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得闲谨制》由兰晓龙编剧、孔笙执导、侯鸿亮担任总制片人，肖战、彭昱畅、周依然领衔主演。影片视角下沉以南京沦陷后普通老百姓的逃亡与抗争为切入点，凸显了普通个体在战乱中的命运沉浮与创伤。在影像风格上，荒诞及黑色幽默与写实表达互相穿插，在可笑与可怖中强调战争残酷

By:腊月初三

电影《得闲谨制》由兰晓龙编剧、孔笙执导、侯鸿亮担任总制片人，肖战、彭昱畅、周依然领衔主演。影片视角下沉以南京沦陷后普通老百姓的逃亡与抗争为切入点，凸显了普通个体在战乱中的命运沉浮与创伤。在影像风格上，荒诞及黑色幽默与写实表达互相穿插，在可笑与可怖中强调战争残酷与人性复杂。同时，通过钳工莫得闲的前后行动线将“谨制”与“民族韧性”深度绑定，实现了普通民众从苟活到自发抗争的集体觉醒，完成了抗战题材电影的类型突破。

影片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南京沦陷后逃至宜昌深山小镇的一众百姓，在日军侵袭下展开殊死抗争的故事。与传统抗战电影追求宏大战争场面，以军人和英雄为叙事主体不同，该片视角下沉聚焦于幸存的普通民众。其中，南京机械厂钳工莫得闲、溃散士兵肖衍所带领的炮兵、孤身返乡女子夏橙、疯癫老太爷、手工艺人等一群边缘人物在乱世之下逃亡求生、反击抗战，呈现了战乱下普通人的心理变迁与命运走向。平民生存叙事还原了战争中普通人的真实状态，面对战乱和敌人时茫然、恐惧、怯懦、苟且，但被逼至绝境时也敢于拼手一搏，依旧藏着不屈的韧性。

影片中，莫得闲为了让老太爷安心活下去，谎称长江是黄河，甚至给自己升辈分圆谎；溃散的肖衍长官，面对日军坦克时吓得想以脚趾扣动扳机自杀，却因怕死相难看而作罢；难民们在渡轮上面对水雷时的慌乱失措、互相指责，都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与普通人的生存本能。这种反英雄设定，旨在通过平民的生存困境展现其心路历程和觉醒的过程，让英雄的觉醒更具层次感。当莫得闲从守护小家到捍卫大家，肖衍从几千里溃逃的“渣兵”到勇担责任挺身而出，都表现出这种从怯懦中生长出的勇敢，比天生的英雄更具情感冲击力，也更贴合战争历史的真实面貌。

当然，《得闲谨制》最具特色的叙事策略是将荒诞幽默与沉重写实进行有机契合，以荒诞为外衣、写实为内核，在戏谑与悲壮之下凸显战争的残酷与人的复杂和无奈。影片中的荒诞元素和黑色幽默与战争的真实深度绑定，成为展现人物生存状态与历史困境的重要载体。在码头上渡轮时，小兵抬着苏罗通推开人群嚣张喊着“避让，我这个是炮，防空之利器，国之利器，让开”，胜利者的姿态显然和现实中炮兵团的溃逃和懦弱成对比。渡轮行进上，江上突然出现的水雷让十余人的临时炮兵团手忙脚乱，而炮手闭眼瞎打却意外击中了目标。重建小镇后，肖长官在牌匾上将“戈止镇”误写为“武镇”，竟阴差阳错唬住了日军赢得了一时的虚假和平。这种荒诞并未消解战争的残酷，背后是沉重的写实内核。南京沦陷后江面上漂浮的尸体与杂物、莫得闲将擦脸水一饮而尽的细节，都真实还原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绝境。戈止镇被日军攻破后，54名村民面临被屠杀的命运，而莫得闲藏在旗杆里的受潮炸药依然能爆发炸伤日本士兵，在荒诞的叙事中，传递出平民反抗的决绝与悲壮。这种风格融合，打破了传统抗战电影“悲而不谑”“庄而不谐”的叙事惯性，既让观众在荒诞的情节中感受到人性的温度与韧性，也在沉重的写实场景中，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民族的苦难，形成了笑中带泪、悲中见勇的叙事效果。

影片以“得闲谨制”为片名，将主角莫得闲的工匠身份与影片的核心主题深度绑定，构建了匠心与家国情的叙事同构，并对其进行了隐喻式表达。“得闲”既是主角的名字，也是乱世中普通人对安稳生活的朴素期盼，而“谨制”一方面是莫得闲的工匠精神，另一方面则代表着百姓们在困境中生出的那股韧劲儿。影片中匠心的隐喻贯穿始终：莫得闲作为金陵制造厂的维修师傅，多次维修苏罗通，即便在逃亡途中也帮所谓的“渣兵”修理。而用烙铁烫在竹竿上的“得闲谨制”是他作为手艺人的作品落款，当这根竹竿被他亲手装上火药，变成反抗日军的武器时，“谨制”的工匠精神便与反抗侵略的家国情怀完成了深度同构，从护小家变成了护大家，正如影片中莫得闲拉着机关炮说出的那样“像一个人一样死去，像一群人一样前仆后继，我们做的事情没人晓得，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此外，影片中的“苏罗通机关炮”“戈止镇牌匾”等意象，也都具有鲜明的隐喻意义：苏罗通机关炮作为稀缺的武器，象征着民族反抗的利器，却因国军高层的消极防御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暗示着凝聚民心才是抗战的根本；戈止镇的“止戈”二字，寓意着和平的渴望，而“武镇”的误写与最终的抗争，则揭示了以战止战的残酷真相。

《得闲谨制》作为一部创新型抗战题材电影，通过平民视角的下沉、荒诞与写实的风格融合、“谨制”与“家国情”的叙事同构，还原了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蜕变，让抗战叙事更具真实与历史深度。

来源：月影星辰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