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2月26日，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的一纸官宣，将韩国国宝级导演朴赞郁推向了世界影坛的聚光灯下——他被正式任命为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这一历史性任命，不仅标志着朴赞郁个人艺术生涯登上了新的巅峰，更成为了韩国电影在全球影响力版图上划下的又一道深刻印记。组委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对朴赞郁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12部长篇杰作，朴赞郁已成为当代影坛最具魅力的电影人之一。”他们进一步强调，朴赞郁那“兼具本能、颠覆性且华丽的电影创作，在剧本深度、视觉风格以及道德思辨等所有层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胆

2026年2月26日，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的一纸官宣，将韩国国宝级导演朴赞郁推向了世界影坛的聚光灯下——他被正式任命为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这一历史性任命，不仅标志着朴赞郁个人艺术生涯登上了新的巅峰，更成为了韩国电影在全球影响力版图上划下的又一道深刻印记。

组委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对朴赞郁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12部长篇杰作，朴赞郁已成为当代影坛最具魅力的电影人之一。”他们进一步强调，朴赞郁那“兼具本能、颠覆性且华丽的电影创作，在剧本深度、视觉风格以及道德思辨等所有层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与艺术气魄”。

这则消息迅速点燃了全球电影界的关注，多家国际媒体竞相报道，社交网络上也掀起了热烈讨论。朴赞郁成为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继2006年王家卫之后第二位担任该职位的亚洲电影人，同时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韩国导演。对韩国电影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超越了个人荣誉的文化事件，象征着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巨大跨越。

个人的阶梯——朴赞郁的“戛纳之路”解析

要理解这一任命的历史意义，必须回溯朴赞郁与戛纳电影节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厚渊源。他的“戛纳之路”，恰好映照着韩国电影国际化进程的每一步足迹。

朴赞郁最早引起国际影坛关注的作品《共同警备区》于2000年上映，不过这部影片当时入围的是柏林电影节。真正让他踏入戛纳殿堂的转折点，是2003年的《老男孩》。这部改编自日本漫画的影片，以其极致的暴力美学、惊世骇俗的伦理探讨和精湛的视听语言，在戛纳电影节上一鸣惊人，荣获评审团大奖。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后来这样评价朴赞郁的创作特色：“朴赞郁的创造力、视听语言的掌控力，及他对命运奇情男女复杂冲动的敏锐捕捉，为当代电影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

此后，朴赞郁的作品便与戛纳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的“复仇三部曲”之一《我要复仇》在戛纳获得关注；2005年，《亲切的金子》继续巩固了他在国际影坛的地位；2009年的《蝙蝠》再次回到戛纳，并获得评审团奖。

到了2013年，朴赞郁的好莱坞首作《斯托克》虽未入围戛纳主竞赛，但继续展现了他独特的作者风格。真正的突破性时刻发生在2016年，《小姐》不仅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更因其大胆的叙事结构、精致的美学风格和对情欲题材的大胆处理，在国际影坛引发了广泛热议。

然而，朴赞郁艺术生涯的最高峰之一，无疑是2022年凭借《分手的决心》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这是他在戛纳第三次捧起奖杯——前两次分别是《老男孩》的评审团大奖和《蝙蝠》的评审团奖。至此，朴赞郁完成了从“戛纳参赛者”到“戛纳评审团成员”（他曾担任第70届戛纳评审团成员），再到“评审团主席”的完整蜕变轨迹。

国家的轨迹——从朴赞郁看韩国电影的国际化征途

朴赞郁的个人成就绝非孤立现象，它深深植根于韩国电影工业近三十年来的系统性崛起。这一进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电影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1999年5月，韩国政府将电影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原先的电影政策机构“映画振兴公社”改组为民间机构“电影振兴委员会”，职能从主导国策电影创作转变为推广和宣传韩国电影文化，改善投资环境。这是自1962年韩国制定“电影法”以来，电影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韩国电影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主导权和政策支持。

更为关键的是1995年《电影振兴法》的制定，该法废止了电影制作登记申报制度与行政审议制度，实施四级分级制，极大解放了创作空间。1998年，韩国政府进一步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建立了电影分级制。这些政策变革，为电影创作的题材多样化提供了可能。

在此期间发生的“光头运动”更是韩国电影史上的重要节点。1998年，韩国政府经济部门迫于贸易和经济压力，考虑削减保护本土电影的银幕配额（当时规定每年146天放映韩国电影），这遭到了文化部和电影人的强烈反对。当年12月，韩国电影人发起游行示威，包括导演林权泽、李沧东、金基德、姜帝圭，演员安圣基、崔岷植等纷纷参与。示威的标志性行动是电影人剃光头抗议，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最终以电影人的胜利告终。

这场运动的胜利，为韩国电影保留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鼓励并支持大企业投资电影，并在1999年筹得3000亿韩元（约2亿4千万人民币）电影发展专项资金。正是这些制度保障和资本支持，孕育了朴赞郁、奉俊昊、李沧东、洪常秀等一批杰出的韩国作者导演。

