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的开场画面，是一双正在上楼梯的瘦骨嶙峋的腿。主人公仿佛在用尽全身力气拖动扭曲的腿脚，一步一步向上迈进。走上老旧的天台，四周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一阵阵风吹动他干枯的头发，吹过他洗旧了的T恤。一个远景拉开，小小的背影淹没在大大的城市中。

6亿票房背后，是一束“小小”的光

上映13天，票房突破6亿，《小小的我》成为开年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

电影的开场画面，是一双正在上楼梯的瘦骨嶙峋的腿。主人公仿佛在用尽全身力气拖动扭曲的腿脚，一步一步向上迈进。走上老旧的天台，四周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一阵阵风吹动他干枯的头发，吹过他洗旧了的T恤。一个远景拉开，小小的背影淹没在大大的城市中。

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它讲述着特殊群体的故事，也映射着每一个人追寻梦想和自由的路径。通过对编剧、导演的采访，通过主演们难忘的表演经历，环球人物记者记录下电影的诞生过程，也从“小小的我”中，找到更大的世界。

刘春和的诞生，始于《小小的我》编剧游晓颖的亲身经历。

盛夏的成都，碧绿的莲叶簇拥着公园的亭廊，一个老年合唱团在这里排练，其中一名老人的身边总是跟着一名患唐氏综合征的男孩，阳光穿过亭廊间的缝隙落在他们的脸上，男孩特殊的外表引得行人侧目——游晓颖就是这样初遇“刘春和”的。

游晓颖的母亲也是合唱团的一员，从母亲那里，游晓颖得知了老人和男孩的故事：他们是一对祖孙，由于父母忙于工作，男孩由他的奶奶带大。一直以来，不论排练合唱还是去KTV聚会，男孩总会跟在奶奶身边。

·《小小的我》剧照，老年合唱团在排练。（供图：《小小的我》预告片）。

从这对特殊的祖孙开始，敏锐的共情能力让游晓颖自然而然地被这些特殊孩子群体吸引：“唐宝”（唐氏综合征患者）、“星星的孩子”（自闭症患者）……她的目光也在一次次“靠近”后不断聚焦，关注到了脑瘫患者身上，由此去讲述这样一个群体、家庭，以及特殊的祖孙代际关系。

为了解脑瘫患者群体，游晓颖还找到北京康复中心的一位主任医师，和他进行了几次很深入的交流。她也因此结识了一些脑瘫患者，并对他们的家庭进行深入调研。正是这些努力，帮助她看清了真实的“刘春和”。

因为抓握时扭曲的手指、说话时不受控制的脸部肌肉等特征，许多人天然地认为，“脑瘫”约等于智力不正常。但在靠近脑瘫患者的过程中，游晓颖看见了真实的他们。“脑瘫患者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中有些人非常聪明，能考上大学，能从事一些技术类工作；还有一些人天性浪漫，能写诗。他们都非常热衷于与人交流，还会跟你产生观点的碰撞。”游晓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活着的热情’。”

游晓颖向环球人物记者这样解释“春和”的含义：“我不希望春和身上有特别苦涩、悲情的特质，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会很快想到‘至若春和景明’这句话。我希望从他的名字开始，为他赋予昂扬的生机。”

·《小小的我》剧照，刘春和与外婆拥抱。（供图：《小小的我》剧组）

“遇见”刘春和之前，易烊千玺对脑瘫人群的认知很少。“一开始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几乎是对不上号的，甚至连大部分脑瘫患者的认知和意识是正常的这一点都不是很清楚。”

然而，等到他真正开始了解角色，从看书看视频到真实地接触，从研究他们的形体到研究他们的心态、生活、家庭……一类微弱地发着光的人群在易烊千玺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据统计，全球脑瘫患者超过1700万，中国有600万，其中超过200万是儿童。社会上存在对他们的普遍误解和偏见，但实际上，不少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闪耀的成就。诗人余秀华、脱口秀演员小佳、数学博士谢炎廷……他们都曾遭遇生活的不公，却在黑暗中一路生花。

这些故事也是易烊千玺走入角色的窗口。他称自己经历了一次“双管齐下”的准备工作。第一“管”是文字：从医学资料到康复书籍，从相关题材的小说到脑瘫作家的自传、诗集。“这些人其实也分为很多类型，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易烊千玺说。看书一方面是为了知道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深入了解这群人的生活和经历，从而在创作起点上搭好框架。

第二“管”是视频。对于学过舞蹈的易烊千玺来说，还原出刘春和的身体状态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当我们与脑瘫人士接触，会觉得他们很紧张，包括握手时也会感受到那份‘紧’，但其实他们就跟我们平常一样，并没有去有意控制，都是放松的。”通过大量视频观察和模仿，易烊千玺不断寻找他们使用肌肉的规律，希望借此摸索出一套合适的用力方式。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开拍时还是遇到了瓶颈。“很崩溃，几乎找不到舒适的状态，找不到恰当的说话方式，一面顾着肢体，一面又要想着细节。”

