赎不是逃离某个具体的家庭，而是敢于为自己的权益共同发声。

宝拉·柯特莱西的表演，为迪莉娅这一角色增加了“震耳欲聋的沉默力量”：憔悴愁苦的面容，佝偻拘谨的体态，疲惫悲凉的眼神，她将面对丈夫的麻木与恐惧、唤醒女儿时的怜惜与痛苦、策划反抗时的狡黠与机敏，演出了丰富的层次感。尤其结尾，她站在台阶上俯视丈夫、女儿与无数民众，眼中既有阶段性胜利的释然，也有理想未竟的悲凉。这个结尾提供的，正是解决女性全方位困境的有力方案。“嘴里的舌头”，是改变世界的火种。以祖母的经历为蓝本，宝拉·柯特莱西再次证明，女性故事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认知高度，才能在观众脑中激起回响。（作者为散文家、媒体人）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