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12月底，《最后的告别》终于上映，它的票房同样不尽如人意，30天的时间内，只收获了23万票房。这个数字，要比导演张中臣预估的低上不少，也远低于前期投入的80万成本。但这部片子弥足珍贵，托举起太多人的“第一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胡玲玲 徐宁

流媒体和短视频带来的冲击愈发明显，过去一年，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电影业：全年票房423.8亿元，同比下降了23%。

2024年12月底，《最后的告别》终于上映，它的票房同样不尽如人意，30天的时间内，只收获了23万票房。这个数字，要比导演张中臣预估的低上不少，也远低于前期投入的80万成本。但这部片子弥足珍贵，托举起太多人的“第一次”。

影片之外，主创的经历如同电影一般——北京电影学院的9名青年保安换下制服，扛起摄像机，开始拍摄自编自导的电影，在First青年电影展捧得两项大奖。当然，这绝非落入俗套的逆袭故事，更像是几颗深埋的种子，默默积蓄着养分，历经漫长等待，最终破土而出。

保卫电影的他们，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关于电影，一个常用的比喻是“造梦”。电影为张中臣编织起了一场梦，这场梦在很多年后终于实现，他和保安队的几个朋友，真正拍摄了一部影片。

近一个月来，为了这部迟到的作品，连轴转跑了几十场路演，张中臣总得反复咀嚼过去的经历。其中，有些他想要展示的心意，也有些早已想要撕下的标签。

想要提起的，是他自编自导的首部长片作品《最后的告别》。经历5年漫长拉锯，终于在院线上映。

那条讲述“从流水线到领奖台”的短视频总共收获1.3万点赞量，是传播效果最好的宣发视频之一。这恰恰是张中臣不愿提及的部分，人们乐于见到“保安拍电影拿大奖”的爽文，却很少能留出时间了解背后的起伏。

北电校门口的理发店会给保安打折，张中臣宁愿多花20块钱，也要绕过折扣。这样的执拗持续到换掉保安制服后，从场务做起，张中臣剪辑过很多片子，与许多导演合作，都不愿主动提及曾经是保安的经历，现实是残酷的，电影的工业体系里没人会仅仅为一个身份所打动。

截至目前，上映30天，《最后的告别》总票房不到23万，公映首日，在全国仅有126场放映，排片量极少。

张中臣本来的预期是，能有2万人走进影院，刚好能平衡当时投入的80万成本。不过，他们早已做好无法收回成本的准备，这部电影能够上映，实属不易。

即使票房成绩不太理想，《最后的告别》依然算得上备受影迷圈瞩目，它曾拥有过高光时刻。4年前，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影片斩获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

颁奖典礼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张中臣对曾经在保安队的室友，也是影片主演王耀德说：“如果这个片子没有拿奖，你们不要怪我。”再然后，默默流泪。他们都对影片能够获奖没有信心，影展期间，他们收获了一些赞美，其间也夹杂着批评的声音，场刊和媒体评分都不算太高。

出乎意料的是，在颁奖现场，摄像一直练习把摇臂摇到他们所坐的区域，这意味着，他们兴许能够获得一个奖，惊喜无缝衔接，《最后的告别》成为当晚最大黑马。

登台领奖时，张中臣双手高高把奖杯举过头顶，他激动哽咽：“2011年开始学电影，真是'十年一觉电影梦'。之前有观众问我会不会选择其他表达方式，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几天我想到了答案，如果没有影像创作的渠道，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意义。”

电影上映后，主创团队再次回到北电，只是这次，身份调转。王耀德不敢想象，自己主演的影片能在学院标准放映中心里展映。“以前我们每周都在标放门口负责检票，每当电影开场，便会悄悄走进放映厅，站在门口观看 。”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

安徽宿州砀山县张庄村是张中臣的家乡，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乡村是安静的，鲜有新事发生，家长里短就是村头的“大事”。张中臣的童年记忆里，生活节奏是明媚和欢快的。

10岁那年，发小被他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杀害，张中臣皱着眉头回望过去，这件事在村庄成了谜，也让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再后来，张中臣被家人送到县城里的寄宿学校，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开始变得敏感和自卑，比起电影，那时他更迷恋游戏机，原本不错的学习成绩慢慢下滑。

