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部我们决定赶在清明档最后一天抓紧发掉的原因，是它属于这个档期的“中间派”，单独看就是个及格线边缘的作品，相比《我，许可》差得很远，相比《我的妈耶》和《天才游戏》它又好像还行。
当煽情成为描写情感的唯一前提，电影本身就只能是拼贴的素材库，有效，但廉价。
本文作者/灰白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清明档的华语新片，在台湾省上映时，已经刷新了2016年以来台湾省电影单日最高票房纪录，登顶票冠——
《阳光女子合唱团》
这部我们决定赶在清明档最后一天抓紧发掉的原因，是它属于这个档期的“中间派”，单独看就是个及格线边缘的作品，相比《我，许可》差得很远，相比《我的妈耶》和《天才游戏》它又好像还行。
就和标题说的一样，这部要分两个方面去看。它首先是非常好哭的，好哭到我一下子都有点不确定这算不算是优点了。
我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演员一定是这部片最大（且不多）的优点，它讲述一所女子监狱中的一群犯人，她们各自都有着沉重的过去，因为一个偶然聚合到了一起，组建一只监狱合唱团。
这些女演员演得确实都还挺真诚的，她们好像真的进入了故事成为姐妹，能够让观众哭成这样，还在对岸拿下票房冠军，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她们的功劳，毕竟确实演得好到我都有些不忍苛责。
我看的一场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对着她们哭，我也在有几场戏忍不住微红了一下眼眶。
但微妙的是，正如标题另一半一样，我看的那一场散场出去的时候，没几个人给这部片好脸色，大家都是一边擦眼泪，一边吐槽这里那里的问题。
豆瓣上大家也是一边哭一边骂，还骂得花样百出。
这种现象在前几年的电影市场上很常见，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大概的观点是哭一定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大家现在压力都这么大，但好哭不意味着一定是好片子，很有可能是一部洋葱电影——一切都服务于让你哭的那种片子。
要分辨一部好哭的片子是洋葱电影还是好电影，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概念——峰终定律。
这个定律大致意思是说，我们体验完一项事物之后，所能记住的只是在峰(高峰)与终(结束)时的体验。
很多做得好的情感向电影都符合这个定律，像《姥姥的外孙》，前面剧情是淡淡的生活流，后面姥姥在夜里疼痛，哭着喊妈妈，和最后给外孙留下的一百万，很自然地就勾出了观众的眼泪，留下了温情而不煽情的印象。
但洋葱电影，往往相反，没有所谓的峰和终，整个电影就像切洋葱的过程，平等均衡地在让你落泪，并没有起承转合的设计，更多是生理性的刺激。
比如《阳光女子合唱团》就很典型，它会让观众一边察觉问题一边哭，就是因为导演的做法是去对大众情绪进行精准调频，我们容易为什么而落泪，就把那个地方的浓度和倍数放大五倍，十倍；哪些情感容易打动人，就堆砌堆砌再堆砌。
全是高峰，也就谈不上什么峰和终了，情绪从开头一路牵引到最后，只会觉得好哭，也好烂，看得好累。
这篇就具体聊聊这种好哭是怎么实现的，以及片子的问题，当然这俩其实也是一回事。
正文
《阳光》改编自韩国的《和声》，改动部分不多，只是在本就煽情的原版基础上，继续拉高情感浓度。
两部片在我看来都是同样的套路化，从表达到故事都没有一点点新意，所以就不作对比了，仅针对这部的剧作技巧来聊。
要理解为什么好哭，就要先提到这部电影里，导演、角色、观众，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一般而言，导演是隐身的，角色按照故事的发展自然流动，观众或代入角色或不代入，只是沿着情节线索去理解里面的人性或情感。
但这部其实不太一样。
我想到一个很贴近的例子，是毕飞宇小说《推拿》里的一段情节。
盲人女青年都红在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中，演奏了乐曲，但效果不太好，演出结束后她正在沮丧，女主持人抓住她的手，将她拉到舞台前面，伴着小提琴抒情的音乐，开始介绍“可怜的都红”和她的曾经，称都红的演奏是为了“回报全社会的关爱”，最后，还试图搀扶着她走下舞台。这一切令都红感到耻辱，从此不再学钢琴，并拒绝了所有慈善演出。
在《阳光》这片子里，导演无疑就是这个主持人，十分清楚观众可能会为什么而动容，调动一切视听，展现自以为的关怀。
