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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一手把张艺谋、陈凯歌推上国际舞台，被一代导演奉为恩师。
把西影厂从全国垫底的烂摊子，变成所有电影人挤破头想来的圣地。
可谁能想到，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首日排片不到2%，7天票房仅360万。
把别人推向世界的人，自己最后的作品却需要跪着才能被看见。
这究竟是市场的残酷还是时代的遗憾？
吴天明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会拍戏，而在于他敢把舞台让给新人。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影厂穷到骨子里，拷贝发行量常年垫底。
厂房破败、环境恶劣，员工出差时甚至要遮住行李箱上的厂名标识。
就在这滩烂泥当中，37岁的吴天明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一上任就动了真格，撤换中层、破格提拔新人，甚至自掏腰包送上百名骨干外出深造。
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做法几乎等同于公然掀桌子。
而更令人佩服的是，他识人的本事。
1984年，张艺谋、陈凯歌一行人在陕西勘景时车子抛锚。
身上既没钱修车也没钱吃住，走投无路才找上门来。
吴天明手头也紧，却硬是凑出两三千块，还给他们安排了车辆。
临别时还对张艺谋说，《黄土地》拍完，再帮西影厂拍一部。
正是这一次伸手，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
后来张艺谋想拍《红高粱》，去高密实地考察才发现。
当地压根儿没种高粱，剧组连地都没着落。
按照规矩来说，剧本没写完，经费一分钱都批不下来。
可吴天明顶着压力，硬是从几个车间主任那里凑出3万块，拍板让先种上。
结果这3万块，不仅种出了高粱地，更种出了中国电影首次站上柏林金熊奖舞台的底气。
吴天明的本事，从来不止体现在张艺谋一个人身上。
托举一代人的伯乐
黄建新刚进厂时，只能从最基层的场记做起。
没名气、没资历，换作别的厂，熬上十年都未必能碰到导演的椅子。
但吴天明看准了他，直接送他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回来就放权，让他独立执导。
后来《黑炮事件》一出，锋芒毕露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吴天明没有退缩，反而站在前面替年轻人扛下所有压力。
他对顾长卫，也是如此。
刚分配来时他只是个摄影助理，吴天明一举就把他推成了摄影指导。
《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后来一部部经典背后，都有他的镜头语言。
还有何平，拿着《双旗镇刀客》的剧本上门，坦言自己没拍过武侠片，心里没底。
吴天明只回了一句，没拍过就学，大胆拍，有我兜底。
这才有了后来那部被反复提起的武侠佳作。
他给的不是单纯的资金，而是信任。
对新人，他从不问“能不能成”，只问“还缺什么”。
你缺设备，他想办法；你缺场地，他替你争取；你缺胆量，他就在你身后兜底。
在吴天明手里，年轻人不是工具，而是火种。
市场的冷眼
吴天明的魄力，使得西影厂从一个被人嘲笑的“废品回收站”。
变成了全国电影人挤破头都想来的圣地。
1979到1988年，西影拍了95部故事片，1985年后，输出影片量跃居全国第一。
金鸡奖、百花奖25个奖项里，西影一口气拿下15个。
那几年，西影不是一家公司的翻身，而是整整一代中国电影人，被他托着往上走。
可问题也在这里，如今商业片越来越会捞金。
反而那些真正靠情怀和手艺撑起来的文艺片，越来越没人看。
《百鸟朝凤》就是这种时代落差里最扎眼的一幕。
这部片子讲的是唢呐艺人守艺传艺的故事。
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爆款噱头，也没有能快速刺激票房的商业包装。
它很传统，很克制，也很“老派”，是吴天明最后的作品。
2014年，吴天明去世，享年74岁，两年后，《百鸟朝凤》才终于上映。
可它首日排片居然不到2%，上映7天票房只有360万。
影院经理说得直白，不是不想排，是没人看，排了也撑不住。
而另一边，大片首日排片动不动就50%以上，三天破5亿。
同一条院线，同一个市场，商业和艺术之间，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63岁的制片人方励急得没办法，深夜直播，最后当众跪地求排片。
有人说他炒作，有人说他作秀。
可懂的人都知道，那不是表演，是一个老电影人对伯乐的告白，也是对良心片最后的求救。
后来院线加排，票房终于冲到2200万，勉强回本。
但这场胜利，赢得太难看，也太心酸。
吴天明这一生，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也把一代年轻人托成了巨人。
但是最遗憾的事，是自己和自己最后的作品，却没等来同样的温柔。
参考资料：
央广网——方励跪求《百鸟朝凤》排片见效 导演女儿：影片获公正评价
澎湃新闻——张艺谋：没有吴天明导演，就没有我的电影《红高粱》，因为《红高粱》的成功，改写了我的命运
齐鲁壹点——《人生》主演吴玉芳追忆恩师：吴天明发掘了张艺谋陈凯歌
来源：八号探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