易烊千玺没想到拍一部电影要看这么多遍监视器。“没有到镜头前，就永远不知道如何把握身体的分寸。”他不断回看全景、中景、近景中自己的样子，时不时会在现场说“有点松”“有点紧”，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电影中最终呈现的身体状态，是易烊千玺在一次次看回放、找问题、调整、重拍后“确定”的。

或许是成为刘春和时身体的经历太“刻骨铭心”，拍摄期间，即便回到易烊千玺本人身份，他有时也会浮现肌肉记忆。有一天，他因为压力太大就与朋友们外出玩了一次，拿东西时手莫名其妙地呈现出扭曲状态。

然而，身体只是表达的工具，真正要展现刘春和这个人物，还得从他的经历和他与家庭、社会、世界的关系入手。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的人生有几次转折：踏出家门找工作、与外婆参加老年合唱团、与母亲争吵、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每一次转折，易烊千玺都看到了刘春和与世界的抗争和交融。

在易烊千玺看来，他与刘春和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我们都有对困难的挑战欲和对未知的探索欲。但我不是立刻去试探，往往是找到规律或感觉之后再去慢慢接近。刘春和不是，他的每一次迈步，都是没有回头路的，几乎是冲过去的。”

易烊千玺对刘春和的房间布置印象深刻。刘春和睡在外婆的下铺，床底下有一个大皮箱，他小时候总是缩在皮箱里；床边有一副人体骨骼模型，“就是他内心的一种向往，一种渴望”；书桌上摆着电脑和书籍，他在这里学习、准备考试，高考时超一本线80分……“他的微信头像都是黄鼠狼，因为能收缩骨头。”

·《小小的我》剧照，刘春和在自己房间。（供图：易烊千玺JacksonYee工作室）

房间里的每一个元素都有意义，都在折射刘春和内心对自由的渴望。

而他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当刘春和走出家门，他在公交车上给抱孩子的乘客让座，自己却在司机刹车时没站稳摔倒，耳边传来一句：“身体这样就不要来坐公交车。”他去咖啡馆应聘，店长不断询问他的身体能否持久站立、走动，语言表达是否流畅，他就鼓起勇气从店一头走到另一头，边走边报菜名，语气铿锵有力。

店长被吓到了，说：“我就想要个普通人。”刘春和回答：“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做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普通人，就是刘春和想要的自由。在得到工作机会后，刘春和与外婆相拥，他说：“不仅仅是工资，我得到了尊严。”“其实个体之间的脆弱性是可以相连的，观众如果和刘春和共情，说明不单单是看到了他的脆弱，这种脆弱我们一般人也会有。”电影中，刘春和之所以最终和老年合唱团一起踏上旅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老人们的“脆弱”相连了。用他的话说：“他们是真正直视我的人。”

易烊千玺说，自己拍完《小小的我》后最大的变化是更爱笑了，“因为刘春和总是笑着的”。哪怕他去求职当培训老师时试讲，面对小朋友们的不理解，也要笑着把《苔》这首诗念完。他说：“苔，也能发出自己的光。”

有一次，穿着刘春和戏服的易烊千玺在电梯间遇到了一个脑瘫男孩。孩子的父母面带笑容，孩子的脸也红扑扑的，笑得特别开心。“当他们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就觉得特别亲切，甚至想去抱抱他。”

或许，这就是他与刘春和的共鸣时刻。

·《小小的我》剧照。（供图：易烊千玺JacksonYee工作室）

导演杨荔钠：他是那样普通、真实、可感

当监制尹露拿着剧本找到杨荔钠时，后者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自从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场考试中结识，这两位女性创作者如今已经是有30多年情谊的老友了，她们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和默契。

更重要的，杨荔钠感到自己“很愿意，也有责任去执导一部这种题材的影片”。

“拍摄一部以脑瘫青年为主题的影片很有必要。我国残障群体有8000多万，新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有怎样的理想和愿望？在生活、就业中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的情感世界怎样安放？作为影像工作者，我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让大家通过镜头了解、认识到这个群体。”杨荔钠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事实上，这不是杨荔钠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脑瘫患者。她是拍纪录片出身，20多年前跑到山东青岛一座山上，扛着从海军宣传站借来的摄像机，拍了一部关于孤儿院的纪录片。那座山上遍布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养老院。当她走进这些特殊的机构时，注意到里面有许多被父母遗弃的脑瘫患儿。她抢拍了一些他们在冬天的日常生活。这些珍贵的片段后来构成了纪录片《野草》的一部分。

