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电影作为民族记忆的影像载体，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语境中，梳理其发展脉络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民族创伤的重新审视与深刻反思。新世纪以来，抗战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逐渐发展出主流叙事、英雄叙事、人性叙事与类型融合叙事等多种模式。探析这些叙事模式所承载的

作者简介

王海洲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院教授、电影学系系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王振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电影作为民族记忆的影像载体，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语境中，梳理其发展脉络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民族创伤的重新审视与深刻反思。新世纪以来，抗战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逐渐发展出主流叙事、英雄叙事、人性叙事与类型融合叙事等多种模式。探析这些叙事模式所承载的文化意涵，有助于为抗战电影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结合当下主流文化语境，从叙事策略、形式探索与价值逻辑三个维度，探讨抗战电影的美学建构路径。

关键词:

抗战电影；民族精神；文化意涵；主流价值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烈，慎终追远。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构成了全民族集体性的创伤记忆与国殇悲剧。抗战史的另一面，则是在民族危亡中不畏强暴、众志成城所铸就的一部精神史诗，由其命名的“抗战精神”早已成为激发国人爱国情怀、砥砺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财富。电影作为承载历史记忆的影像载体，为我们回顾与审视这场民族浩劫提供了足量的视觉文本。

自抗战爆发以来，战争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持续存在。电影人在战争的动荡中磨炼意志，电影产业也在战时经历格局重组。从“电影抗战”到抗战电影，抗战题材始终为中国电影创作注入充沛源泉。纵观中国电影120年的发展历程，银幕上擘画出的战争烽火夹杂着个体与国家、历史与记忆、感性与理性等多种话语空间的抵牾与张力。因此，梳理抗战电影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新世纪以来抗战电影的文化表达与价值逻辑，并进一步思考其未来美学建构的方向，不仅有助于历史的铭记，也可为该题材电影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与启示。

历史脉络

一、

抗战电影的发展历程与新世纪创作现状

抗战电影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机之中。早期中国电影产业初兴，左翼思想传播为其奠定了特定历史土壤。“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团结抵御日寇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也为抗战电影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受制于时代话语、政治关系与艺术氛围的多重影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在百年的发展史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主题内容、叙事模式和价值取向，可大致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新时期和新世纪四大历史阶段。本文将重点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抗战电影创作，将其置于整体发展脉络中，阐明其所表征出的文化意涵与美学特征。

在抗战救国的时代呼号下，一批进步电影人纷纷投入了抗战电影的创作。民国抗战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从初创、格局重组到经典确立的过程。该时期抗战电影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以《风云儿女》（1935）、《壮志凌云》（1936）、《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八佰壮士》（1938）、《中华儿女》（1939）、《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松花江上》（1947）、《希望在人间》（1949）等为代表的抗战故事片。创作者以战争为叙事主线，加强对电影语言的探索，深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渐形成了民族化的创作风格。其二则以《上海之战》（1932）、《十九路军抗日战史》（1932）、《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1932）等“抗战新闻纪录片”为代表，造就了民国电影史上记录电影创作的勃兴局面。这类影片凭借其时效性和宣传性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今已成为研究抗日战争的重要史料。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抗战时期作为“时代号角”鼓舞民心，还是在战后反思战争离乱和现实痛楚，抗战电影均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提升了抗战的公众能见度，并以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赋予民国电影深刻的内涵，诸多抗战电影作品已成为深邃隽永的史诗经典。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新的文化环境，抗战电影在新文化语境中历经磨合，迎来了新的创作高潮，主要包括“十七年”和“文革”两个阶段。该时期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抗战事迹，以游击队员、儿童以及少数民族的抗日故事为主要表现对象。例如，为人熟知的“老三战”（《南征北战》（1952）、《地雷战》（1963）、《地道战》（1965））中有两部为抗日题材影片。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回民支队》（1959）、《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小兵张嘎》（1963），以及《红灯记》（1971）《沙家浜》（1971）等“样板戏”电影也颇具代表性。这些影片秉持核心政治导向，聚焦党的抗战功绩，以爱党、爱国、爱军为影片为表现主题，通过塑造党领导下的英雄个体形象，汲取戏曲、评书等传统艺术形式所具备的传奇性，塑造了一批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让人民在娱乐享受的过程中接受意识形态熏陶。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剪裁历史、服务政治”的时代逻辑下，新中国抗战影片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如对正面战场壮烈牺牲的忽视、过度的传奇化色彩掩盖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史实，削弱了此类影片所能达到的对战争的反思力度。

