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朗电影导演贾法 · 帕纳西（Jafar Panahi）自2010年起便被伊朗当局判处长期监禁并禁止拍摄电影，但是他不仅未曾从国际影坛消失，反而愈发活跃。更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用电影《普通事故》（It Was Just an Accident）获得金棕榈奖。
伊朗电影导演贾法 · 帕纳西（Jafar Panahi）自2010年起便被伊朗当局判处长期监禁并禁止拍摄电影，但是他不仅未曾从国际影坛消失，反而愈发活跃。更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用电影《普通事故》（It Was Just an Accident）获得金棕榈奖。这部电影是在帕纳西于2023年从埃文监狱（Evin Prison）获释后秘密拍摄的，它摒弃了其近期作品中常见的伪纪录片式自我指涉，转而构建了一部结构紧凑、张力十足的心理惊悚片。
然而，若我们仅将其视为一部关于复仇的类型片，会错失其在影像背后的历史伤口，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受害者向施暴者索偿的故事，更是一则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所有人（也包括电影中狱卒和囚犯），永久地囚禁在创伤记忆中的故事。
电影的开场以一种欺骗性的平庸展开，标题“普通事故”在此处便埋下了反讽的基调。在一段长镜头中，我们看到男子艾格巴尔驾驶着汽车，载着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行驶在漆黑的道路上。车内的氛围随着流行音乐的律动显得松弛而日常，直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打破了平静，他们撞死了一只狗。这一突发事件成为了整部电影的叙事原点。艾格巴尔的妻子试图用宿命论来安抚受到惊吓的女儿，她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个意外”，甚至暗示这是神的安排。然而，女儿无意中的反驳“是他杀了牠，这与神无关”，撕开了成人世界用来掩盖暴力的伪善面纱。
这段关于责任归属的对话，显示出伊朗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一种是将悲剧归结为不可抗力的神权叙事，另一种则是直面人为暴力的责任伦理。艾格巴尔在撞击后的冷漠反应，以及随后车辆抛锚的命运转折，似乎在暗示着某种因果报应的必然性，将他推向了另一个被他曾经践踏过的灵魂面前。
随着艾格巴尔将抛锚的汽车拖至路边的一家维修厂，电影的视角从肇事者转向了潜在的受害者。维修工瓦希德并未直接目睹艾格巴尔的面容，但他听到了义肢摩擦地面时发出的独特、有节奏的嘎吱声。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只是一个噪音，但对于瓦希德来说，这声音是通往地狱的钥匙。曾在狱中遭受酷刑且被蒙住双眼的瓦希德，对这个声音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它属于那个被称为“瘸子”的狱警。这种听觉触发的设计引起了帕纳西的创伤，将幸存者拉回受难的回忆。在这一刻，他被恐惧与愤怒同时捕获，极端的情绪驱使他在次日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铲子将其击晕并塞入一辆面包车。
从这一刻起，影片进入了一种荒诞而压抑的公路电影模式。瓦希德驾驶着这辆充当流动牢笼的面包车，载着被捆绑的艾格巴尔，驶向沙漠。然而，当艾格巴尔醒来并矢口否认自己是“瘸子”，甚至展示自己腿上新鲜的伤疤以证明截肢发生在去年时，瓦希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认错了人。他手中的铲子停在了半空，原本准备活埋对方的坑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复仇的对象被误认，那么受害者是否会瞬间沦为新的施暴者？为了寻求确凿的证据，瓦希德开始寻找其他曾经被狱卒折磨过的幸存者，试图通过集体的记忆来拼凑出真相。这一情节设置将个人的私刑复仇提升到了对集体创伤，每一个被卷入的角色都代表了伊朗社会中不同形式的受难与抵抗。
希瓦，这位前政治犯如今是一名婚礼摄影师。电影中，希瓦拒绝佩戴头巾，这一形象构成了对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后伊朗社会现实的直接呼应与声援。与瓦希德的听觉记忆不同，希瓦通过嗅觉，回忆起那股令人作呕的汗水味来辨认曾经的施暴者。她带来了一位正在拍摄婚纱照的新娘戈尔罗赫，曾在狱中遭受强暴。洁白的婚纱与惨烈的过往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在极权阴影下，任何试图走向新生的努力都难免沾染历史的尘埃。
