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经常在线列战术的军事剪辑视频里看到电影《巴里·林登》的镜头，于是特意去看了电影。看完之后的评价是：蹩脚的剧本，令人“捉急”的演技，不功不过的分镜，优秀的道具，托马斯·庚斯博罗油画一般出彩的光影。
因为经常在线列战术的军事剪辑视频里看到电影《巴里·林登》的镜头，于是特意去看了电影。看完之后的评价是：蹩脚的剧本，令人“捉急”的演技，不功不过的分镜，优秀的道具，托马斯·庚斯博罗油画一般出彩的光影。
导演库布里克挖空心思用出各种手段，将一个非常俗套的故事演绎到让人可以勉强容忍它的无聊看三个小时，足见确实很有水平。但是，这就像五星级大厨使出浑身解数，花了大量心思与精力就为了做一碗蛋炒饭出来一样，虽然好吃，难免给人暴殄天物的感觉。
本片的剧本改编自威廉·萨克雷的同名小说，即使放到19世纪也是篇平庸作品，远不如他更出名的《名利场》。导演的叙事也启用了19世纪小说非常常见的旁白，委婉地说是充满了中世纪吟游诗人的别样风味，可以跟雨果一起蹲在万神殿里吃香火，直白点说：
让作者的身影主动出现在叙事当中是一种比较老派的做法，现在大家更推崇作者不要出现在文本内部，让作品内部的逻辑自己显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价值观，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里补完作品，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说教自己，要使读者锻炼出较强的自我脑补能力，观众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男女主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张扑克脸，更适合出现在傀儡戏里面。倘若说女主人公如此是因为导演要求，但男主人公这演技居然能获得奥斯卡提名，确实令人怀疑他是不是走了关系。演技中有所谓以眼神的变化而不只是以更丰富的面部微表情来体现人物内心的冲突与挣扎的说法，在某些伟大作品里确实能见到这样的名场面，唯独对本作来说撑不起这样的赞誉。
也因此，男女主的境遇很难让人共情，电影《巴里·林登》的故事与演技都缺乏能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是使人不需要写出一万字的小作文特意说明它有多么美。伟大的作品，或者说，能被称作史诗级电影的作品应该是不言自明，不需要故弄玄虚，绞尽脑汁为其争辩的。
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去把这部电影当做故事来看，而是作为了解18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洛可可时代西欧的风土人情的媒介，那这就是一部瑕不掩瑜的“纪录片”：
列强仪式性的战争，喧嚣浮华、醉生梦死的贵族生活，与小人物拼命往上爬却功亏一篑的传奇往事。
如果我们拿它当纪录片看待，便会发现这简直是一比一复刻18世纪的西欧。影片中的道具都非常考究，甚至有侥幸保存下来的老古董衣物——作为经费燃烧的代价，一些不会穿帮的远镜的镜头里士兵只能穿纸糊的军装了。
而本作的摄影，更是登堂入室，在故事与演技都不出彩的情况下，使本作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在几乎不借助其他辅助光源，仅用烛光与自然光源，拍出一部如同庚斯博罗油画一样的作品，加上亨德尔、莫扎特等人的悠扬配乐，给人非常美好的视听体验，仿佛一霎之间穿越时空，在洛可可时代奢靡荒淫的派对里与人翩翩起舞，直到午夜钟声敲响，“鹏洛客”从昏睡中醒来，回到自己冷清单调的出租屋。
总之，这是一部西洋版的黄粱梦，故事内容并不复杂，爱尔兰的乡下人雷蒙德·巴里被初恋情人的亲戚做局赶出家乡，母亲给的积蓄也被人抢走，只好当兵服役从英军到普军经历了七年战争，然后为一个专门游走上流社会的爱尔兰老乡服务，帮其出老千，用自己娴熟的决斗技巧当讨债人，从不名一文的毛头小子变成大富翁。
厌倦了流浪生活的巴里结识了贵妇林登女伯爵，在其丈夫老布林顿子爵死后攀上贵妇，改名巴里·林登。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巴里·林登得意忘形，荒淫无度，挥霍着妻子与继子家族的财产，为了给自己谋取一个爵位，甚至组建军队派到美洲为乔治王服役。