新时期到新世纪，抗战电影在改革开放与体制转型中进一步发展，创作格局与创作视野不断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在文艺界带来了新鲜气息，期间伴随着对战争的认识深化，抗战电影开始关注历史中的人性诠释及影像美学表达。代表性影片如《一个和八个》（1983）、《血战台儿庄》（1986）、《红高粱》（1988）、《晚钟》（1989）等，不再聚焦于具有民间化色彩的传奇叙事，而是从“人民战争”的宏大视野走向历史事件中的微观个体，普遍以悲剧意识、人性诠释和影像美学为方法提升影片艺术品格，拓展了抗战电影的创作视野。与之相伴的，抗战电影也经历了娱乐化改革，在九十年代形成了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商业片并存发展的局面。代表性作品如《七七事变》（1995）、《敌后武工队》（1995）、《鬼子来了》（2000）等，分别从历史教育、娱乐体验和思想启蒙等维度拓展了抗战电影的表达空间，为新世纪的抗战电影创作格局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世纪，抗战电影在日本右翼抬头以及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下，创作视野进一步开阔。在电影产业化进程加速的驱动之下，抗战电影作品繁多、类型丰富。该阶段的抗战电影既有对过往阶段的延续与借鉴，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拓创新。既有《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捍卫者》（2017）、《八佰》（2020）等表现正面战场奋勇抗争、破阵杀敌的影片，也有《百团大战》（2015）、《铁道飞虎》（2016）、《铁道英雄》（2021）等摹写敌后作战的作品；既有《紫日》（2011）、《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明月几时有》（2017）、《无问西东》（2018）、《无名》（2023）等文艺气质浓厚的影片，又有《悬崖之上》（2021）、《刀尖》（2023）等谍战类型影片。此外，《斗牛》（2009）、《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黑色幽默风格的实验创作也丰富了抗战电影的叙事形态。与新时期的抗战电影作品相比，新世纪的抗战电影在影像美学建构上体现出更显著的美学转向，在民族文化的阐释与人性书写上，逐渐从批判与启蒙走向更具现实关怀的多元反思。若将视域拓展至新世纪以来的战争电影，“抗战”依然是其重要的题材来源，但其影响力和话题度较前一个阶段来说有所减弱。这一现象主要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美大国博弈不断加剧，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取得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抗战电影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在纪念建党建国等历史节点的献礼语境之下，主要档期多被特定献礼影片占据，近年来新主流大片纷纷开启的“历史转向”即是这一语境的产物。尽管抗战电影的创作空间受到了一定挤压，但《八佰》（2020）、《悬崖之上》（2021）、《无名》（2023）等优秀作品仍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在战争片创作中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文化意涵

二、

新世纪以来抗战电影的叙事模式与民族精神显现

新世纪以来，抗战电影生产背景发生显著变化，国内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电影生产体制基本定型，新主流电影的出现弥合了主旋律、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在此背景之下，抗战题材电影在叙事技巧与题材挖掘上不断推进，赢得了市场与观众的认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抗战电影不仅反映历史，更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与模式，使中华民族精神显影于银幕之上。探析抗战电影的叙事模式，旨在明晰文本所含涉的文化意涵，为构建其叙事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照。

