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两个没能拍成的“下集”——银幕上的以及现实中许多未竟之事——反而更显出这四个人骨子里的韧劲。 一、从纸页到银幕：四张面孔是怎样被“看上”的 二、泥地、雪地与真水桶：那一代演员怎么“吃苦”。长影决定的拍摄方式很直接：实景，真干活，不弄花架子。 三、一部电影的爆红与四条不同的路 四、低谷中的分流：离银幕远一点，离行业不远 五、南京邀约与一个艰难决定。2024年9月底，张国民在北京接到通知：10月12日，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周将在南京举行，邀请他出席。 六、长江大桥上的沉默与歌声 七、一部未完成的三部曲与各自心里

1975年初春，长春的风还透着冷意，长影厂的化妆间里四个年轻人围在一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谁也没想到：眼前这几张略显稚嫩的脸，会在半个世纪之后，被重新叫回到同一部电影的名字里。那时他们只知道，自己接到了一部“很重要”的戏，要演的是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中的普通人，可具体会走到哪一步，谁心里都没数。

有意思的是，时间在他们身上像刻刀一样，一点点往下雕。1975年，他们在摄影机前摸索角色；1990年代，他们各自面对电影行业的低谷；2024年，他们站上南京长江大桥，身边换了一圈人，没变的是互相叫名字时那种顺口的熟悉感。

很多观众只知道，《金光大道》让高大泉、吕瑞芬、朱铁汉、钱彩凤这些人物成了银幕记忆。真正打牢这段记忆的，是四个演员在不同年代的选择：当年在雪地里真跑、在泥地里真摔，后来在行业起伏里守着职业底线，再后来，即便背负着人生最沉重的告别，也依然准时出现在约定好的重逢上。

一部电影，把他们的命运拧在了一起，也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沉到细节里。那两个没能拍成的“下集”——银幕上的以及现实中许多未竟之事——反而更显出这四个人骨子里的韧劲。

一、从纸页到银幕：四张面孔是怎样被“看上”的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拍成电影。小说写的是1950年代初期农村合作化的历程，芳草地的农民要不要走集体化道路，成了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故事里，高大泉是带头人，是一名坚决站在合作化一边的中共党员；吕瑞芬、朱铁汉、钱彩凤，则把村里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农民串联起来。

为了让银幕上的人物不“空”，导演林农、孙羽没有在厂里就地凑演员，而是拉起行李，到处看人。那时候没有选秀节目，更没有所谓“流量”，导演们靠的是在剧团、片场、文工团里一双一双地“挑眼睛”。

张国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人“领到”导演面前的。1949年6月出生，他进组时26岁，正是骨头硬、精力足的年纪。浓眉大眼，站在那里就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硬气”。有人对林农说：“这个小伙子有工农兵的味儿。”导演看了看，让他试了几场戏，当场就拍板定了高大泉。高大泉这个角色需要的，不是油嘴滑舌，而是那种“说话不多，但一出手就让人心安”的感觉，张国民身上恰好有。

吕瑞芬的扮演者王馥荔，来得更曲折一些。她1949年10月22日出生，12岁进江苏省戏曲学校学京剧，1967年进入江苏省京剧团。原本八一厂看中她拍《水上游击队》，已经拍了一百多个镜头，影片却因故停了。戏没拍成，她只好回京剧团接着唱。长影在为《金光大道》找吕瑞芬时，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越找越觉得之前那个没拍完戏的姑娘合适，于是再次把目光投向王馥荔。她的气质不张扬，眼神干净，林农和孙羽见到她时，只说了一句话：“吕瑞芬出来了。”

朱德承的经历，则更带着“老戏路子”的味道。他1960年考入吉林省京剧团，在戏台上练的，全是身段和台风。后来拍《天天向上》演男主角纪铁成，被导演于彦夫注意到。1974年，他被借调到长影拍《创业》，演了个叫“油娃”的角色，演完之后，人没被“借”回去，而是干脆调入长影音乐剧团。等《金光大道》要找朱铁汉这个“炮筒子”角色时，剧团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演啥像啥”的朱德承。

