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文化原创榜·电影丨我们与“后电影”时代的距离

摘要：《雪豹》是万玛才旦的遗作，也是藏地发生的故事。雪豹不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藏民族的理想和精神图腾，围绕雪豹展开的故事是今天藏民族内心的挣扎与坚守。雪豹也是万玛才旦电影精神的写照。影片最后雪豹走入远山的镜头让人动情——如同万玛才旦伟大的背影。（苏牧）

电影《风流一代》剧照。资料图

推荐人：

段炼策展人、制片人

韩帅导演、编剧、电影学博士

苏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王小鲁学者、策展人

周佳鹂导演、编剧，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

★年度电影提名

《雪豹》

《雪豹》是万玛才旦的遗作，也是藏地发生的故事。雪豹不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藏民族的理想和精神图腾，围绕雪豹展开的故事是今天藏民族内心的挣扎与坚守。雪豹也是万玛才旦电影精神的写照。影片最后雪豹走入远山的镜头让人动情——如同万玛才旦伟大的背影。（苏牧）

2024年最令人难忘的电影是万玛才旦导演的《雪豹》，不仅因为是导演的遗作而蒙上一层哀伤，而且是《雪豹》在电影叙事追逐加速主义和奇观幻影的时代有着独特的作者属性，尤为强烈地触及了神圣的生命母题。雪豹闯入了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引发的是关于天、地、人、神之间的博弈与张力。在这桩藏地佛法往事中，导演始终在寻找万物之间微妙的平衡。万玛才旦电影的悲悯之心就在于相信人类可以在这种平衡中安放自己的心灵，结尾处雪豹与喇嘛的挥别饱含着慈悲的凝视，是对世界喧嚣的沉寂回音。（周佳鹂）

《好东西》

对我来说《好东西》是一个新电影，当下性别议题的情绪环境制约了讨论这部电影的维度，无论是作为作品的叙事策略还是作为产品的行销方式，它都兼具了智慧和勇气，与当下相得益彰，做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段炼）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是一次弥足珍贵的表达，它以一个小学生的视角与感受作为尺度去衡量社会与机构的运作，内涵深刻、严肃而又充满了活泼的趣味性。（王小鲁）

《人海同游》

《人海同游》既是对一段粤港社会历史变迁的冷静观察，也是对一个普通女孩内心变化的温柔体恤。含蓄而内敛的表达方式，无法埋没编导出色的艺术原创力，雨林部分作为“梦中梦”的创造性使用，是近年来处女作中最为独特的华彩段落之一。各个细节的地道和考究，也使得它成为一部蕴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的电影，细品之下才可明白其中的百种况味。这样一部“纯手工”制作的电影，在当下是一种稀缺品。（韩帅）

电影《人海同游》剧照。资料图

425.02亿元，2024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定格在这个数字，回到2015年的同期水平。另外一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银幕总数最多的国家，也就是说电影院的观众正在断崖式地衰减。

电影正在失去大众艺术的地位吗？未来，还有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吗？行业内外热爱电影的人提出一个个大哉问。2024年，我们经历过一个打破影史纪录的春节档，8天的假期收获了80.16亿元票房，这似乎说明电影院依然具有活力。但之后的几个档期又在否定这点——几部备受期待的商业大片票房失利，撤档换档成为某种常态。

从表面上看，微短剧正在瓜分人们对电影的兴趣，AI技术则越来越颠覆电影的创作方法。事实真的如此吗？2024年，关于电影之死的讨论很多，但在历史上，电影数次被判处死刑，它至今也依然具有活力。

与此同时，女性电影和文艺片让人们看到活力和可能性。贾玲的《热辣滚烫》、尹丽川的《出走的决心》、邵艺辉的《好东西》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并持续引发现象级的讨论。前几年积压的数部青年导演作品，也于2024年集中在院线与观众相见。在整体市场堪忧的情况下，院线的丰富度在打开，一系列国外获奖艺术片被引进，《坠落的审判》《完美的日子》《如父如子》等作品在不同维度产生回响。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人来华交流，电影依然具有让人们线下相见的召唤力。