县城里的孩子很难逃离从技校到工厂的命运，张中臣也不例外。从技校毕业后，张中臣在芜湖一家空调厂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麻木渐渐吞噬他，只有在往返上班的路途中，才能勉强获得片刻喘息。

张中臣是家里的小儿子，而他的哥哥张中玉，早在高中时期便被电影“击中”了。高考失利后，张中玉想到一条能够迂回接近电影的路，去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他一直觉得，电影拯救了自己，那也可以拯救所有人。

在电影学院，每个人总是可以快速拉近和光影的距离，公开课、大师讲座、电影放映从不间断，不仅是保安，其他社会人员有时也会来听课，在知识面前，人们短暂达成平等。

2011年，已经是北电保安队队长的哥哥张中玉，向20岁的张中臣发出邀请——来北京，一起“保卫电影”。张中玉细长的眉眼微微翘起，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中臣在电话里跟我倾诉迷茫，我很兴奋，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

张中臣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蹭”到的第一节电影课，这是他头一回全神贯注听完整节课，“还听进去了”。在C楼114教室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他坐在第4排最左边的位置，投影上放着李安导演的电影《喜宴》，老师讲解电影里吃饭的戏。

北电保安队队员来自天南地北，很多都是电影爱好者，此前他们的生活轨迹虽然没有交集，但都有些类似：成长在农村或是县城，家庭有多个兄弟姐妹；大多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感受过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在没来电影学院之前，对学习是排斥的……

这些爱电影的人，后来大多选择考进北电的继续教育学院，这样的身份，能够给他们带来和老师交流、进图书馆看书的机会，而且一边继续着保安工作，一边接受系统教育，还能节省开销。他们会在宿舍里贴上各种电影海报，也会在硬盘下载很多艺术片，再就是用录音笔记录下课程，借给因值班无法前去听课的同事。

为了“挽救已经濒临死亡的电影艺术”，夏纳国际电影节组织的专题论坛上，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宣读了一份声明——道格玛95，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重申过于卖弄包装，刻意制造假象来愚弄观众，淹没了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情感。50多年后，一个北电保安的宿舍里，几人模仿写下“二十一宣言”，相互鼓励彼此拍片，交不出作业的罚款50元。

在北电监控室值班的日子里，夜色透过窗户，20年前的那段晦涩记忆，捆绑着现实的画面，映射在监控墙上。静默的工作氛围，重复机械的生活，被封住的情感，一个家庭三代人的逃离流亡，在张中臣脑海里燃烧。

由此，他创作出一封献给故乡的情书：华北平原的方庄村，先天聋哑的方圆与爷爷相依为命。梦幻的白牛载着方圆的记忆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妹妹意外死亡，父亲精神失常，母亲出走……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缓缓地流淌于方圆游走在现实与支离破碎的记忆，这就是影片的故事。

也许有天会将镜头对准自己

用制片人陈坤阳的话来说，《最后的告别》是一个特殊的剧组，与常见的商业组不同，这是“朋友组”，9个主创都曾是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的一员。

几人是从2015年陆续离开电影学院的，有人选择留在影视行业，张中臣从事剪辑，陈坤阳先是主攻摄像，后又涉足制片，还有的自学编程，做起了程序员。大家经常还会聚在一起，聊着聊着，话题又会回到，何时能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

2018年，张中臣完成剧本第一稿后，便发给已经回到广东老家城中村送外卖的王耀德。在保安队的日子里，张中臣就觉得王耀德外型适合演戏，脸部轮廓分明，眼神深邃。也因为抑郁困扰，王耀德脱发、失眠，状态令人心疼，他经常沉默，接近主人公方圆作为听障人士失语的状态。

剧本投给过很多影视公司，却又石沉大海。在一次聚会中，张中臣说出要拍出这部电影的想法。当时大家都没什么资源，更不懂怎么走创投，保安队几个朋友一起凑钱，加上之前认识的制片人赵语嫣等人加入，攒起了一个剧组，主演全员素人，最终于2019年开机。

电影是项群策群力的集体艺术。拍摄地点选定在陈坤阳的老家平顶山，张中臣在参加陈坤阳发小的婚礼时，找到了合适的空间。片子里的母亲找不到合适演员，是陈坤阳二婶救场的。王耀德先行前往特殊教育学校体验生活，影片中鸡蛋从桌上滑落，直至破碎，都没人察觉这一细节，就是由他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