宋晓英的起点看似普通，资质却不算一般。1954年12月27日出生的她，1971年高中毕业后进了吉林省吉剧团，两年后就有机会拍《平原游击队》，出演翠屏。1974年调入长影厂，慢慢从一众年轻女演员里“冒头”。钱彩凤是个年轻寡妇，带着一点“我见犹怜”的柔弱，还得有一股活下去的韧劲，宋晓英站在镜头前，只往那一站，孙羽就说：“就是她。”

一部小说，从纸页走到银幕，并不是简单找四张脸这么容易。更深的，是导演要在演员身上看到“人物一辈子”的底色。四个人当时都不知道自己会走红，只知道进组要干的，就是把自己先变成芳草地的人。

二、泥地、雪地与真水桶：那一代演员怎么“吃苦”

长影决定的拍摄方式很直接：实景，真干活，不弄花架子。没有特效，没有替身，剧本里怎么写，演员在泥地里就得怎么做。

高大泉挑水，是整部片子里看着最普通，却最费力的一组镜头。导演对张国民说：“你真挑，少装一点都不行。”两大桶水压在肩头，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脚下一滑就有可能摔个四仰八叉。张国民没叫苦，来回走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肩膀磨破皮，才被喊停。后来有人问他当时疼不疼，他反倒笑着说：“那就是高大泉的肩。”这句话听上去简单，里面却藏着演员的自我要求：要让观众相信角色，就先得相信自己的劳动。

更难熬的，是冬天。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是常态，可戏里的衣服却不能都穿棉袄。王馥荔有一场戏，要在雪地里穿着布鞋跑来跑去，情绪还得撑足。那天风又大，雪反光刺眼，她跑了十几遍，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旁边有工作人员心疼：“要不今儿先到这儿？”她摇摇头说：“再来一条，刚才那下眼神不对。”收工回去，她把脚泡在热水里，泡了半天，才慢慢恢复感觉。

朱德承的“吃苦”则从进组前就开始。他为了演好朱铁汉，早早被安排到农村“体验生活”。去田间地头干活，跟农民一起吃饭聊天，学他们说话的腔调，还刻意观察一个情绪大、脾气急的人说话时手脚怎么配合。回到剧组，镜头一开，朱铁汉跟人争吵、与人干架，看起来虽火爆，却不显得“演得过”。有人夸他：“这火气真。”他心里明白，这是真从生活里揣来的。

宋晓英的难处，不在体力，在情绪。钱彩凤哭戏多，而且不能乱哭。有一场，她要在院坝里听到消息，眼泪不是立刻掉，而是先愣住，再一点点崩溃。那天她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走到拍摄点附近，在角落里默默坐着，谁也不打扰。助理悄声问：“晓英，冷不冷？”她只是摆摆手。等导演喊“开始”，她抬眼，情绪已经在那了，镜头一条就过。导演看了回放，只说了两个字：“有劲。”

剧组每天收工后，四个人经常聚在一块。有人喜欢下象棋，有人喜欢聊戏，谁有一场没演好，另外几个人就实话实说，顺带帮着想怎么改。那种“互相抬一手”的氛围，在后来再大的剧组里也不容易复制。说白了，就是一起挨过苦的人，看对方自然顺眼。

三、一部电影的爆红与四条不同的路

1975年，《金光大道》上集上映，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观众走出放映厅，谈论最多的，不是“剧情有多复杂”，而是“像不像咱村里的谁谁”。高大泉被不少青年当作学习的榜样，很多人看完电影，说了一句：“就应该这么干。”

王馥荔饰演的吕瑞芬，也被观众牢牢记住。她身上那种贤惠、踏实、能扛事的劲儿，让人愿意喊她一句“嫂子”。久而久之，“天下第一嫂”这个称呼，就自然贴在她身上。有人在信里写：“如果家里人都像吕瑞芬那样，日子就稳当了。”