综观全年电影，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一部具有国民讨论度的电影，电影越发从大众流行文化变成分众的爱好。如今，电影介入并改变社会的空间在缩减，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电影去寻找自己的同温层。

原创力、开放性亟需提升

南方周末：各位分别谈谈自己在2024年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我们由此展开对这一年电影文化的讨论。

苏牧：我首先推荐《好东西》，导演邵艺辉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她的这部作品我觉得比上一部《爱情神话》还要好。我们在学校教学生写剧本，更多讲的是如何戏剧化，怎么编故事、写人物。电影是依靠戏剧化的。《好东西》依靠的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真实之外，没有判断，没有对错。如同生活本身没有对错。管理者和理论家总是指方向：艺术要反映生活。《好东西》不是反映生活，《好东西》是生活本身。

《风流一代》完全是一部史诗，背后是整个中国20年的变迁，有巨大的格局，很多地方都让人感动，它记录了我们普通人的一张张面孔，也记录了消逝的长江三峡，记录了我们的历史。整部电影用一个近乎无声（女主人公无台词）的办法去处理，直到最后才发出一声叫喊。片中的女主角想要寻找自己的爱情，经过了20年，她最终却只能和商场里一个小机器人交流，这背后包含着贾樟柯的看法。

2024年，我还想特别提及一部电影，那就是万玛才旦的遗作《雪豹》。雪豹是藏地的图腾，也是最浪漫的象征，正好代表了万玛才旦的电影精神。我觉得万玛才旦的可贵在于他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拍自己的生活，尽管也会遭受各种市场的诱惑，但他依然坚持拍摄藏语电影。应该说，藏语电影就是因为万玛个人诞生的，而且他也扛起了藏语电影的大旗，他对自己民族生活的表达非常深沉。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他这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非常可贵的，在2024年我们依然要纪念他。

电影《雪豹》剧照。资料图

周佳鹂：《风流一代》上映的时候，我正在江西景德镇带着学生做社会考察，在那里的一家很小的影院没有这部电影的排片，在我们的坚持下，才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

当我在影院沉浸式地看《风流一代》，非常感动。我看到了贾樟柯导演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他准确地描绘了时代境遇中的个人心理，没有虚夸和华美的东西，而是真诚地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看到时代的变化，如何面对困顿甚至是挫败的。我想结尾的部分，女主角看到昔日的恋人已经衰老，自己也过着一事无成的人生，她见到一群在夜跑的人，发出的一声并不算高昂的嘶吼，在这条由凉爽的晚风和沉默的水泥组成的道路，这声低吼不仅在抵抗时间，更多的是在对抗麻木的人。这是贾樟柯的勇气。

我认为贾樟柯导演一直没有离开这种直面个体和时代处境的追求。他非常坦然地接受这部电影也许没有特别时髦的电影语言，他是用看起来破败的镜头语言去和破败的空间语言对话。两种语言碰撞的结果，就是我们身边那些散落一地的悲伤碎片。他在自己的美学体系里特别自洽，有一种畅游的感觉，给人非常从容的观影感受。

另外我也很同意苏牧老师谈到的，我对在大银幕上可以看见疫情的片段也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忘记我们所一同经历的，选择用电影影像的语言将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历史神圣严肃的态度。

韩帅：《人海同游》是我2024年特别钟爱的一部，也是我陪伴了七年时间，见证它最终完成的作品。也许它在当下的上映有点“不合时宜”，没有踩在任何所谓的社会情绪点上，但它是一个非常忠于导演个人表达的作品。导演蔡杰和核心的主创团队都是广东人，他们对于横跨20年的内地和香港关系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观察，非常地道地表现一个普通家庭这段历史下物理空间和心理上的变迁。这部电影非常珍贵的地方在于它非常含蓄、别致、得体，导演并没有想要在一部电影上面实现多么宏大的野心，而是真诚细致地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它在艺术上是非常有原创力的，它对于梦境的创造性的使用，对于细节的考究，让我深感佩服。