有人将女主的头衔Countess翻译成“伯爵夫人”，但电影从始至终都是称她的前夫与儿子为布林顿子爵，如果林登伯爵的爵位来自她前夫家族，那么在前夫死后，她儿子应该继承这个头衔才是。考虑到英格兰王国女性有王位继承权，却基本上没有贵族爵位的继承权，通常只有部分传承自诺曼时代的男爵头衔可以被女性继承。所以林登女伯爵很可能出身自大不列颠的凯尔特外延，或者干脆是一个欧陆女贵族。
好景不长，巴里·林登虐待继子的事情被曝光，被心心念念的贵族社会排挤，自己的财政出现严重问题，与妻子生的孩子也意外去世。精神崩溃只能借酒消愁的他最终答应了继子决斗的要求，出于难得的怜悯之心，在继子不小心放空枪后，身为决斗高手的他也选择放空枪，结果被继子的第二枪命中膝盖。
继子夺回家产后将截肢的巴里赶回老家，影片的最后终结于继子签署给他的每年500金币的养老金的账单，份额是巴里母亲一生积蓄的二十五倍。如果观众足够细心，会发现汇票上的日期是1789年7月14日，也就是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天。
电影给的这个日期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导演原本是想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只是经费短缺，最后不了了之。《巴里·林登》可以被视为导演的自我补偿，主角巴里·林登在这里则是小拿破仑，他是拿破仑的幻影，只是被扔到了拿破仑登场以前的悲喜剧当中。
虽然有不少中文观众可能看不出主角与拿破仑哪里相像，就像我小时候一直不懂《红与黑》的主角于连凭啥是“复辟时期的拿破仑”，当他十九岁时一个劲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时候，同年龄的拿破仑对未来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规划，时刻积蓄能量准备一飞冲天。
尽管于连无比膜拜拿破仑，今天被戏称“拿破仑梦男”，但毫无疑问如果拿破仑认识他，会将他视为自己最瞧不起的“一味追求自己私利，千方百计往上爬，用个人的野心毁坏了一切”的庸人。
然而，他们都可以是拿破仑。
后来我才想明白了，拿破仑在西方是对一个特殊群体的指代，那就是“浪人”。拿破仑既是浪人在西方历史舞台登场的标志性人物，又是所有出身寒微，在权力结构中失意或边缘化，却又野心勃勃的浪人的精神偶像。
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早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存在了，对《红与黑》著书年代的19世纪欧洲来说，却是新鲜物种，令所有人都为之心揺目眩，争论不休。
所以，尽管于连与拿破仑哪哪都不像，但在一个原本都是大象的社群里，苍鹰与麻雀自然会被视为同类。亦如同电影《北京55日》以后，中国的儒生，与缅甸的祭司、海地的巫师、非洲的萨满在西方人眼里被轻蔑地归为一类。
而同于连比起来，巴里·林登显然更有资格自称自己是拿破仑，用知乎网友HomoCetus的话说：
“他们都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岛，认真爱过一个婊子，怀有改变命运的野心，靠非常规的手段（赌博与新式战争）击败了欧洲的贵族，迎娶白富美，生到一个仔，走向人生巅峰，却由于自我腐败而被击垮，儿子早夭，自己被流放，最终失去一切。”
如果说巴里·林登与拿破仑有什么区别的话，我想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运气好撞上大革命，大革命解构了法国社会赖以维系自身的各种传统价值观，又没有能力产生新的能让所有人信服的纽带，将解体的社会重新拼凑起来。
而拿破仑抓住了短暂的机会窗口，在一个莫衷一是、混乱不休的环境里抟扶摇上九万里，一飞冲天，又利用人们对革命后的动荡与混乱的厌倦，通过强权震慑住心怀鬼胎的不同派系，使自己成为所有法兰西人的主人，在法兰西共和国当皇帝。
与这个大背景相比，拿破仑和无数小拿破仑能力上的差异反而显得很次要了。混乱是英雄的阶梯，假如将拿破仑抛到同时期的英国或中国清朝，他还会如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光鲜亮丽吗？显然不大可能。