1976年，中集上映，几位主演的名字在观众中传得更响。张国民在那之后，成为长影当家的小生之一。1982年，他选择转业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在北影闯荡。《潜网》《夕照街》《北国红豆》《明姑娘》这些影片，让他在银幕上的形象更立体。到了1985年，他又走进北京电影学院干部进修班，写下《论演员的积极创作状态》这样的论文，把自己这些年的表演经验系统化。1991年，他出任北影演员剧团团长，2000年又成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创人员中心主任，慢慢从台前走到幕后。

王馥荔在《金光大道》之后，几乎没闲着。上影厂的《绿海天涯》《天云山传奇》《咱们的牛百岁》《日出》，八一厂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部接一部。她不是那种只靠一部作品撑起名气的演员，而是用一长串角色，把自己的位置坐稳。1983年，《咱们的牛百岁》让她拿到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两年后，凭《日出》又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和金鸡奖最佳女配角，算得上那一段时间里难得的“双料影后”。

朱德承在长影的地位，也越来越稳。观众常说：“他演谁像谁。”《希望》《保密局的枪声》《黄英姑》《佩剑将军》里，他时而是农民，时而是军人，时而又成了别具匠心的配角。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开始涉足导演工作，先后参与创作《宰相刘罗锅》《香樟树》《风流少年唐伯虎》等电视剧作品，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讲故事。

宋晓英则真正长成了长影厂的当家花旦。《锁龙湖》《丫丫》《苦难的心》《刑场上的婚礼》等片里，都能看到她的身影。1991年，她凭《烛光里的微笑》拿下第12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更特别的是，她曾先后获得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与最佳女配角，这种“主配双赢”的记录，在当时并不多见。

可以看出，《金光大道》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那几年被追着要签名的热闹，而是一种“命运的跃迁”：四个人从普通演员变成“有名字的人”，随后又在各自的道路上，去消化这份被看见的重量。

四、低谷中的分流：离银幕远一点，离行业不远

进入1990年代，中国电影往前走得有些艰难。城市里的电影院越来越少，观众有了更多娱乐方式，电影厂日子变紧，很多项目上不了马，演员的机会自然也少了。有的人主动转行，有的人被动等待。

张国民在这个阶段，更多地投入到行政与管理岗位上。有人会以为这是一种“远离表演”，但从他自己的选择看，更像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行业里：在体制内协调项目，给后来的演员搭台。他偶尔客串角色，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让剧团、电影厂活得更好。

朱德承则一步步往导演位置上走。电视剧市场在那个时候逐渐繁荣，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宰相刘罗锅》这样影响很大的作品，正是那种更讲究故事节奏、人物冲突的类型。导演位置上的他，从原来一个角色的表演，变成要掌控全剧的走向。不得不说，这样的转变，对他早年在农村、在台上的观察能力，是一种延续。

王馥荔和宋晓英，坚持着继续演戏，但接戏频率比以前明显低了。一个时代的热度散去，她们回到比以前更安静的拍摄节奏中，不再一年接好几部作品。四个人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偶尔在厂里碰见，相互问候几句，又匆匆走开。工作是一方面，各自的家庭生活也在吞掉大量时间。

到了新世纪，影视行业开始慢慢复苏，电视剧成为主要的传播形式。王馥荔出现在《小楼风景》《九九归一》《家风》《红楼梦》《南下南下》《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中，继续把朴素、内敛的表演风格带进新故事。2020年，她和潘虹、宋晓英一起出演电视剧《老闺蜜》，不少观众看完都说：“这才是中老年演员该有的戏。”

宋晓英一边拍电影，一边在电视剧中亮相。《烛光里的微笑》之后，她又在《汉武大帝》等作品中展现了厚重的表演积累，不追花哨，只把角色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朱德承在电视剧领域持续发力，同时在《大宅门》《东北一家人》等剧中客串，偶尔给观众一点“惊喜认出”。张国民则在2010年与李洪生联合执导《不平静的后方》，2021年担任《乡村篮球队》的艺术总监，再次用另一种身份与银幕发生联系。