（一）军史片的主流叙事与崇高美学

军史片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以战争历程为核心内容的影片，旨在展现特定历史阶段的战争发展及人物精神，《血战台儿庄》（1986）、《太行山上》（2005）均属于此类影片。新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军史片当推《百团大战》（2015），该片主要以百团大战的发起、发展以及胜利意义为叙事主线，以大人物的智慧决定历史发展走向。影片将抗战史书写为八路军与日军的对峙，尤其是两军精英人物之间的较量，既表现革命将领横刀立马与运筹帷幄，也展现将士们的骁勇善战。在关键的关家垴战场，为夺取战役胜利将士们不惜付出惨烈的生命代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将领深入前线与将士们一同作战杀敌。这与影片伊始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前后呼应，面对战争溃败，他选择“不走了”与战地共存亡，其遗书“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掷地有声，这种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构成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崇高美感。就其文化意义而言，该片主要书写了党领导的百团大战的战果，其在迟滞日军南下、鼓舞抗战士气等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并阐明了敌后抗战的胜利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成就足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二）抗战传奇的英雄叙事与悲情美学

在中国抗战电影的历史序列中，“十七年”抗战电影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平原游击队》（1955）、《铁道游击队》（1956）、《地雷战》（1963）、《地道战》（1965）等影片以灵活的战斗场面增加传奇性和趣味性，且在战争叙事中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以民间抗战普通民众的智慧强化影片的表现力。此类影片在新世纪的抗战电影中得到延续和创新，《铁道飞虎》（2016）、《铁道英雄》（2021）在“铁道”系列影视作品中寻求新的“互文”表达空间，在历史经典与现实语境之间寻找共情观众的有效通道。就其叙述逻辑来说，最主要的是延续了民间抗战影片的传奇性色彩，表现以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山东临城火车站夺取物资、杀倭报国的事迹。而同题材作品相比，新世纪抗战传奇类影片的创新之处在于传奇性与纪实性之间的平衡。以《铁道英雄》（2021）为例，这种平衡首要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物质”层面对小镇、火车、枪械等空间道具的还原，为故事的发生提供真实可信的历史氛围。在剧情发展中，游击队英雄从缴获基础物资到执行炸车计划，任务难度的增加伴随着敌方智慧的升级，使结局摆脱了“英雄无敌”的神话套路——范伟饰演的老王被杀、张涵予饰演的老洪亲身引爆列车、敌我同归于尽的悲壮结局，改变了以往影视作品中敌人太过愚蠢、英雄无所不能或胜利太过轻松、历史趋向神话的一般路径。其背后所透析出的文化意义，则是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牺牲与悲情表达，传递对历史和英雄的敬畏，其背后实则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三）抗战文艺片的人性叙事与反思意识

新世纪以来中国抗战题材影片的创作并未局限于传统抗战片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一些颇具文艺气质的作品，如《紫日》（2001）、《明月几时有》（2017）、《无问西东》（2018）、《里斯本丸沉没》（2023）等，普遍呈现出人道主义的反思态度，以鲜明的人道精神表达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批判。

《紫日》（2001）与《里斯本丸沉没》（2023）在叙事视角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前者以二战结束前夕为叙事背景，将中、日、俄三位青年置于荒无人烟的草原环境中，面对民族、语言与政治的重要隔阂，三者在生死关头经历人性的严峻考验。该片的可贵之处，在于超越了中国大多数的主流电影对主流意识的直接表现，成为抗战影片从“军事叙事”转向“人的叙事”的重要推力。后者围绕东极岛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义举展开，刻画了质朴渔民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影片更通过英军战俘亲人的漫长守护，从“里斯本丸”的打捞事件到亲人在海域上撒花祭奠的场面，强化了情感共鸣，主题上也凸显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慰藉以及对和平的珍视呼吁。两部影片的共同点在于试图跨越民族与政治的界限，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