所以，这也是复辟时期最流行的话题，也是《红与黑》作者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曾经无所不能的人如今却怀才不遇”的答案。
如果没有环境的剧变，就算拿破仑再努力十倍，放到复辟时代可能还没有于连这个智商情商都拿不出手，只有一张漂亮脸蛋的人吃得开。他本来只是个穷木匠的儿子，可侯爵小姐半夜主动给他递情书，侯爵老爷脑抽认他做女婿，侯爵少爷对此还不以为忤。
要知道大革命导致法国贵族财产集体缩水，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家格门第。侯爵家想要重振家声，就必须保持品牌价值，挣得一门好联姻。除了漂亮脸蛋没有什么本事，只会背拉丁文《圣经》的于连使侯爵家不惜沦为上流社会笑柄，也要纳为家庭的一员，简直是人形魅魔，堪称凤凰男传奇。
这样的爽文故事，居然被今人拿来论证复辟时期法国阶级流动有多么困难，着实令人啼笑皆非。《红与黑》前半有多好看，后半就有多无聊。作者借于连之口真情实感的愤懑与不平和他的人生体验是一致的，但他对自己既仇恨又艳羡的“阳光里的世界”却始终雾里观花，隔着一层。
不过如果司汤达活到现在，面对“阳光里的世界”萎缩到只剩花边新闻的一小角，他可能既感到快意又会觉得空虚。
今天的西方社会，是罗马帝国崩解以后，庶民主义第一次压倒贵族等级的时代。曾经阶级分明，棱角俱全的旧时代已经随君王们的同归于尽而化为劫灰，在王冠成打落地以后，贵族发现自己最好的位置可能是博物馆的角落，不再如过往具备不言自明的优越性。
也是因为贵族趋于消亡，今天的欧洲人才有余裕承认它的长处，亦如今天民族国家并不尽如人意，于是人们甚至从历史上的帝国中寻找闪光点。
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永远绕不过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今天引起种种争议的许多政策都是对世界大战的矫枉过正。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人发现自己并不比被他们征服与统治的族群本质上更高贵，更能自外于盲从、嗜血与狂热，19世纪脉脉温情的绅士世界的表象被证明是有赖于上帝的垂怜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侥幸维持的洞中之火影，一旦文明人走向自相残杀，不管打扮得再光鲜亮丽，他们还是随时有可能被表象之下更真实的达尔文世界的狰狞与残酷捕捉和吞噬。
尤其对智识分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文明只是一个偶然和假象，更容易使人心生挫折与绝望的了。如果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那就是人们并不会吸取教训，这样的事情会来第二次。
绝境是对个人品性最好的试金石，比较脆弱的人如茨威格，只能精神崩溃地躲到南美写完《昨日的世界》自杀，比较坚强的人如丘吉尔，则早早跑到北美拉关系，竭尽全力备战第二赛季。
不过这两人的差异也并不仅因为性格不同，“爽文作家”茨威格是被赶出家园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今日头条写手”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股东。
用涂尔干的理论说，人自杀往往是因为被剥离了一切社会关系，无法找到情绪价值填补内心的空虚。反过来，有着诸多牵挂与羁绊的人，自然有坚强活下去的藉口。
所以，尽管丘吉尔差点被战争带来的抑郁症给压垮，然而他有必须为之战斗的理由，他之所以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这与浪人恰好成了鲜明对照。
浪人是什么？浪人是社会解体的产物，他们除了野心一无所有，因此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所有当做赌注。