他们四人虽然工作方向不同，但有一点没变：仍然在为影视行业贡献劳动。哪怕不再是站在光圈中心的人，也不愿完全退场。

五、南京邀约与一个艰难决定

2024年9月底，张国民在北京接到通知：10月12日，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周将在南京举行，邀请他出席。消息传开不久，朱德承、王馥荔、宋晓英也陆续接到同样的邀请。有人提议拉个小群，“到南京聚一聚”，大家都赞成。

刚建好群，气氛还热络着，意外却来了。10月5日，王馥荔的丈夫王群去世。王群本身就是电影圈的熟面孔，既做过演员，也做过编导，两人早年因《水上游击队》相识，多年相伴，彼此扶持。这个突然的离开，对王馥荔来说，是一场重击。

10月9日，追悼会结束，亲友围在她身边，有人劝她：“南京那边别去了，太累，先在家休息。”也有人说：“身体要紧。”她听着听着，只低头没出声。

有朋友后来回忆，当时她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了一句：“这次是电影人的活动，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约好的，我要是不到场，心里过不去。”这话说得不重，却透出一种很倔的坚持——既是对这次活动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职业身份的一种守护。

于是，她在极短的时间里做了选择：悲痛仍在，南京依旧要去。只是，10月22日她迎来75岁生日，本来按照惯例，家里可能会有个小聚，考虑到丧事刚过不久，她选择不做任何庆祝。这一收一放之间，观众看不到的，是一个老演员对“分寸”的把握。

很多年后回看，南京重逢之所以让人泪目，关键就在这个节点：明明可以不去，却还是出现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这不是去证明坚强，而是把对同行、对观众、对电影的那份责任，安安静静地放在行动里。

六、长江大桥上的沉默与歌声

10月12日，南京。开幕式地点选在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别有意义的桥梁，因为那一天的聚会，又多了一层“电影记忆”的味道。

张国民站在人群边，远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王馥荔走得不快，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明显多了，可那种沉稳的气质还在。他下意识喊了一声：“馥荔！”声音一出，自己也愣了一下。王馥荔转头，那一瞬间，四十多年前在长影厂走廊里听到的叫声，仿佛又回来了。

朱德承、宋晓英也走了过来，几个人站在一起，一时间颇有点“说不出话”的笨拙。简单寒暄之后，气氛慢慢松下来，有人半开玩笑：“咱们现在算不算‘芳草地四老’？”另一个接话：“那也比‘芳草地剩一个’强。”一句看似轻松的话，背后却有分量——他们都清楚，这些年离开的老同事越来越多。

站在长江大桥上，他们聊起长影的旧事，提到浦克、梁音、马精武、叶琳琅这些已经不在了的名字，声音不自觉就压低了。朱德承说：“当年真没想过，50年之后还能这样站在一块。”宋晓英接了一句：“能站在这儿，就是福。”

开幕式现场来了七十多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陈宝国、李雪健、葛优、张光北等都到了。仪式正式开始时，陈宝国和胡万进共同启动活动，年近九十的田华向大家庄重宣布开幕。音乐响起，《我和我的祖国》的前奏一出来，人群自然就跟着唱。

这一刻，对四个曾经在雪地里扛戏的演员来说，味道并不普通。张国民当年26岁，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王馥荔和新中国同龄，刚走过人生一个不易的坎；朱德承、宋晓英也都年逾古稀。歌声在桥上散开，风把声音吹得有些飘，可他们每个人眼睛里的光都还在。有人说看直播时注意到，王馥荔唱到一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时，眼眶明显湿了，紧接着又努力把情绪压回去。

