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全新专栏“立场｜THE POSITION”，邀请创造者发出理智、清醒的思想之声，不断输出对艺术价值的核心判断。

立场｜

THE POSITION

《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全新专栏“立场｜THE POSITION”，邀请创造者发出理智、清醒的思想之声，不断输出对艺术价值的核心判断。

主笔

知名编剧，作家。代表作品《孔雀》《立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

电影《蜂蜜的针》等了十年，终于在这个春天和观众见面了。

十年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几轮潮起潮落，人类个体境遇被时代改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今，这部有关人性的作品出现在银幕上，带着锋利与冷感，也引发了观众们有关个体境遇或女性主义等话题的讨论。

电影《蜂蜜的针》海报

而作为编剧和监制，我看到《蜂蜜的针》上映的感觉，就像整理旧衣服时，在口袋里突然摸到几百块钱，仿佛是一种不抱期望之后的获赠，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意外快感”。重新回望这个故事，其中关于存在与选择的永恒命题也不会因为时代的巨变而褪色，依旧鲜活。

对很多人而言，《蜂蜜的针》的女主角支宁是一个边缘而另类的存在。

支宁的职业设定，是在农科院工作，专业是植物病虫害分析。她很少与人打交道，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对植物昆虫的了解比人多。”这直接指向了她与人的疏离，在人群里很少主动开口，显得乏味、呆板。而这一职业设定也为整部影片笼上了一层冷静甚至冷漠的氛围。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袁泉饰演的支宁很少与人打交道

银幕上的支宁，无疑是极端与异类的代名词。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谁又不是异类呢？

每个人都活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之中，只是因为生活的奔波，很少特别关照到内里的精神世界。但当人们独处时，那些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的感觉时常会升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囹圄者，都认为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一沙一世界，所有人都在穷尽一生寻找适配的生活和能让自己恰如其分活着的理由。虽然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但每个个体都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彼此互为异类。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宁静饰演的阚天天在安慰支宁

正因如此，描写那些偏执、边缘、不主流的人物成为了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偏好。除了支宁，还有《孔雀》里刚烈执拗，不甘于平凡生活的“姐姐”，《立春》里梦想走进巴黎歌剧院，却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王彩玲，《外婆的新世界》里晚年出走成为城市游侠的“外婆”……我一直坚持写那些在心底里打动我的人物，而与此同时，他们身上的特别性，也恰恰映照着每个人。

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

支宁的行为背后和内心深处隐藏着深深的孤独，或许在今天引发的共鸣很强烈；但孤独绝不是疫情之后才被发现的共性，也不是原子化社会才有的新病，它是人类终极的生存状态和永恒命题。所以我没有预言什么，只是在书写人类长久以来的普遍境遇。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总是独来独往的支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支宁不是一个十年前的角色，而是今天我们身边的朋友或陌生人，是我们自己。她代言了每个人的困顿与格格不入，把藏在心底的“不合时宜”放大到了极致；最后替我们把模糊的“异类感”演变为一场彻底的燃烧。

《蜂蜜的针》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支宁把所有情感需求压缩到寇逸一个人身上，后续一切行为的动机，本质上都是希望“被看见”，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自由意志，不断确认着自己的存在。

支宁说：“你是害虫，我是益虫，我吃掉了你。”她像解剖昆虫一样剖析身边的每个人，用益虫和害虫的逻辑来理解人际关系。这也是支宁职业设定的另一层隐喻。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在农科院工作的支宁

支宁对寇逸的感情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想爆破以往的生活，摆脱那种透明、窒息、局外人式的无根的漂泊感。她觉得以前的自己不是自己，希望成为自己认为的那个自己。与阚天天的重逢、和寇逸的偶遇，对支宁是一种冲击，唤醒了沉睡的自我。

寇逸只是一个着火点。支宁希望通过寇逸不断寻找存在的意义，她想要摆脱命运的束缚，解除与自己、与他人、与生活的所有既定契约，与过去一刀两断，实现完全的自我燃烧。在她心中，自我燃烧高于一切，于是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行为。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耿乐饰演的作家寇逸

