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叫芦苇的小伙子，不幸被卷入到“流氓案”件中。抓他那天，他穿着一身素布工作服，个子很高，长得也朴实，怎么看都不像是去跳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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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风暴席卷全西安。

一个叫芦苇的小伙子，不幸被卷入到“流氓案”件中。抓他那天，他穿着一身素布工作服，个子很高，长得也朴实，怎么看都不像是去跳舞的。

抓他的人看他不像个轻浮浪子，连问“你就是芦苇？”芦苇是个诚恳的小伙子，一再点头，自己把自己送了进去。

他犯的事，在今天看来简直荒唐。八十年代初，他去参加家庭舞会，和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是西安一个叫老马的寡妇，四十岁出头，据说颇有来头，后来被判了死刑。芦苇没那么严重，但也被判了劳教。

芦苇老师

芦苇被关了11个月。后来因为查出乙肝，监狱不能要他，这才被退回单位，扣发工资，由群众监督。出狱时，他把在监狱里画的画、写的笔记全带出来了。

因为这次“进去”，他错过了电影《黄土地》。

那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震惊世界的电影，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芦苇因为犯了“花”案，没能赶上中国电影的第一束光。

但是没关系，芦苇很快就要亲手参与创作两部更伟大的作品。

出狱后的芦苇因祸得福，在西影厂排上了个“名人”称号，谁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地喊上一声“哥”。而且那时的西影厂，正迎来一位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厂长，吴天明。

芦苇的命运，和他紧紧绑在了一起。

吴天明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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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本名卢惟。小时候长得又瘦又高，长长一条像麻杆，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芦苇”。这外号叫得太响，到了上学的年纪，连老师都给搞糊涂了，填表格时稀里糊涂把“芦苇”写了上去。

1950年，芦苇出生在北京，三四岁时随父母迁居西安。他的父亲曾是林伯渠的司机，当时延安就只有一辆小轿车，就是他父亲开着。解放后，芦苇父亲调到西北局工作，芦苇也跟着去了。

10岁起，他就泡在西北局的图书馆。他还经常沾父亲管车队的光，偷偷溜进西安人民大厦蹭戏。戏剧、话剧、音乐会，中国的、日本的、阿塞拜疆的，什么都有。

再加上西北局每周都会给干部们放一场电影，芦苇从小就离电影很近。

1968年，18岁的芦苇初二还没上完就下乡了，当了三年农民。1971年回城，被招进空军修理厂，在当时，那是待遇最好的单位之一，可以吃上细面、精粮。

一大批人对着那个位子望眼欲穿，结果呢，芦苇说不要就不要了。

入职培训结束，在车床旁边工作了四个小时后，他不干了。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像是被绑在了机器上，工作严重影响他读书。领导对他说：

“本单位自从成立以来，只有进不来的，没有进来还要走的。之前有个走了的，是个神经病，你芦苇可能也有点问题。”

他把铁饭碗辞了，在家待了四年，看书。

1976年，26岁的芦苇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因为有美术功底，被调入美术组做绘景。他根本没想过当编剧，整天跟在导演、编剧、场务、摄影后面看他们怎么工作。

那时候摄制组讨论剧本，他在旁边经常口出狂言，说“这块不行，那块不行”。人家烦了，怼他一句：“你说哪哪都不行，有本事你来呗！”

他不服气，白天工作，晚上改剧本，写出来给摄制组一看，都说好。

厂长吴天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不错，当编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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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芦苇编剧的第一部电影《最后的疯狂》上映，票房和口碑双丰收。1992年，陈凯歌拍《边走边唱》到西安采外景，通过摄影顾长卫，找到了芦苇。

陈凯歌手里有一个项目，改编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拍一部京剧电影。陈凯歌看过芦苇的文章，想找他来做编剧。

芦苇接过李碧华的初稿剧本，读完后告诉陈凯歌：

“这个剧本我没法改，推倒重来吧。在我写的过程中，你不要参与、不要干涉。”

幸好咱们凯哥老师，这次没有发挥他的文学才华。

李碧华的原著是言情小说，一直写到香港回归，程蝶衣结婚了，段小楼流落香港当电车工人，一个世俗故事。芦苇则围绕两位京剧伶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

写剧本前，他还专门去各个京剧院采访体验生活。

芦苇写了87场戏。陈凯歌看完第一版就很满意，芦苇又写了第二版。等他追着要再改第三版时，陈凯歌“生气”了。但芦苇坚持把剧本雕琢到最后一刻。《霸王别姬》几乎完全按照芦苇的剧本拍摄，只拿掉了两场戏。

芦苇老师的经典台词

电影拍完，香港版先行上映。芦苇看完以后心里很不痛快，把陈凯歌请进房间，关上门，说：“凯歌，你对不住我。”

原来，当初编剧署名的事，芦苇与陈凯歌约定自己必须是第一编剧。可香港版字幕上，李碧华成了第一编剧，他成了第二编剧。陈凯歌面子上很挂不住，承认对不住，保证内地版上映时一定改回来。

芦苇后来再没看过内地版，不知道这个承诺兑现了没有。

1993年，《霸王别姬》成功拿下金棕榈奖，这是华语电影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此殊荣。芦苇一战封神。

很快，张艺谋也找来了。

《霸王别姬》还在做后期的时候，张艺谋就找上了门。

芦苇看完余华的原著后，坦言：“就小说质量而言，《活着》远在《霸王别姬》之上，不是一个水准，它是非常棒的小说。”

可也正是因为小说太棒了，改编反而更难。

“《活着》这个小说，它的内容不是一个电影所擅长表达的东西。如何保持它原小说的这种品质，在技巧上的处理比《霸王别姬》难得多。”