我们就是台下的看客，明知刻意，却也不免为主角落泪或被触动。
稍微不同的是，电影里的角色不是都红，人物们都积极配合演出，配合着主持人的唱和，不断掀开自己血淋淋的从前。
于是具体放到电影里看，我们会很自然发现，让电影好哭的技巧，跟电影的问题，是一体两面的。
这种做法在催泪方面确实很有效果，因为弱化了人物本身，放大的就是人物的被动性和悲剧性。
《阳光女子》讲的是女囚犯李惠贞为了给孩子留下美好记忆，积极跟女狱友组织合唱团的故事，但这个过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主角或配角，也并不是说侧重于群像塑造，编剧是把每个人都平行地两两组合，构成某一个片段中的对照组，永远存在一强一弱，或者说是一强势一悲惨的对比。
这个设计显然是为了在任何时候，都努力对照出弱势一方的凄楚可怜，刺激观众对弱者的怜悯。
比如一开始，开心带着孩子过生日的李惠贞等女囚犯们，就是弱者，而为了维护规则，冲进来打断她们的温馨的方科长，就是强者。
等到新的女囚犯进来，冲突不够了，这时原本处于弱者的女囚犯，其中有两个就无缝变成了强者，一改前面的温和，骂她、挑事、联手欺负她，目的就是继续制造强弱对比，为新人的悲惨际遇做悬念和铺垫。
这就为催泪点的持续和不间断做了一个保证，每个角色都有机会当弱者，甚至前期的强也只是为了后期的弱势做反差。
可以看出，这里面无关任何现实逻辑和人物逻辑，囚犯们的脆弱、痛苦乃至眼泪，都不是影片真正聚焦之处，导演顺应的仅仅是观众共情的逻辑，所谓好坏强弱，爱恨善恶，也都与人性无关，重点只在于能够构成反差和好哭的部分。
这种写法自然无益于人物塑造，甚至连贴标签都谈不上，因为下一秒就可能跟着剧情换人设了。
均匀的好哭，给人物带来的只能是无差别的灾难。
其次，就像慈善晚会上的煽情演讲一样，其根本目的就是煽情，那么故事本身的意义也不存在了，仅仅只是催泪的素材。
所以故事看似触及若干女性困境，被丈夫暴力虐待而反杀，女歌星无法兼顾事业和照顾孩子，生出智力残缺的儿子被丈夫辱骂，等等，这些都的确是议题，但是电影呈现的只有结果，没有任何展开和探微。
如此，这些女罪犯身上的际遇，乃至女罪犯们之间构建的情感，就呈现而言，与主题无关，更像是为观众上的双重眼泪保险。
一边减免观众的道德成本，一边结合犯罪元素本身的奇情，制造好哭的极端情境。
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人虽然犯罪，但都是被男性或命运伤害的好人，不断闪回的过往都只是用来证明她们的善良和为难，让我们能够理解并代入。
也因为都是好人，又都被动涉及犯罪，为外界所不容，能够理解她们的只有彼此，只有银幕外的你我，而且编剧会刻意埋伏笔，让我们看到李惠贞对孩子的挂念，提前看到玉英奶奶患病等，我们比每个角色知道的都要多。
这时我们就悄然被切换成了全知视角，在所有极端情境前，都下意识跟她们站在了一边，投入母女分离、亲近的人离世这类共通的感伤。
说白了，我们本来也很难共情规则和命运，理解人类情感本来就是人类的下意识，而这部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掉一切门槛，让我们即使明知是奇情和俗套，依旧忍不住要试图代入其中。
而这也带来了电影的最大问题，当煽情成为描写情感的唯一前提，电影本身就只能是拼贴的素材库，有效，但廉价。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能够大致理解片子好哭在哪，问题在哪，但还不止。
女囚犯是片子聚焦的对象，多个女性入狱也与杀了丈夫、反杀男性等相关，但视听上，导演依旧沿用了最男凝的手法，让女性停留在弱者位置。
比如李惠贞遭受丈夫暴力，大部分用的就是加害者视角，不断给我们看李惠贞的恐惧和伤口。女囚刘宥芯曾被男性强暴虐待，镜头也毫无必要地俯拍，对准了衣着裸露的女孩。
包括后面她们成立合唱团，被选中外出演出，选歌还选了一首《十个男人九个坏》，歌词如下：“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我想这对女性困境的消解已经足够明显，不用再分析解读了。
要说一点优点都没有，倒也不是，虽然改了口形和台词，但还保留着原版一对女同性恋领养了李惠贞孩子的设定，还专门强调了典狱长说的一句，“这是政府筛选过的，认为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然而全片已经功能化、退步至此，这一点微乎其微的对男性的讽刺，不过是在腐坏的蛋糕上放一颗能吃的樱桃，回天无力了。
电影本身已经够煽情了，煽情到我对上价值，对牵引他人情绪这件事本身，已经有了下意识的反感和警惕，这篇也就到此为止吧。
来源：影视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