自拿破仑以降的各种西欧浪人政治家，尽管在他们狂热的粉丝眼里，是国家意志的“道成肉身”，但从实际表现上来说，对他们支配的国家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真正在乎的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野心与宏大叙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焚尽一切膏脂。
就比如说拿破仑，为什么要为了给哥哥挣一顶王冠背刺西班牙导致一半的军队在伊比利亚陷于治安战使法国腹背受敌，为什么要在征俄失败以后强硬到底不愿妥协导致大革命就拿到手的自然疆界全部吐出来，为什么要在绝对的劣势中卷土重来导致法国被分区驻军遭受更严苛的惩罚。
从理性上来说是解释不通的，真正的原因是接连不断的胜利使他把自己当上帝了，于是也就不把自己以外的人当人，而是实现帝国大业的燃料与代价。
如果不可腐蚀的罗伯斯庇尔复生，对这个忠实崇拜自己的小粉丝，评价大抵也是“一味追求自己私利，千方百计往上爬，用个人的野心毁坏了一切”的人。
想要往上爬并不是一种罪恶，毋宁说实现阶级流动的野心是人类社会不那么死气沉沉的动力。有问题的是那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反复无常，哪怕亲朋好友也可以毫不犹豫牺牲与背弃也要往上爬的行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人不会成为主流。反过来，一旦社会解体，旧秩序旧伦理土崩瓦解，像拿破仑这样的浪人就会粉墨登场。
只不过拿破仑上台的时候，西欧社会刚从“春秋”迈入“战国”，社会解体的程度还不严重，因此拿破仑的行为还不算太出格，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所以当时评价好坏参半。
但等到希特勒上台时，西欧已经演化成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国后期”。社会环境已经彻底崩掉，各种妖魔鬼怪跑上前台，希特勒是这些跳上餐桌的老鼠里最出名的一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所顾忌、无所制约的希特勒放飞自我，成功使奋斗后的德意志被肢解，沦为西欧价值链的贱民，连带着民族主义与拿破仑在今天的欧洲一路风评走低。
而性格糟糕，有各种各样缺点的丘吉尔的贡献就是带领英国顶住了希特勒的威胁，在孤立无援的一年后坚持到了美国的下场，使曾经文明昌盛为人类中心的西欧不至于沦于极权主义的魔掌。
一旦英国屈膝，那么纳粹统一欧洲自是唾手可得，他们的种族主义价值观亦会风靡世界，制造出更加残忍与血腥的地球。今天鼓吹纳粹的“黄皮肥皂”在这样的世界，只会成为没有保护的被捕食者。
当然，选择战前不受欢迎的丘吉尔上台，本身意味着英国从上到下抵抗到底的决心，如果丘吉尔不称职，那么就换一个新的“丘吉尔”。丘吉尔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他上台前就到处漏水的大英帝国号破船体面谢幕，并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
大众舆论总是青睐贵族政治家的史诗故事，因为这样很罗曼蒂克，尽管使民众不得不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导致整个欧洲社会崩溃的人，也是贵族政治家。
依靠美国大兵的武力，战后的西欧维持住了秩序，并清算了纳粹。作为代价，西欧不得不仰赖美国的鼻息，成为“罗马人的希腊”——既是前者的精神家园，又是他的附庸。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人回顾十八十九世纪不免五味杂陈，就像一个老人回顾自己的青春期，当时虽然穷得一无所有，却充满了对未来乐观的希冀与期待。
同时，对曾经支配欧洲社会的贵族，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嘲笑他们的荒唐淫乱，另一方面又羡慕旧时代的稳固安定。今天的欧洲人看样子也并不喜欢阶级分明的社会，只不过经历了纳粹祸害的他们，也艳羡浪人集体登场以前的井然有序。
这种既要也要的想法是人类普遍都会有的心理，证明欧洲人与我们一样是同一种生物。但社会环境的演化，一如人从小变大，从生到死，并不能随人心意中止暂停颠倒，所以可能终究也只是一场黄粱梦。
来源：江话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