《明月几时有》（2017）是许鞍华导演的一部香港抗战题材电影。该片摒弃了抗战影片常见的史诗品格与传奇色彩，延续了其一贯的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的叙事风格。影片以梁家辉饰演的老年斌仔的口述为引，串联起“营救文化人士”、“组织市区中队”等情节段落，奠定了平民视角的叙事基调。除了短枪队成员刘黑仔之外，影片着重刻画了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妇女、儿童等弱者形象。即便时局动荡，苍天厚土上芸芸众生的一日三餐一如往常，婚姻仪式仍循三书六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绘制出一副战时香港的“清明上河图”，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紧密交织。通过“弱势群体”的视角重构战争历史，影片自然携带了一种反思性。被战争摧残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他们所渴望的正如由霍建华所饰演的李锦荣所吟诵的七步诗主题，“明月几时有？上高楼，何时才是团圆时候？”而此时的“团圆”既指向家庭，也隐喻着国家的完整。影片《无问西东》（2018）则以“如何度过一生”作为线索，聚焦于西南联大学生沈光耀坚持“对自己的真实”的信念，最终弃笔从戎、为国牺牲。他以自身行动诠释了“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台词）。这一主旨贯穿四个叙事段落，并在片尾通过一代代国家精英的影像接续，将家国情怀提升至崇高的精神高度。

（四）类型融合中的主流话语与个体叙事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呈现出类型融合的创作趋势，在坚持主流价值表达的同时，更加注重塑造立体鲜明、富有深度的个体形象。在这一背景之下，抗战题材作为战争电影的重要创作资源，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无名》（2023）、《悬崖之上》（2021）、《八佰》（2020）、《南京照相馆》（2025）、《东极岛》（2025）等影片中均体现出类型融合的特点。

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将鲜明的作者风格与类型元素相融合，既通过明星阵容与类型拓展增强商业吸引力，也借助时空重组和碎片化结构凸显作者意识。前者通过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影像的隐喻建构意义。例如，以小六被迫成为性奴的命运，隐喻日本侵华背景下个体所承受的屈辱与苦难，进而批判日军之于中国的暴行。后者则通过时空交错策略延宕真相的揭示过程，以作者性强化谍战类型的悬疑张力。就其具体的时空建构来说，影片以真实的抗战时间为序，将空间设定于日、伪、国、共四方交织缠斗的旧上海，通过隐秘战线的智力博弈，刻画了历史洪流中的无名英雄形象。这种将历史与个人关系并置的叙事思路，使得影片在价值表达上较之前者更有明确的指向性——以大历史观的视角真正凸显无名英雄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真正凸显“无名”二字。《悬崖之上》同属于谍战类型的抗战影片，但在叙事逻辑上与《无名》迥异。它采用了线性直叙的手法，淡化对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操纵，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推进剧情。两部影片的共通之处在于，主角形象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与符合常理的人伦之情，这种“圆形人物”的塑造大大增强了影片的共情力量。

《南京！南京！》（2009）试图建构一种国际化叙事，但因其选择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而引起争议，造成历史话语的分裂。《金陵十三钗》（2011）则因带有“自我东方化”倾向的民族悲情叙事，遭到学界的诟病。相较于前两者，《南京照相馆》（2025）站在民族主体立场，以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细致刻画邮差阿昌、戏子毓秀、翻译王广海、馆长老金等人物形象。面对日军入侵，小人物的成长轨迹呈现出从怯懦到觉醒再到反抗的转变，最终以无畏的勇气将照片携带出城并公之于众，成为审判主犯谷寿夫的有力罪证。这种以小人物承载抗战精神的叙事方法更易于引发观众共鸣。同样，《八佰》（2020）凭借坚实的民族主体立场和出色的商业类型制作，实现了市场与口碑的双重成功。影片基于“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真实事件，以短短数日为时间框架，通过守军、溃兵、外国记者和隔岸民众等多重视角，构建出复调式叙事结构，塑造了谢晋元、陈树生等真实的抗战英雄形象。同时，导演还虚构了如端午、羊拐等杂牌军士兵角色，通过他们在战斗中的心理转变与牺牲，真实呈现战争炼狱对个体造成的创伤。影片借助这些个体与外部视角对战争的全景式侧写，以及角色由怯懦到勇敢的弧光式成长，折射出抗日在全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军人浴血奋战的英勇精神。此外，该片也将鲜明的作者性表达与类型叙事有机融合，如枪林弹雨中奔跑的白马以及在逆光下伸张的无数双手，均被赋予超现实的写意色彩。影片在呼应积极进取的主流时代话语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深刻思考及对于战争的人道主义反思。