早前的这次经历，让她对脑瘫群体多多少少有了感性的认识。在《小小的我》正式开机前，杨荔钠和团队做了更深入、细致的专业调研工作。一行人先后来到康复医院、社区、特殊学校和脑瘫患者家庭，走访、观察、学习。他们认识了多名脑瘫患者，和他们有了非常深入的互动，详细了解了他们在医疗、教育、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甚至和一些患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期准备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患者朋友，比如文艺青年龚苏。”杨荔钠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起龚苏的故事，“2024年11月，《小小的我》在东京电影节首映时，我们请了龚苏和另外两位患者朋友到现场观看，当他听到自己的诗句在银幕上借由刘春和的嘴念出来时，他身体颤抖，激动地哭了。”

还有跑闪送、管民宿的斜杠青年小豪，在学校里参加合唱团的腼腆女孩岳铸……这些剧组前期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鲜活的人物面孔，为电影拍摄增添了许多生动的亮色。他们也是这部电影的幕后顾问，他们的日常生活、肢体语言被融入电影之中。“很感谢这些家庭和孩子们的支持，《小小的我》也是一部属于他们的影片。”杨荔钠说。

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到位后，接下来就到了真正的拍摄环节。剧本里，刘春和与外婆的对手戏非常吃重，考验演员之间建立默契的能力。易烊千玺和饰演外婆的林晓杰是第一次合作，两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在片场，林晓杰就像戏里的外婆一样奔放，易烊千玺则如刘春和一般内敛、沉稳。节奏上，两人需要磨合，杨荔钠也不急，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第一天的第一场戏，也是电影的开头，外婆把刘春和从天台上叫下来，祖孙二人坐在桌子旁，外婆在展示各种颜色的纱巾，刘春和坐在她旁边叠放。刚开始拍摄时，两位演员彼此稍显生疏，随着交流的深入，慢慢话就变得多了，关系也随之亲近起来。

“千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谈剧本还是在现场拍摄，他认真专注的表现真的就会让人自然而然地爱上他。我们俩之间很多互动也都是现场感应出来的，我作为外婆，心里会时刻想着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外孙，我就是会无条件地爱他，所以那种默契与情感很自然就出来了。”林晓杰在首映后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杨荔钠之所以不慌不忙地给演员空间，是因为她对易烊千玺的实力毫不怀疑。“千玺是很专业的演员，他在现场非常安静，每次也会认真看回放，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因为这个剧本几乎每一场戏都有他，刘春和又是一个有运动神经障碍的人，好几场重头戏他都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我记得过一座古桥，他背着沉重的鼓，又是大下坡，不能看着路面，又要走得很快，最后他完成得很好。”

“演员和角色之间也有一种宿命，千玺作为年轻人有着沉稳坚定的个性，与刘春和的坚韧隐忍非常契合，他对刘春和的塑造让我们充满想象。”杨荔钠说。

·《小小的我》剧照。（供图：《小小的我》剧组）

永远不放弃更美好的明天

片中，刘春和过马路时，游晓颖作为路人客串。在正式开拍之前，游晓颖有些担心，“马路上行人很多，我担心会被人认出来或者是被拍下来。”但正式开拍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摇摇晃晃地迎面向她走来，没有被任何人认出。这一刻，现实与电影奇妙交错，游晓颖感到有些恍惚。“我突然觉得，迎面向我走来的，就是真实的刘春和。”游晓颖说。

在游晓颖看来，一部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拥有生命力的。“它并不是简单地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故事性的呈现，它有一种力量，可以推动未来往更理想的方向发展。”

在易烊千玺的角色光谱里，现实中的普通人占据着很大比例。《少年的你》《长津湖》《奇迹·笨小孩》《送你一朵小红花》《小小的我》……这些影片中的每一个少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社会的主角，却都有着值得被书写的韧性和美好。而要诠释这些人物，离不开对生活、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他摄影、绘画、泥塑，几乎都是一个“观察再产出”的过程。

他用视频记录着城市街头的广告、行人、小店，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他表演的素材和灵感；在他的照片里，有日出和夕阳，有小花和人群，也有素面朝天的自己；在他的泥塑里，有真实人物也有动漫人物，有抽象面孔也有精致雕刻……“捏泥的乐趣在于，人会安静下来，但安静的同时内心又一直在活动。”他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会不停想象它最后将成为什么样子，或者下一步要怎么操作。那个时候的我，外表很安静，内心却天马行空。”

上大学以后，他对表演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越发明白“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的含义。这种感受，最终化入对每一个角色的理解中。《送你一朵小红花》是易烊千玺的第二部院线电影，当时在采访中被问及如何塑造一个外表倔强、内心脆弱的脑癌患者，他没有提撕心裂肺的表演心境，也没有讲雨中告白的场面，只是淡淡地说：“越平实自然的叙述，越会有真实强大的力量。”

易烊千玺曾说：“人得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才会慢慢成长。”

这也是刘春和对自己的期待，他渴望走向更丰富的自己，渴望找到更自由的状态。不论生活如何对待，但内心永存不灭的希望。这便是《小小的我》主创们希望传递的理念：爱自己、爱世界，永远不放弃更美好的明天。

来源：汤圆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