支宁第一次杀人，是在慌乱中发生的。她目睹了寇逸和前妻老叶的争执，当老叶发出濒死前的求救，支宁在混乱中把普洱茶刀捅向了对方，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但之后，支宁迅速在寇逸背上补了一刀，制造了夫妻冲突、正当防卫的假象。如果说一开始的举动是慌不择路，那么后续这些缜密而清醒的行为，恰是支宁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作为目击者，不想回到那个被忽视的透明状态，她的行为疯狂但冷静，慌张而清醒，复杂的情绪也包裹着真实的人性。所以她之后说出那句“这是命运中的恩宠时刻”，也预示着某种选择。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杀人后的支宁，冷静地与寇逸打电话

有人说这是存在主义的悲剧，我赞同。人都有奴性，有的人很被动，如同被剥夺了自由意志，这是非常悲悯的事情；但人也都有主观能动性，每一次选择，都影响着命运的走向。生活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寻找和创造意义。存在主义的本质正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和决定，并勇敢地承担结果。

实现自由意志，决定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命题。人的一生，是一场自我的战争。

回过头看，我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个巧合。我也没有要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宏观计划。相反，创作最重要的前提是人物足够打动我，能够承载深层的价值和意义，而我也只是书写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与认知。我的下一部作品写的就是男性群像，剧本已经完成。

李樯编剧作品《好想好想谈恋爱》剧照

我认为好的创作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性别立场上。历史上，女性刻画男性、男性描写女性，都不乏优秀的创作者，他们以中立、客观的视角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在艺术史上并不罕见。比如《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妮丝·格雷》等作品出版后，读者以为出自男性之手，事实上作者却是隐姓埋名的勃朗特三姐妹。所以创作视角与创作者的性别无关，而是与观察力和同理心有关。

BBC拍摄的关于勃朗特三姐妹的纪录片《隐于书后》剧照

就像《蜂蜜的针》，某些剧情恰巧发生在女性之间，但事实上，男性之间也是如此。比如剧中人物之间的相互规训：阚天天改造支宁的形象，澹台莺劝兰若心“必须毫无例外地以成年女人的方式打扮自己”，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我们好像总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挤压着，在劫难逃，于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试图摆脱外界束缚，逃离看不见的手对自己的控制、侵略与驯服。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俞飞鸿饰演的澹台莺

相应地，我们也总是在“寻找自我”和“规训他人”之间左右摇摆。人们在尚不清楚如何成为自我、改变自我时，却不由自主地去改变他人，要求别人成为符合自己标准的人；我们彼此注视、彼此征服，一方面规训他人成为了某种意义，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他人的肯定、批判、希望、寄托之中寻得自身价值。我们彼此取暖，也彼此剥削，就如同叔本华所说的刺猬，在寒冷中相互靠近，又相互刺痛。这是一个反弹力，是人类个体之间的缠绵与倾轧。

至于“雌竞”这类标签或话题，我在创作时从未刻意考虑。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弱肉强食与性别或时代无关。如果描写或反讽必须要遵守“政治正确”，创作就会失去宽阔性和温度，变得狭窄、僵化，甚至可能成为另一种精神暴力。

李樯在电影《蜂蜜的针》拍摄现场

类似地，也有人说支宁“大杀四方”的剧情很符合当下的爽剧逻辑。但我觉得这种“酷”不是今天才有的，它一直存在。好的作品应该无惧时代的冲刷，自有其生命。因此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是写作的永恒意义。

就像《蜂蜜的针》用一个日常个体走向犯罪绝境的故事，映射出每个人身上都有恶的种子，这是跨越文化的共通命题。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本土化的创作设定，与中国观众建立更深连接：阚天天是离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在经济上行期积累了财富，衣食无忧却百无聊赖；澹台莺是复古主义的养生爱好者，优雅古典，具有极强的精神优越感；苗姐是干部子弟，她的自主性其实是一种特权；畅销书作家兰若心，把知识当作炫耀的资本，对他人嗤之以鼻……阶层、背景与职业的差异形成了人物之间火花四溅的关系，也构成了互相抵御、互相招安的复杂性。

电影《蜂蜜的针》剧照。齐溪饰演的兰若心

最后我想说，《蜂蜜的针》终于上映，于我而言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幸运。但当作品诞生以后，作者就该离席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立意义，作者的表达不能代表作品思想的全部。与每一位观者狭路相逢，邂逅赞美，或迎来批评，也在无形中触动了人们对于意义的思考与追寻，这正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意义。作品如同一个公共广场，人们来到其中，展开探讨、争论，互换彼此的价值取向。作品是具有多义性的，人们通过其表达不同的立场，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图片提供

李樯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策划：徐宁

编辑：李津

采访、整理：郭蓉

设计：张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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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芭莎艺术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