另外还要推荐的是电影《负负得正》，它在2024年“七夕”档期上映，看上去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爱情类型片，但看过的人会发现不尽然，它其实做了很多反类型的尝试，甚至有一点古怪。可是这就是导演温仕培的内心世界，他非常诚实地展现了他这个人的特质，以及他眼中的世界，是一部非常自洽的作品，制片人和主创们在制作上也非常考究，审美非常好，帮助导演将自己所有的手段、经验和想法都成功地融入了作品中，我觉得它的出现，是对爱情类型片多元化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最后一部是刚刚上线的李鸿其导演的《爱是一把枪》，它是用非常少的资金拍摄出来的，制片人单佐龙在有限的条件下，帮助导演最大化地实现了作品的价值，片子也在威尼斯影展上获得了最佳处女作“未来之狮”的好成绩。这部片展现出导演很好的艺术感觉，既能看到对台湾新浪潮电影的承袭，又有非常当代的很轻盈的质地。我想艺术感觉不是一个可以复制或者翻译的东西，但观众看到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共振，在我看来，这部片也是近年来出类拔萃的导演处女作。

段炼：2024年，我对电影的整体感受是原创力的衰落，越来越多的改编作品出现，以及社会情绪的蔓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过去一年我个人愿意提及的一些片子排名不分前后次序，有《走走停停》《从21世纪安全撤离》《破·地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好东西》《年少日记》《刺猬》《负负得正》《最后的告别》以及纪录片《女人世界》……有些电影对我来说是因为比较质朴，尽管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它们依然在处理某个比较传统，甚至陈旧的题材，但处理的完成度很高，也很真挚。其中前五部都可以说是在本土类型化市场做一些类型杂糅的尝试的。比如《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在儿童片这个类型上做了所谓的本土化探索，让我想到尹力导演拍《我的九月》。二者好像是同一个电影类型在不同时代的演绎。我认为在当下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地改变观众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试着去适配他们的观影品位，形成一个比较温良的电影形态，去表达比较温良的价值观。

王小鲁：2024年我去院线的次数也算比较多，但不可能看完全部，就我所观看的影片，我的推荐是：《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刺猬》《好东西》《出走的决心》和《风流一代》。尤其是《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表达特别珍贵，在今天院线的表达范围内，他的表达仍然很完整，它把一个小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六神无主的状态拍得特别好。学校生活是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朱同在学校发生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最后又莫名其妙地被召唤进广播体操队伍，他终于满足了自己归入集体的愿望，但是电影还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个片子很有个性和深度，但是却仍然不乏观赏的愉悦，并没有一味地板着脸去呈现人的心灵状态。

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剧照。

相比较而言，《刺猬》的表达就比较曲折，使得它的完整性受损。我们这些年，一些资深观众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崎岖的阐释路径，去抵达导演的内心和影片的灵魂。所以这部影片仍然非常可贵，我们能感受到它和时代，和我们的历史的深刻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晦涩表达还是会损失它在电影接受上的普遍性，如果你给一个没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去看，他们也许会完全感受不到其中的内涵。我觉得我们电影的表达领域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衰减的。

女性电影创作：警惕非此即彼的对立

南方周末：2024年“女性电影”备受关注，这一年的票房冠军是贾玲的《热辣滚烫》，之后上映的《坠落的审判》《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等作品都引发了各种层面的讨论，韩帅和周佳鹂，两位既是学者，又是导演，想请你们重点聊聊对这个现象的观察。

周佳鹂：2024年这一系列的电影确实是印证了女性创作被大家讨论的频度，以及各种讨论的维度。我是最近才看完《好东西》的，看完之后真的是百感交集。这部电影让我非常清晰地明白了当代流行话语中的“女性主义”是什么样的面貌。我觉得它和《坠落的审判》可以形成一个蛮好的对比，从而看出女性电影所带出的社会语境和话语建构。