美学建构

三、

叙事策略、形式探索与价值逻辑

抗战电影作为形塑国家形象、传播主流价值的重要载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世界性书写和传播语境之中，如何以电影书写“抗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完成对民族伤痕史的深刻表达，已成为一项重要命题。结合前文对于抗战电影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当前主流文化秩序的现实背景，本文尝试从叙事策略、形式探索和价值逻辑三个维度，探讨抗战电影在美学建构上的可能路径。

（一）叙事策略：以人道主义为支点跨越接受与认同藩篱

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在叙事上经历了从主流叙事、英雄叙事、反思叙事到融合叙事的演变，每一阶段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存在有待深化的问题。以军史片为代表的主流叙事和传奇类影片的英雄叙事，往往因强调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传达，削弱了历史事件本身的戏剧张力，人性描写也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处理。例如，《百团大战》（2015）中八路军与日军对决的场面偏向史实平铺，缺乏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度介入；《铁道英雄》（2021）中突兀插入的入党情节，不仅打断叙事节奏，也削弱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事实上，在人类生命经验中，人性多处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尤其在极端战争环境下的人性抉择更易唤起观众朴素的恻隐之心与人道关怀。这种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情感，是抗战电影实现广泛认同的重要基础。《紫日》（2001）将中、日、苏三国青年置于荒原绝境，在跨越民族、政治与语言的隔阂中叩问人性本质；《无问西东》（2018）中沈光耀不顾战机暴露的风险，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山村孩童空投食物，这一情节所展现的悲悯之心使沈光耀的牺牲格外动人；《八佰》（2020）则通过一群溃兵从畏缩到觉醒、直至壮烈抗战的群像塑造，摆脱了悲情叙事的窠臼；陈树生抱弹殉国等场景，更是以现代性英雄形象彰显个体在历史中的主体性。此外，《八佰》（2020）、《里斯本丸沉没》（2023）等近年推出的战争片，均体现出强烈的新历史主义倾向，秉持的“单线的历史复线化和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等原则，强调关注宏大历史事件之间的“这一个”，为人道主义叙事提供了美学参照。抗战时期涌现出的大多数英雄人物均可作为抗战电影的取材范围。苏联空军志愿队以及朝鲜“义勇军”先后进驻中国抗日战场，英勇抗击日军侵略者；加拿大白求恩大夫、黎巴嫩裔美国医生马海德等在抗战时期投身医疗事业，与中国人民在战争炮火中并肩作战；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以及德共党员汉斯·希伯等都在最艰苦的年代为中国抗战发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把中国抗战事迹传遍世界。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不屈精神以及中国抗战本身的的正义性吸引着国际目光，而中国抗战获得国际援助的根本动因，是根植于人类最朴素的人道关怀。如何以新历史主义精神重塑以上人物的英雄事迹，提取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温度，并以此作为杠杆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边界，以影像生动地诠释人道主义精神、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创新历史表达方式以增强影像传播的感染力和接受度，这是抗战电影未来发展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二）形式探索：以民族形式为方法融合纪实与诗性表达

中国电影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主动向民族美学经验借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和影像风格。中国抗战电影发生于左翼文艺思想的传播语境中，又深植于中国传统审美理念。从论语的“兴观群怨”说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以及韩愈所论述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都强调文艺应具备对现实秉笔直书式的关注。抗战电影在影像风格上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早在抗战救国的时代呼号之下，抗战电影就已存在故事片以及“抗战新闻片”两种形式。后续发展中，《风云儿女》（1935）、《中华儿女》（1939）、《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等影片均以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摄取大远景、全景下的乡村、湖泊等镜头，辅以写实化的室内场景，影片以真实可信的现实氛围传达残酷战争下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构成了中国抗战电影的一大美学原则。