韩国电影的国际化征途呈现出清晰的战略路径：首先是电影节的系统性耕耘。从林权泽1993年凭《西便制》在戛纳获奖，到朴赞郁、奉俊昊、李沧东等导演持续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亮相，韩国电影人构建了强大的国际声誉网络。

真正的历史性突破发生在2019年。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获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是韩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座金棕榈奖杯。2020年，《寄生虫》更是摘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截止到2024年4月24日，该片的全球票房达到262099264美元。

《寄生虫》的成功，标志着韩国电影完成了从“电影节宠儿”到“全球文化现象”的跨越。奉俊昊在获奖感言中特别提到：“金棕榈是韩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佳献礼。”随后，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贺电中表达了同样的感慨。

朴赞郁此次担任戛纳评审团主席，正是在这一浪潮下的延续与深化。它象征着韩国电影不仅能够创作出赢得最高奖项的作品，其代表性艺术家更能够担任国际顶级电影节的品味裁决者，参与到世界电影艺术的评判标准制定之中。

权柄的寓意——评审团主席的角色与潜在影响

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角色，远不止于一份荣誉头衔。这个位置赋予了担任者多重身份——既是艺术品味的裁决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当年电影节审美风向的“定调人”。

回顾历史，2006年王家卫担任戛纳评审团主席时，被评价为“第一位出任评审团主席的华人，也是首位获此头衔的亚洲导演”。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贾伯当时表示：“我们非常庆幸能邀请到王家卫担任今年的评审团主席，他的电影总是在一种浪漫的传统之下，藉由精雕细琢的画面来抒发怀旧气氛的情感，令人感动不已。”

时隔二十年，亚洲电影人再次执掌这一权柄，而且是在韩国电影全球影响力达到历史顶峰的时刻。朴赞郁独特的审美偏好和艺术理念，很可能对2026年戛纳电影节的评选产生深刻影响。

从朴赞郁的创作序列来看，他的作品展现出对复杂叙事结构、道德困境探讨、类型片作者性改造的持续偏爱。他的电影美学以精湛的视听语言著称，对暴力、情欲、复仇等主题的探索既大胆又充满哲学思辨。《老男孩》中令人震撼的长镜头走廊打斗，《小姐》中层层反转的叙事迷宫，《分手的决心》中细腻克制的情绪表达，都体现了他对电影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度思考。

基于这些特质，可以推测朴赞郁作为评审团主席，可能会更加青睐那些在形式上有创新突破、在主题上有深度探索、在视觉风格上有鲜明作者印记的影片。他对东亚电影美学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类型片与作者电影融合的丰富经验，可能使他在评选过程中给予亚洲电影，特别是那些在传统类型框架内进行创造性改造的作品更多关注。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朴赞郁的任命也反映了国际顶级电影节在文化政治上的微妙平衡。在全球化浪潮下，戛纳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平台，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文化代表性，以维持其全球权威性。选择一位来自近年来电影创作活力旺盛、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的韩国的导演担任主席，既可视为对韩国电影艺术成就的肯定，也可解读为电影节对文化多元化的主动拥抱。

突破之后的思考

朴赞郁担任戛纳评审团主席这一事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荣誉范畴，成为了多重意义交织的文化符号。

从个人层面看，这是朴赞郁二十余年艺术生涯的自然延伸，是他从《老男孩》的戛纳惊艳亮相开始，经过《蝙蝠》《小姐》《分手的决心》等一系列作品在国际影坛的深耕，最终达到的艺术地位确认。

从国家层面看，这是韩国电影工业数十年系统性建设的结果。从1995年《电影振兴法》的制定，到1999年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成立，再到电影人通过“光头运动”捍卫创作空间，韩国电影在政策扶持、资本支持、创作自由和市场保护的多重保障下，完成了从本土复兴到全球崛起的历史跨越。

从全球影坛格局看，这标志着亚洲电影力量的进一步崛起。继王家卫之后，又一位亚洲导演执掌戛纳最高评判权柄，反映了世界电影艺术版图的多元变迁。亚洲电影不再只是国际电影节上的“参展者”或“获奖者”，更开始扮演“评判者”和“标准制定者”的角色。

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思辨：朴赞郁的当选，本质上是对其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还是韩国电影整体实力在戛纳体系内的必然体现？是电影艺术本身的力量证明，还是国际顶级电影节在文化政治上的平衡策略？抑或是全球化时代电影文化交流与竞争相互作用下的复合结果？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单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朴赞郁在2026年5月12日至23日举行的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在卢米埃尔大剧院主持评审团工作，决定金棕榈奖归属时，他不仅代表着个人的艺术眼光，也承载着韩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话语权期待。这一历史性时刻，将永远铭刻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史册中。

你如何看待朴赞郁当选戛纳评审团主席的意义？这究竟是韩国电影实力的证明，还是戛纳寻求多元化的策略体现？

来源：宠咖阁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