歌声落下，人群散开，他们又聚在一角，中途没有人刻意提“伤心事”。只是有位老演员轻声说：“能活到现在，还在干自己喜欢的事，不容易。”几个人不约而同点头。有人提起那部没拍成的下集，有人提起自己转行、退休、再工作的经历，谈不上豪言壮语，却都带着一种“走过来了”的笃定。

七、一部未完成的三部曲与各自心里的缺口

《金光大道》原本计划拍成上、中、下三集。上、中两集公映后，下集一直没有动工，这件事在外界看，是“计划搁置”，对导演孙羽来说，却成了一生绕不过去的遗憾。

1986年，孙羽专门写信给浩然，希望能够继续拍摄《金光大道》的续集，把改革开放之后芳草地农民的变化搬上银幕。那时候，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新的矛盾、新的关系层出不穷。如果能拍出来，等于为这部作品补上一块新的时代切面。

孙羽在信里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整个剧组的愿望。演员们当然也期盼，能再一次穿上那身衣服，回到芳草地。可浩然最终没有答应，续集的计划就在纸面上止住了。

谈起这件事，王馥荔难免觉得遗憾。她当年的投入很深，总觉得吕瑞芬的故事还没完全讲完。她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物的命运，本该随着时代继续往前走。”这句话不仅是对角色的惋惜，也是对创作空间的一种期待。

朱德承看得稍微平和一些。在他看来，艺术创作从来就不完全掌握在创作者手里，很多时候“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资金、政策、市场、作者意愿，缺一不可。既然客观条件没凑齐，再执拗反而会伤害已经存在的部分。

宋晓英则有自己的判断。她认为，《金光大道》上集和中集已经讲清了合作化年代的故事，对那个阶段的农民命运也交代得比较完整，观众记住了，也就够了。续集固然可惜，但缺失并不意味着前面的工作打了折扣，反倒让人更珍惜已经完成的那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下集未拍成”既是遗憾，也是提醒：不是每一个设想都能被时间成全，能做的，是把手上那一段做到不愧心。

八、旧址、校园与军营：重逢之后的“下一步”

南京之行，对四位老演员来说，不只是参加一个开幕式那么简单。主办方安排了几项活动，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再一次走近电影的“源头”和观众。

其中一站，是南京电影机械厂旧址。这里曾经诞生过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电影放映机。演员们走进旧厂房，听工作人员讲当年工人怎样一点点攻克技术难关，从零开始做出设备。张国民站在一台老放映机前，看了很久，才慢慢说：“没有它，我们当年的戏也进不了村。”一句简单的话，把表演与电影工业之间的关系连了起来。

在东南大学，他们与青年学生面对面交流。学生们问的问题很直白，有人问：“怎么才能演好一个普通人？”有人问：“您那时候不红的时候，怎么坚持？”四位演员没有用大道理压人，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多看生活，多在角色里下功夫，不要着急求成。有学生激动地说：“小时候就是看着《金光大道》长大的，现在能见到真有点不敢相信。”场面不算喧闹，却有一种踏实的热度。

还有一项安排，是到部队与官兵互动。许多年轻战士对那年代的电影并不陌生，部队电视里还时不时放。《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被不少人当作正面形象的代表。活动现场，有战士认出张国民，直接脱口而出：“高大泉！”张国民笑着摆手：“那是角色，别喊错。”

观众对吕瑞芬、朱铁汉、钱彩凤也有自己的记忆。有人对王馥荔说：“你演的吕瑞芬，是好女人的样子。”有人提起朱德承：“朱铁汉那股炮筒子劲儿，我们都学过。”还有人说到钱彩凤：“看了之后才知道‘我见犹怜’是什么味道。”这些评价未必精准，却说明一个事实：角色一旦进了观众心里，时间就不会轻易把它抹掉。