新世纪的抗战电影创作遵循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也体现出民族美学形式的探索痕迹。以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为例，两部影片有意融合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在抗日战争的大历史背景下以不同人物的视点打破起承转合式的戏剧性叙事原则，构成了抗战电影的纪实与诗意交织的美学意味。这一叙事方法承袭了从司马迁到蒲松龄，再到沈从文的文人叙事传统。这种起源于文言文的书面表达，讲求简练与高度凝练，把注意力放在人物身上，通过几个简单的场景和情节点，把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波澜壮阔的环境暗示出来。这正是程耳影片呈现出一种残酷与诗意交织的美学气质的本因。作为抗战电影，硬马硬桥的残酷打斗场面理应成为影片所表现的重要桥段，但程耳电影中“点到为止”的叙事策略，赋予影片以含蓄、内敛的东方韵味，并以动静相宜的调配构成程耳电影诗意美感的独特腔调。

目前主流抗战电影的视听语言体系对战斗性激烈氛围的营造有效，但难以持续拓宽抗战电影的美学边界。由此，未来创作抗战电影的创作有必要更自觉地吸纳民族美学元素，将传统审美融入电影语言体系，坚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探索出更具中国气质的抗战电影形式标识。

（三）价值逻辑：以民族精神为底色反思抗战历史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包孕着丰厚的民族精神，其中最深沉恒久的爱国精神，早已深植于民族文化基因之中。从抗战救亡题材兴起以来，爱国情怀始终贯穿于抗战电影创作。《风云儿女》（1935）中诗人辛白华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乐曲中与村民一同投入抗日战斗，《血战台儿庄》（1986）中将士们用生命填补战线，《明月几时有》（2017）中市井百姓自发传递地下情报，《八佰》（2020）中四百余名将士以血肉之躯守护旗帜，皆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多重银幕写照。这一价值不仅有效抵制了抗战题材被游戏化、消费化的倾向，也推动抗战电影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走向对战争本质及其对人类良知摧残的深刻反思。

在全球传播背景下，作为具有鲜明民族话语的抗战题材如何跨越语言、跨越文化抵达更多观众的内心，需要未来的抗战电影在价值表达层面找到共通性价值。这并不是要中国抗战叙事放弃民族主体性立场，而是说要在本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寻求普世人性的价值论，积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内，可以重建民众对于抗战历史的科学认识，让其成为凝聚民族共同体、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文艺号角。对外，可以更新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贡献的认知，在中国故事的“苦难史”中超越以往陈旧的叙述口吻，让世界人民更加理解中国、接纳中国。

中华民族精神中蕴藏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诸如天人合一、刚健有为、中庸中和等中国文化精神皆可作为抗战电影的价值表达逻辑，电影艺术的感性叙述是抒写和传播民族精神的最佳媒介。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强调人在天地之间应该有所作为，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刚健有为”精神的生动诠释。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中，有识之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之中，发起了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中国电影人力求唤醒国民精神，不畏强权，奋起反抗，拍摄了《狂流》（1933）、《中国海的怒潮》（1933）等作品。在被日本侵略者围困的上海孤岛，这种精神不仅是外化的勇敢反抗，也体现为内在的民族气节，费穆拍摄的《孔夫子》（1940）以齐国讨伐鲁国为叙事背景，与日军侵略中国相呼应，实则是导演借助孔夫子所提倡的“杀身成仁”精神来表达自己在民族危难之际的不屈态度。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延续到了近年来的抗战电影创作中，《南京照相馆》（2025）、《东极岛》（2025）中的人物塑造遵循了此种价值逻辑。前者中的普通人物面对屠杀恐惧以及“洗是汉奸、不洗没命”的困局，积极发挥个人智慧将“罪证”携带出城以昭告天下；后者以舟山渔民为叙事主体，以其营救盟军战俘的真实事件为叙事主线，两部影片在感性叙述中完成了“刚健有为”精神的影像诠释。当然，这种精神显见于当下新主流电影的角色塑造中，其所强调的自主、能动与刚健精神，与当下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相契合，展现出了民族精神作为价值逻辑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潜力。

抗战电影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始终具有深厚的文化感召力。未来的创作需要坚定地站在民族主体立场上，努力实现民族审美形式与精神价值表达的有机融合，并用人道主义的叙事理念向世界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既是抗战电影的美学原则，也是其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向时代、向世界，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抗战记忆。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价值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18）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