而希瓦的前男友哈米德则代表了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愤怒。作为一名同样受过酷刑的幸存者，他通过触摸艾格巴尔腿部的轮廓来确认身份，并激进地主张立即处决对方。哈米德的暴怒源于一种深刻的被剥夺感，正如他所咆哮的那样：“他们偷走了我最好的五年”。在这个流动的审判庭里，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感官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恶魔形象，但真相却在主观的创伤记忆中变得愈发模糊。
电影在处理这一道德困境时，并未落入简单二元对立的窠臼。他捕捉到了在长期高压统治下，正义概念的异化与扭曲。萨拉尔，一位拒绝参与复仇的书商，道出了影片最为核心的伦理警示：“我们不是杀手，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如果你杀了他，你埋葬的不仅是他，更是你的理想。” 当受害者使用与施暴者相同的手段来寻求正义时，他们在道德上便已经降格为了施暴者的同类。然而，影片也并未廉价地歌颂宽恕。当艾格巴尔的手机响起，传来其女儿关于母亲晕倒的求救讯息时，瓦希德一行人选择了暂停复仇，将这对母女送往医院 。这一情节转折是一种更为残酷的对照，即使面对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些受害者仍无法泯灭对无辜生命的基本同情，而这恰恰是体制机器所缺失的。人性的残存，既是他们的软肋，也是他们区别于狱卒的唯一尊严。
电影是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秘密拍摄，剧组不得不大量使用自然光和现场光源，资源的匮乏反而被转化为特别的影像风格。影片高潮段落的处理尤为惊艳：在沙漠的黑夜中，瓦希德、希瓦与被绑在树上的艾格巴尔进行最后的对质，唯一的照明来自面包车血红色的尾灯。这长达十分钟的单镜头，将人物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红光之中。这不仅在视觉上营造出一种如同地狱般的恐怖氛围，在这红光的浸染下，受害者与施暴者的面孔变得难以区分，仿佛他们都被这无尽的暴力循环所吞噬。希瓦在这一场景中的控诉令人心碎，她回忆起狱警曾强迫她嘴里含着屎说话，这种对语言和尊严的极致剥夺，比肉体的折磨更为致命。而在红光中，艾格巴尔最终的崩溃与道歉，无论是出于真实的恐惧还是求生的表演，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为任何语言都无法填补那道深不见底的创伤鸿沟。
帕纳西在片中亦不忘以黑色幽默的笔触，讽刺伊朗社会无处不在的腐败。从医院护士索要甜点作为贿赂，到停车场保安在瓦希德没有现金时熟练地掏出刷卡机索取钱财，这些细节消解了部分沉重的政治氛围。在一个标榜宗教道德的神权国家，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成为一种日常的生存逻辑。艾格巴尔在辩解时声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养家糊口，与这些索贿的小人物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是这个庞大暴力机器中被异化的零件，既是作恶者，也是体制的囚徒。
电影的结尾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尽管瓦希德最终选择了放手，没有杀死艾格巴尔，但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当瓦希德独自一人站在房间门口时，那个熟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义肢嘎吱声再次响起，并伴随着画面切入黑屏而持续存在。这是一个开放式且充满恐怖感的结局，或许意味着艾格巴尔真的回来了，准备对瓦希德进行报复；又或者，这仅仅是瓦希德的幻听。无论复仇是否完成，受害者都永远无法真正走出那个“监狱”。这个声音成为了恐惧的回响：只要制造恐惧的体制依然存在，噩梦就永远不会结束。
《普通事故》中展现的愤怒并未让影片沦为简单的政治檄文，相反，电影剖析了受害者心理中的复杂与脆弱。他让我们看到，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个体的道德选择是多么艰难且代价高昂。正如影片中反覆出现的隐喻，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沙漠中，即便是在地狱般的红光下，拒绝成为怪物，或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抵抗。这是一部由伤疤组织构成的电影，粗砺、疼痛，却有着令人无法忽视的生命力。
来源：晟锐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