南京这几天，让四个人清楚地感受到，被记住的不仅是名字，更是一种表演方式、一种价值判断。这也是他们愿意在年纪不小的情况下，还跑一趟南京的原因。

九、给后来者的几句话：热度在散，规矩不能散

活动期间，媒体的采访几乎没断过。有人问他们：“时隔50年再聚首是什么感受？”四人给出的回答各不相同，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张国民说的是“感慨”。从一个刚进长影的年轻人，到如今的老演员，再回头看那部让自己走红的作品，心里自然有很多起伏；王馥荔用的是“充实”两个字，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遇到过好角色、好搭档，也经历过好时代；朱德承笑称“有些没变”，在他看来，自己对角色的认真并没因为时间改变；宋晓英则用“幸运”概括，她始终认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被观众认可，是很大的福气。

当被问到“对年轻演员有什么建议”时，四个人给出的答案，倒真像一套完整的“行规”。

张国民提的，是“敬业”两个字。他说：“每个角色都是一次考试，不能因为戏份多就认真，戏份少就对付。表演要靠琢磨。”这句话听着朴实，其实直指表演的基本功。

王馥荔提醒，不要幻想“一夜成名”。在她眼里，好演员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靠作品、靠时间，而不是靠炒作。她话不多，却点出了一个时代的差别：当年没有太多“走捷径”的渠道，如今诱惑反而太多。

朱德承强调的是多学习、多观察生活。在他看来，生活是所有表演的源泉。没有在生活里扎下根，只在镜头前绕圈，迟早要“露底”。他用自己当年下乡体验的经历做例子，把“走近生活”说得很具体。

宋晓英说的是“保持初心”。她认为，如果演戏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名利，那迟早会被这些东西牵着走。把“让观众看得舒服、看得高兴”放在前面，才是演员应该记住的事。

四个建议，从不同角度指向一个简单的道理：走红可以是偶然的，职业伦理却不能是偶然的。观众可能会暂时被某种噱头吸引，却只会长期记住那些真心对待角色的人。

十、散场之后，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

活动结束后，四个人在酒店大堂简单聚了聚。没有仪式，只是几杯茶几句老话。走的时候，互相抱了一下，有人拍拍对方的肩膀：“保重，争取下次再聚。”话说得轻，谁心里都明白，年纪到了这一步，每一次相聚都多了几分不确定。

张国民回北京的路上，心里总在回想1975年拍戏的场面。回到家，他翻出当年的剧照，一张一张放在桌上，抬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低头看看照片里那个浓眉、眼神发亮的小伙子，轻声说了一句：“时间真快。”说完又把照片收好，接着忙手头的工作。

王馥荔回到家，屋里摆着王群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照片发了一会儿呆，眼泪还是忍不住往下掉。擦干之后，她站起来，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重新理了一遍。她知道，生活不会因为谁的离开停下脚步，戏还得接着演，台词还得背得熟。

朱德承回到长春，把南京活动的资料整理好，放进自己的档案夹里。桌上摊着的是下一部作品的策划案，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横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构思朱铁汉的那段时间。有人说他这个年纪了还这样折腾，他只是笑笑：“这活，我还干得动。”

宋晓英则在电视上偶然看到年轻时自己主演的老电影，镜头里她的脸干净、眼神通透。旁边有人打趣：“年轻时挺漂亮。”她笑着说：“现在也没坏，有阅历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透露出她对自己过去与现在的双重接纳。

10月18日，南京电影表演艺术周落下帷幕。媒体报道和观众留言持续了好几天，有人表达怀念，有人说被感动到，有人祝他们健康长寿，还有人期待他们再有新作品。四位演员偶尔看一眼这些留言，心里很清楚：真正让他们觉得被温暖的，不是被夸，而是那一句“原来你们还在”。

1975年，张国民、王馥荔、朱德承、宋晓英在长影厂的宿舍里，为高大泉、吕瑞芬、朱铁汉、钱彩凤背台词、揣摩表情；2024年，他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并肩站着，风从江面吹来，吹乱了头发，却没吹散他们对这一行的那点认认真真。未拍出的下集，留在了纸上；已经拍出的那部分，活在了观众心里。至于他们自己，则在各自的日常里，默默把这条路走得更长一点。

来源：娱乐女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