我非常理解小鲁老师和苏牧老师对《好东西》的赞誉，在2024年整体市场都比较贫瘠的环境中，这一部电影比较亲民，观影的体验非常流畅舒适，也能够引起共鸣，对年末的电影观众是一种激励。同时，它也掀起了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比较都市化的讨论。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一部电影对于某种立场有过深的涉猎，但在我看来它依然还是一部停留在话语层面的女性主义，一种流行文化视野下的女性主义。当然任何流行都共享同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因为这个世界的构成，是二元对立之外，更多细微的颗粒在流转。

另外，这部电影给我整体的感觉是，它是一部当代比较市场化，比较偏向于大众文化的电影呈现。构建的一种都市文化和上海的人文景观，有好几场戏都给我一种刷到了小红书vlog的体验——那是一种在比较华美的生活处境中，开启了一天的生活的语言方式，我想它是一部年轻人或者女性观众会喜欢的作品，它的票房也证明了这种成功。

电影《好东西》剧照。资料图

韩帅：2024年的确是女性导演的作品“大爆发”的一年，我以前对这样的形容是有一些警惕的，很害怕它成为迪库诺（注：法国女导演，曾经凭借《钛》获得过金棕榈奖）说的那样——类似于“2024年流行绿色，明年流行紫色，现在流行女性电影”的一种传播话术。这种创作，不该仅仅成为一种特定时间内的、标签化的作品存在。我在观察2024年院线的华语电影时，整体感受上还是非常愉悦的，从开年的《热辣滚烫》到《出走的决心》再到《好东西》，包括跨年期间上映的《小小的我》……这些片子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它们的综合品质比较高，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是女性拍的。

这跟我3月重新在大银幕观看《坠落的审判》的感受类似，这可能是我近两三年来看过最好的电影，而不是最好的女性导演拍的电影。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当迪库诺的《钛》获得金棕榈的时候，报道标题一定是“史上第×个女导演的作品获得最佳影片”之类；等到《坠落的审判》同样得奖的时候，报道标题不需要这样做。我们都知道那一年戛纳电影节的竞争很激烈，而《坠落的审判》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水准如此之高，如此毋庸置疑。

我也很赞同周老师所说的感觉，有时候大家在针对女性议题进行创作的时候，还是会不得已地萃取那些“标志性”的片段，再用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去进行叙事，它的样貌多少有一些“公号化”。作为创作者，这也是我的一个困境，没有办法有更大的容量和更好的技艺来做得更加真实和丰富。

王小鲁：《好东西》是大都市的相对精英化的女性意识的表达，有一点小品化和糖果化的意味。其中的很多语言和段子，其实是这几年身边知识女性们经常谈论的一些问题，包括那种谈论的方式和口吻的确都让人觉得耳熟能详，但是它现在能搬上银幕并获得这么多的票房，这一点还是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它的票房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数据来分析我们当今社会文化中女性意识的变迁。

