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为女儿入狱后,她拉上姐妹硬刚命运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4-08 00:14 1

摘要:在这个越来越习惯“二元对立”的电影世界里,我们被教导去迅速判断——好人还是坏人,干净还是肮脏,高贵还是卑贱。但《向阳·花》偏偏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它不急于告诉你谁是受害者、谁是拯救者,而是将观众一把拽进一群女性身上千疮百孔的现实之中,让你去感受她们的血肉、她

在这个越来越习惯“二元对立”的电影世界里,我们被教导去迅速判断——好人还是坏人,干净还是肮脏,高贵还是卑贱。但《向阳·花》偏偏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它不急于告诉你谁是受害者、谁是拯救者,而是将观众一把拽进一群女性身上千疮百孔的现实之中,让你去感受她们的血肉、她们的愤怒、她们的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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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冯小刚的“后转型之作”,像一朵长在铁锈斑驳的监狱墙根的向日葵,用泥泞与阳光调配出一种复杂的生命色彩。它不完美,甚至在结构与情节上屡屡失控,但正是这种“失控”之中,反倒透出了一丝久违的真实气息——不是电影想给你一个答案,而是电影终于肯停下来,让你去问一个问题:在重返社会之前,我们是否真的为她们准备好了“重新做人”的可能性?

监狱不是尽头,而是开始

冯小刚拍过太多关于“中产焦虑”的故事,也曾用《一九四二》探照民族的苦难史,但在《向阳·花》里,他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常年在主流银幕缺席的女性边缘群体——刑满释放的前女囚们。

这部电影以“高月香为女儿筹集人工耳蜗而铤而走险”的情节起笔,看似狗血,却在开场便准确地把观众推进了“底层挣扎”的语境之中。

“入狱”不是耻辱,也不是浪漫化的反抗,它是生活某种极端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影片前半小时的监狱段落里,导演以近乎纪实的笔触刻画了几个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如黑妹的沉默爆裂、邓虹的神经质、胡萍的市井狡黠……

一座女子监狱,既是她们惩罚的场域,也是情感新生的土壤。可惜的是,这部分如若能持续推进,会成为华语电影里少见的“女性版《肖申克的救赎》”。但很快,冯小刚退回了更熟悉的叙事路径,影片步入了情绪戏和情节便利的泥潭。

谁才是真正的“再犯”

故事的后半段试图讨论一个更大的命题:当她们刑满释放后,真正的审判才刚刚开始。高月香出狱了,但她找不到工作,孩子也面临被社会系统“遗忘”的命运;黑妹身上带着秘密的伤疤,也面临身份的剥夺。

邓虹、胡萍、郭爱美的生活各有困境,却共同面对同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社会是否真的愿意接纳一个“前科者”?

电影在这里展示了一种“结构性排斥”。你可以看到她们被邻居指指点点,被用人单位轻蔑地拒绝,甚至在爱里也要被审视、被惩罚。

高月香说:“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长在心里的。”

但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这句台词本身,而是影片在角色不断遭遇羞辱、退却、挣扎之后仍试图挺直脊梁的那份执拗。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选题在剧作上并没有获得足够扎实的承托。从犯罪团伙的神出鬼没,到黄毛的工具人式人设,再到福利院情节的断裂与急转直下,逻辑的松散与偶然的堆叠削弱了本应沉重的社会张力。以至于“像是AI写的后半段”,“真实经验缺席”。

赵丽颖的挣扎

作为这部电影的第一主角,赵丽颖的表演极富争议。她曾在《幸福到万家》中成功实现了表演转型,但在《向阳·花》里,却难以在人物的复杂性与内在冲突之间找到平衡。

一些镜头中,她的眼神过于干净,反而显得不够“有过生活的痕迹”。她用力在表演愤怒、痛苦与抗争,但过度的情绪化反而削弱了人物的真实质感。

而兰西雅的黑妹则是一种反面的胜利。她几乎没有台词,却用肢体和眼神完成了角色的表达。她的聋哑设定,本可以轻易沦为噱头,却在她的控制之下变成了角色性格的一部分:她在某些场景中像一头被驯化过又突然咬人的野兽,也像一只野生动物试图靠近人类时的慌张与迟疑。

这种“剧抛脸”的表演风格为影片注入了一股不稳定但真实的力量。

王菊饰演的胡萍,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角色。她不再是舞台上那位炫目的歌手,而是一位市井气十足、嘴上不饶人但心软如绵的“姐们儿”。

她和黑妹之间的互动,甚至比赵丽颖与黑妹的关系更具有情感张力。而程潇饰演的郭爱美“像是被PS上去的人物”,缺乏动机,也缺乏必要的戏剧空间,像是为了“凑五人组”而设。

影片试图讲述的是女性之间在困顿中的“抱团生存”,但它最终更像是“在废墟上搭建脆弱的帐篷”。

她们彼此之间的支持本应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但由于剧情处理上的失控,这种支持多次陷入情节刻意、矛盾突兀的泥潭——比如雨中的争吵、便利的偶遇、反派的“空心化”——都让这种女性联盟显得更像“设定”,而非“生长”。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尝试是重要的。因为华语影像体系中真正触及“女性边缘身份”的作品少之又少,大部分还停留在“可怜她、赞美她”的表层书写,而《向阳·花》至少试图让这些女性不仅仅是“受害者”,而是“行动者”。她们在道德灰地带里行走,却依然保有火焰与尊严。

影片中的小女孩角色如“麦高芬”。她作为“动机”的存在被不断强调,却缺乏真实的角色建构。她不是“孩子”,而是“剧情拐杖”,这使得母女情感的真切性被大打折扣。

尤其是影片结尾那场母女“冰释前嫌”的戏,安排得过于仓促而失真。那一刻,高月香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被剧本推动的符号。

结构之上,导演的挣扎与妥协

《向阳·花》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它希望成为一部结合社会写实与商业情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希望为“出狱女性”塑造银幕形象。

但冯小刚作为导演的能力和惯性决定了这部作品注定处于撕裂状态。他在第一幕中尽力真实地还原监狱生态,却在后续情节中不断退让,最后甚至落入“特色式”升华与字幕强行总结的尴尬境地。

电影的“愤怒”来得太短,妥协却来得太快。赵丽颖明明正在完成角色的觉醒,但剧情却安排她在下一场戏中变得“温顺而原谅”,这不仅打碎了角色本身,也打碎了观众的情绪建构。

这部片子像是被三体人的智子锁死了。它不是不想讲真话,而是讲了一半就被拽走了。而观众的情绪,也就在这种半途而废里变得空虚。

尽管存在大量剧作漏洞、人物功能化与节奏崩塌的问题,《向阳·花》仍是一部不该被轻易嘲讽的作品。它展现的“出狱女性联盟”固然理想化,但在现实主义语境中,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空间:在泥泞里,也能拥抱彼此、点燃微光。

影片最成功的部分,不是赵丽颖的爆发,不是反派的打脸,不是情节的逆转,而是几位女性在荒芜生活中的相互搀扶——哪怕笨拙、迟疑、甚至短暂,但那一瞬间,她们站成了一簇向阳的花。

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也需要更好的剧本、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但我们不能吝啬于承认,即使是《向阳·花》这样一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看见了“电影的义务”——不止是讲故事,更是替边缘人说话。哪怕说得磕磕绊绊,也依然值得聆听。

来源:凝雪与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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