为了节省经费，剧组尽力把前期工作做充分，保证每日的计划能够顺利推进。当然还是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影片中重要的白牛，经过长途运输会“晕车”，陈坤阳又得把精力分散到各处去。如今，再回望过去的拍摄历程，主创们表达出的态度很坚定：当初，在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人都用尽全力，支撑他们的信念是“纯粹”：能够拍自己的电影，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拍摄完成后，影片一开始由张中臣剪辑，剪辑自己的作品，想要取舍极其煎熬。另一方面是资金上的缺口，张中臣靠接其他剪辑项目挣钱，再把这些钱投入到影片中去。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草根导演要去拍电影，是真的边缘，而且有无形的堡垒是你跨越不了的，没有渠道，也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你不认识真正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遇到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去请教前辈。”导演忻钰坤曾在接受采访时袒露心声，一个初入江湖的青年导演，会遭遇哪些窘境。

张中臣是通过在网上报名付费听课的微信群，撕开这道口子的。当时没什么人通过他的好友申请，直到2020年，他在一个群里认识了万玛才旦的制片人王磊，王磊看过初剪之后，愿意做他们的后期制片人。

比起依靠情节缓缓推进的电影，《最后的告别》更趋向于情绪驱动，浅焦镜头、监控画面、放大的环境音……有人诟病这部作品的地方是，认为它沉溺于自我表达。

在映后交流中，一些长辈此前从未接触过艺术片，只是单纯陪伴孩子来观影，却依然能够敏锐地捕捉并感受到影片所传达出的细节，甚至不用解读隐喻，一帧帧画面所记录的，正是他们的生活。自从离开家乡后，这种抽离的状态让张中臣抛开主观的想法，体会到村民的处境——他们往往没有太多选择。

一部影片难以与观众产生共鸣，不一定完全在于观影门槛。张中臣觉得，很可能是在影片构思阶段，创作者就不自觉地将很大一部分观众排除在外，导致影片在与观众的 “连接” 上出现阻碍。

还有人花大价钱找到张中臣，想要拍摄以保安队为原型的故事，张中臣倒是表现得很淡然，认真细数了几种可能性，“如何看待过往的经历，需要时间的沉淀，当下不是最佳时机，也许再等一等，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拍。 ”

相信电影的力量

电影上映一个月以来，陈坤阳内心五味杂陈，他坦言，“太难了，艺术电影很难，找到观众很难，有些观众想看没地方看也很难。”他希望，片子能更多抵达观众，如果单算经济账，《最后的告别》肯定是亏本的，但这部片子弥足珍贵，托举起太多人的“第一次”。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在映后点评，它如此写实，同时又如此诗意，没想到这种化学反应可以奇妙地在一部电影里发生。在AI、短视频冲击行业的当下，导演古典地恪守电影的视听语言，很让人感动、珍视。

如今，行业中不乏一些悲观的论调，过去的2024年，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电影业，全年票房423.8亿元，同比下降23%，明显低于2015年的440.69亿元，也就是张中臣从北电毕业那年的体量。

在视觉奇观可以被批量打造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将张中臣与朋友们的故事视为一个模板化的逆袭范本。事实上，他们一路走来，凭借的是细水长流的坚持。他们清醒地知晓来路，对现状亦有着理性克制的认知，始终不愿被标签化。正如文艺作品绝无固定模板一般，人生亦是如此。

当被问及怎样看待电影的未来，他们先是觉得，自己的视角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接着又都表露出，仍然相信电影的力量。

张中玉导演的长篇作品《青柿子》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这部影片入围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他从暗流涌动中捕捉到信心，低谷兴许是为了迎来新的节点。电影的生命力让他着迷，他期待未来这样的价值愈发凸显。

张中臣的电影路仍在继续，去年5月，张中臣和陈坤阳去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推介第二部电影《夜间声响》，这部影片继续关注乡村，透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展现农村女性处境。第三部作品名为《我们的糖》，这是关于群像的故事，记录工厂打工族的青春。

“个体能做的事情太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半路进入电影行业的人，可选择的余地更小，有时候不是我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而是没得选，我尽力想让以后能有更多选择。”张中臣珍惜作为创作者的真诚，“成与不成不是我们能做主的，但做与不做是能决定的。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不要想太多，勇敢去做。”

来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