《出走的决心》的表达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和保守，我跟编剧说你们的表达其实回到了女性表达的1.0版本。在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说如果这部电影能下沉到基层市场，其实对于女性还是很有励志力量的。这部影片的票房虽然只有一亿多，但是说实话，也超过了我的预期。后来我做过一点“身边社会学”的调查，发现很多女性都会觉得电影中的男性的确就是她们在生活中遭遇过的男性的样子。所以说它的表达虽然不是那么新潮，但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这个电影的名字也特别具有鼓动的力量。但它的票房与《好东西》相比那么悬殊，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做的没有《好东西》有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够被《出走的决心》所击中的女性观众也许都没有进电影院的习惯，这个电影的女性观众群与《好东西》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包括《风流一代》，我认为也是一个女性视角的作品。赵涛饰演的巧巧不仅仅是所有人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女性。时代的变迁是通过这样一个女性来展现的，因为女性往往是承受更多的。《风流一代》展现了几十年来基层社会生活的质感，那些粗糙的饮食和环境，那些没有得到善待的人群，苏牧老师说这部电影是史诗，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段炼：我非常同意韩帅导演说的那个警惕，因为性别可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共振，而不是持续性的旋律。我看完《好东西》后思考沉淀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电影形式，很符合当下的社会情绪。它可以抛离一个有力的主线剧情，用一系列踩得非常精准的情绪，不卑不亢地带出一些话题和梗，而且做了精心的打磨，并置了非常多的社会议题。我们会发现《好东西》提及了很多并没有展开的主题，但依然能够让大家去埋单，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如何和当下具有购买力，还愿意为电影消费埋单的城市观众之间形成契约。

我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在上海看的《好东西》，那场达到了八成的上座率，片子里所有的包袱都有回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整个那一场当中，男性观众的笑声一定要大过女性观众，在我看来他们像是故意的，以表示他们没有被冒犯到，我觉得这种情形非常当下，而且非常上海。

捕捉同温层，坚守“电影院精神”

南方周末：2024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几个重要的档期，比如暑期档、十一档，票房都很差，很多被市场曾经寄予厚望的导演纷纷失利，没能为市场扛起票房，比如冯小刚、宁浩、陈思诚等。几位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苏牧：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些导演已经缺乏学习了，不再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也缺乏对自身电影品质的认知。

王小鲁：苏牧老师说的有道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在的文化更新换代非常快，话语一直在更新，文化共同体不停地在破碎、瓦解和重建。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人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交流愿望和文化表达权的诉求。

其实中国电影文化的更新迭代一直很快，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之类，这种电影现象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很少见。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文化迭代主要是技术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数码技术，一个是微媒体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模式和文化接受的习惯。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这种现象也来自新一代对于之前文化的排斥，以及对于自己话语权的重视，他们也希望更新，让上一代的文化尽快过去。2024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个新词——老登电影，我觉得特别有杀伤力，让我自己都感觉到惊悚。年轻人不再信任上一代的夸夸其谈，希望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我们应该去善意地理解他们的诉求。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的流行话题，还有一个就是电影的未来。电影到底能持续多久？

周佳鹂：影视公司介入到一些热点和议题后，需要一个开发的时间，但是我发现这个热度更迭的速度远远快于电影产业追逐它的速度。

我认为讨论2024年的院线电影还是有一些灰色的，从春节档之后，我们就一直有这种悲观感：我们的电影院到底怎么了？电影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作为一种在20世纪影响最大的大众艺术，它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进入一种“后电影”时代了吗？我想这不仅仅是电影从业人员的困惑，也是媒体、电影教育者的困惑，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去讨论。

南方周末：说到这里，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的数据，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了504.4亿元，并且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000亿元。另外一个，2024年北美票房榜前十名的电影有九部都在中国公映了，但普遍表现不佳，这似乎证明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也不再是全球性的。这些现实是否也能说明电影必将进入一个分众的时代，而丧失它大众艺术的地位？

段炼：我突然想到疫情期间看到的一个报道，说某年《王者荣耀》这款手机游戏上线以来的总营收是六百多亿元，超过了当年中国电影整体的票房产出。那么现在我们谈到微短剧的市场体量，仿佛让我们觉得电影行业要走向某种没落了。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未必其他行业挣到的钱原来是电影的份额。更有可能那些玩游戏、看微短剧的人，本来就不是电影院主要的消费者，至少在我的观察中是这样的。

我原来在电影节展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平台，要聚拢电影行业每一个环节，以此形成一个多边形。到工作的末期，我意识到这个形状从原来的三角形或者四边形，慢慢变成边数越来越多的形状，无限接近于一个圆，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边都离散了，很多契约和共识也都会被撕毁。