电影《活着》

拍摄期间，张艺谋边拍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清醒了再一起整理。

当时为了艺术，大家都是玩儿命较真。

电影《活着》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与《霸王别姬》并称为华语电影的两座丰碑。而芦苇，一个人写出了这两座丰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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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芦苇，一直在跟人“闹别扭”。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想再次召集原班人马复制成功，拍摄新电影《风月》。他拿40万的片酬邀请芦苇再给他做编剧。芦苇去查了资料，发现故事只是源于坊间只言片语，没有真实历史依托。

他说没有真实感的故事不会精彩，陈凯歌不信，两人不欢而散。

芦苇直言，《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开始自满：“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与吴宇森合作《赤壁》，他写了一个版本，最终因为“历史观不合”，吴宇森没有采纳他的剧本。

芦苇说，一部史诗被吴宇森拍成了卡通片。

与王全安合作的《白鹿原》更是让芦苇心碎。

他花了五年时间，前后七易其稿，每稿都超过6万字。芦苇原本希望将这部小说拍成一部真正的土地史诗，展现人与土地的羁绊、新旧价值观的撕裂与痛苦。

2005年在国家电影局研讨电影剧本时，他发现提交的剧本与自己写作的差异很大。王全安的解释是，芦苇提交的剧本没有通过，西影厂就让他赶制一个剧本出来，于是他用了十六天，写出了一个新剧本。

在芦苇看来，最终拍出的电影背离了原著的初衷，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史诗格局，电影成了田小娥和几个人的情欲纠葛。

电影上映，芦苇强烈要求把编剧署名拿掉。

他非常珍惜这个题材，按照中国电影人目前的状态，他甚至希望这个题材最好搁置起来，不要糟践。

2002年，张艺谋拍《英雄》。影片投资3000万美元，国际票房1.7亿美元，国内票房达到2.5亿，占据当年全国票房四分之一。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芦苇却看不过眼，书中毫不留情地痛批：

张艺谋自《英雄》之后的电影，价值观出了问题，“暧昧不清，疑虑重重”。《金陵十三钗》是“技术一流，艺术二流，乍看尚可，不能细究”。

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八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张艺谋不以为然。张艺谋说，你信不信我把周杰伦弄来，这片子就能多卖一两亿。芦苇后来感叹：

“这已经不是艺术家思维，是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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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从来不掩饰对中国电影的忧虑。

2014年，芦苇在成都获得“年度致敬编剧”时，直言：

“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中国电影低俗化、脑残化的问题，是因为整个社会、市场都是如此，电影只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

他说，现在的电影导演迅速变成老板了，很多导演一旦当了老板，他的艺术创作力就迅速衰退了。

“陈凯歌在拍《霸王别姬》时，他没有公司。到拍《风月》时，他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王全安在拍《图雅的婚事》时也很纯粹。但现在，如果碰到陈凯歌、王全安，叫他们一句“陈老板”“王老板”，也很确切。”

他公开批评郭敬明的《小时代》描绘“虚假的春梦图”，说《私人订制》散发出来的味道跟《小时代》是一样的。

在芦苇看来，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价值观。

他认为，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

“我们要研究，在整个人类中间，哪一个价值观是跟我们合拍、统一的，我们才能够走出去。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做这种尝试。”

只要不合自己口味的合作，再多的钱，他也不去。

2023年，《封神第一部》上映。其实芦苇是这部影片的剧本顾问。导演乌尔善最早邀请他担任编剧，但芦苇拒绝了。据报道，芦苇拒绝了《封神三部曲》的总编剧身份的邀约，损失高达2100万元。

有知乎网友分析，芦苇可能觉得《封神》可写，但看了乌尔善等人的想法定调以及受到强大干涉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全揽过来挂自己名字毁自己名声了。

芦苇最终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参与。他在帮剧本做了减法，最初的剧本人物很多，芦苇建议人物精简成7个，故事情节不发生在主线人物身上的都砍掉，提高叙事效率，不能有闲篇。

除了《封神》，还有其他大商业IP找过他。不止一家制作方曾带着天价合约找到芦苇，希望他为热门IP改编的电影剧本操刀。芦苇看后，多半摇头。

有的故事他觉得“没有真实感”，有的他觉得“价值观不对”，还有的他觉得“只是一个空壳，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拒绝这些邀约的理由出奇一致：我写不了。

这些年，芦苇总共有十几个剧本躺在抽屉里，一个都没拍出来。

可他还在写。一个关于知青年代的赤脚医生，那是他年轻时插队认识的朋友，他希望用这部剧本为自己经历的知青年代“做个交代”。一个叫《刀客七星传》的武侠片，主角是个清朝刀客，会唱山歌。

可是，侠客唱山歌，有几个人愿听呢？

他保持着一年写一个剧本的节奏，雷打不动。从业三十多年，写了三十多部，拍出来的不到一半。他总共写了近40个剧本，被拍出来的只有十六七个，但他心态坦然：

“对于剧作者来讲，我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虽然有些剧本没拍成很遗憾，但我写的时候激情澎湃，相信它有价值。”

芦苇每天依旧伏案，不用电脑，不用手机，用纸和笔写作。书房堆满了书，画册、史学书籍、人类学著作，满满当当。他永远穿着一件圆领套头衫、一条宽松军绿裤、一双圆口黑布懒汉鞋，丝毫不为物质所困。

75岁的他还在用那支笔，对抗外部世界的浮躁和喧嚣。

在一代代文艺青年中间，他那句话流传了许多年：我以为《霸王别姬》和《活着》是中国电影的起步，没想到那会是巅峰。

现如今回味，我们没能延续下去的巅峰，无非是少了他那份质朴的坚守。

来源：宅总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