如果电影是一个大的系统，现在这个系统是识别不出很多阶层和更多观众的。很多观众也没有机会进一步去了解电影的基本信息，甚至关心电影讲了什么，表达了什么。也许也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情况，间接导致了很多电影项目的失败，造成了当下这个局面。

我们越来越希望电影可以回应一些社会情绪和议题，我们的主流电影宣传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但电影从来就不擅长做这件事，尤其不擅长即时地回应。我们会发现很多票房10亿元朝上的大体量电影，它们都需要去回应某些特别宏大的议题，但这和年轻人（或者说主流观众）关心自己的附近、关心自己阶层的问题、关心自己小生活的情绪形成了一个对立。

我们一直说电影是一个所谓的共同语言，但有一个前提是它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共同价值上，要能够呈现出一个被普遍识别的价值观。可是现在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再产生那种可以取悦所有人的电影了。在分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精准地捕捉同温层的感受。

王小鲁：长久以来，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过程中一直是在学习好莱坞的，如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这一套学到手了，开始将其运用到表达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年国产电影的可看性和商业性都更高了。这些年国产电影的份额远远超过了引进片的市场份额，这在某个角度上，是被当作巨大的文化成就来看待的。但是我觉得在自豪的同时，也要警惕一种现象，当我们对于国外的电影和电影所呈现的精神世界丧失了兴趣的时候，也许是我们走向封闭和狭隘的心理迹象。

另外，我们经常会讨论电影之死，电影在理论界似乎已经“死”过无数回了。比如当年电视兴起的时候就宣布过（电影已死），这几年则是AI带来的挑战。你的大脑直接显示一部电影，根据技术的逻辑，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曾经和戴锦华老师一起做过一个论坛，题目是“电影院精神”。我们都认为在影院里观看电影永远具有它的魅力。

很长时间，我们都认为大银幕才是经典电影的本质，但如果我们往前反思，最早的电影其实都是短片。所以一切都与技术有关，技术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没法预测这个，也不能随便地宣布什么。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反对本质主义，希望给予电影这个词的内涵以某种开放性。

周佳鹂：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全球范围内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我们2024年能够看到的文艺片票房都是比较惨淡的，长此以往恐怕也很难让行业有信心再来投资文艺电影。

我2024年看了滨口龙介的《邪恶不存在》，我突然觉得它至少代表了我的某一种期待——当一个导演用非常小的成本做电影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拍——这也是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的亲身感受。滨口龙介是现在世界影坛最当红的日本导演，他的片子体量非常小，整个剧组大概只有10个人，可他依然完成了个人表达。

我觉得我们电影从业者、影迷身上都有一种坚守，使电影和某种流行的议题拉开距离，形成自己的电影精神。这个精神一定包含着刚才小鲁说的电影院精神，也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那种黑暗的激情”，电影院依然是电影的本体属性之一，也依然还要存在。

刚才段炼说电影不必非要去回应当下的议题。我觉得比起回应当下的诉求，更多地是要去回应生命。比起当下的迫切性，我们需要对一种更弥久的、永恒的母题的回应。苏牧老师刚才提及万玛老师的电影，我觉得他身上就有这样一种电影精神，他用他的坚守和纯粹在回应，甚至可能完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和时间的母题。

韩帅：我最开始喜欢看电影，是在2005年-2008年那个阶段，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还不是特别好，我印象中它都不算是一个大众媒介。我到现在还记得，2007年在家乡的一个小影院观看《太阳照常升起》，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片尾周韵饰演的妈妈在火车上大喊“阿廖沙别害怕”的时候，保洁阿姨就进来了，希望赶在字幕结束前就打扫完。她离开影厅的时候，我还在看着大银幕，脑子里突然浮现了一句话：“有人来了，有人走了，电影还在放映，太阳照常升起……”我想任何事情都有高有低，就好像是电影市场的变化。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自己是比较乐观的，我相信电影还是会照常放映，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