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冬》之后，他用这部片敲开柏林主竞赛的门

摘要：在柏林的寒冬中，一部来自热带的新加坡的影像点亮了主竞赛单元。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新作《我们不是陌生人》在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了首映。这也是首部入选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

在柏林的寒冬中，一部来自热带的新加坡的影像点亮了主竞赛单元。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新作《我们不是陌生人》在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了首映。这也是首部入选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

从2013年擒获戛纳金摄影机奖的《爸妈不在家》讲述金融危机下的新加坡，再到2019年关注中年危机的《热带雨》，陈哲艺的创作根植于对本土社会的细腻观察，书写近三十年来新加坡的社会变迁和当代新加坡家庭的平凡日常。

这两部作品后，陈哲艺相继在希腊拍摄了第一部英语片《漂流人生》（由辛西娅·埃里沃主演），也将目光流转至中国大陆的延吉小镇，集结了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用《燃冬》捕捉年轻人之间的兜兜转转的情感与暧昧流动。作为他的第五部作品，也是“成长三部曲”的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一次聚焦青年人的成长。陈哲艺再度邀来《爸妈不在家》《热带雨》中合作无间的老搭档杨雁雁与许家乐担纲主演。这对跨越十三年的银幕搭档以无可替代的默契，共同完成了这场对成长与时代的深情凝视。

影片讲述21岁的俊阳（许家乐饰）与女友Lydia（林咏谊饰）因一次“意外”被迫直面残酷的成人世界；父亲文杰（林伟文饰）心仪的女人李美华（杨雁雁饰）也闯入原本脆弱的父子关系，两个女人重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从逼仄的组屋到豪华的海景公寓、流动的公交车内，影片在捕捉爱、生活与成长的亲密瞬间之余，也试图揭示新加坡社会阶层等现实问题，重新叩问“家”的定义——当陌生人闯入同一屋檐，血缘之外的情感羁绊能否成为彼此的依靠？

《综艺Variety》盛赞该片“是一部成熟且野心勃勃的作品，在视野与规模上都更为开阔；某些段落甚至显得在追求杨德昌巅峰时期作品那种‘人的广度与深度’“，也认为杨雁雁的表演”把一个在家庭与社会中同样像‘外来者’的移民角色演得极其出色，为整部片点燃了最关键的火花。“

该片目前在场刊评分中获得2.5分，位于第三位，处于口碑的上游位置，祝影片最后好运！

在首映结束后，我们采访到了陈哲艺导演和两位主演杨雁雁与许家乐，与他们聊了聊多年来合作的成长与蜕变，以及在那个一个屋檐下，陌生人如何最终成为家人：

深焦：关于片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英文片名是“We Are All Strangers”，中文则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两个相反的片名该怎么理解？

杨雁雁：

除了原生家庭之外，在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慢慢的会开始有一些朋友会变成像家人一样的感觉，或者是工作的伙伴会成为像家人一样。这些都是我们选择的家人。所以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都是陌生人。但到今天我们就基本上从陌生变成家人，所以《我们不是陌生人》其实他想要讲的是“我们是一家人”。

陈哲艺：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家庭的——可能不单是家庭，我觉得这些孤独的灵魂都是需要互相找到一个心灵上的依靠、取暖。我真的觉得，陌生人最终还是可以成为家人的。

深焦：电影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男主角许家乐的真实生活经历是否为影片提供了素材？

陈哲艺：

其实种下的种子应该是在我拍《热带雨》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杀青之后，家乐那个时候17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退学。我说你才十几岁退学，在新加坡没有学历怎么找工作？

后来他跟我说，因为他父母很信任我，让我说服他父母让他退学。那个时候我就蛮担心的，想说这个小孩，也没有学历，没有任何专业技能，那你怎么生活？你就这样突然被丢进一个大人的世界里——一个年轻人被丢进一个很残酷的成人社会，我就会去思考这个，这就是我种下《我们不是陌生人》的那个种子。

后来他大概18岁的时候去当兵，当完兵出来之后也就在不停的换工作游荡。在酒吧打过工，有做过送快递、送外卖。所以送外卖那一段演得那么自然，他说“因为我做过啊”。

后来他又跟我说他朋友在卖什么手机配件，然后他们就在网上直播卖手机配件。所以很多灵感其实也来自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后面就是慢慢延伸到现在你看到的这部电影。

深焦：从2013年《爸妈不在家》，到2019年的《热带雨》，再到这部《我们不是陌生人》，这是陈哲艺导演和两位主演跨越13年的第三次合作了，还记得第一次合作的印象是怎样的吗？

陈哲艺：

起初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片场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看这小屁孩”，因为他那时候小时候很顽皮很顽皮，然后我们就说“会拍到他长大”，就随便开了一个玩笑。没想到果真后面就拍了多两部片。

许家乐：

导演选了我拍三部曲，拍我的成长一拍就拍了13年，把我小学、中学和现在长大成人全部记录了下来。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可以看得到我自己的成长。到时如果五年后、十年后再回来看会有很深刻的感觉。

杨雁雁：

我第一次跟陈哲艺工作的时候他二十几岁，我是三十几岁，那个时候就像是在跟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工作。那时我是怀孕的状态去拍戏，是备受照顾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吧，从一个没有小孩的女人变成一个母亲的过程，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像是记录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深焦：后来继续合作三部曲的契机是什么？这么漫长的时间中彼此之间的合作感受有怎样的变化吗？

陈哲艺：

其实第二部片《热带雨》，我在casting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是他们。因为我在《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就挖掘到一个新人嘛，就是家乐，那时候看了大概有8000个小孩。

所以后来在《热带雨》，我想说那我要找一个16岁的高中生，我就同样海选，看了好几百个都不理想。后来我跟我的选角团队就刷Instagram，刷到了家乐跑去拍了一个什么60集的青春电视剧。我们就觉得这个男生看起来还不错，但我第一眼没有认出他——因为他小时候矮矮胖胖的，后来感觉好像变帅了变高了。

我们就打电话给他，叫他来试镜，然后做了一些工作坊。很快大概5到10分钟，我们都又惊喜又惊艳——那么多年没见到，没想到他那么有感染力，表演还是那么自然。

后来用了家乐，我也在找女主角，定下家乐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杨雁雁。因为他们第一部片是母子，（现在演恋人）有点像“乱伦”。结果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对的对象，绕了一大圈还是绕回杨雁雁。

最后拍完之后就想说，都拍了他小时候，拍了他中学时期，那必须要拍一个成年人。刚好他就是跟新加坡一起成长。那也不用多想了，也不用找其他人了，就这两个主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很奇妙的缘分，你怎么求也求不到，设计也设计不了。

杨雁雁：

我们拍第二部《热带雨》的时候，我已经是母亲了，陈哲艺他自己也成了家。当我再一次见到陈哲艺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开始成熟了。因为作为一个父亲，他看着事物的方法、看事物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一直到《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开始变温柔了。他对人物有了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温柔。我觉得这13年我们三个人能够在一起合作，这是一个缘分，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我甚至觉得这世界上的演员不多有这样的经验，能够跟同一个导演在不同的阶段，五年、七年之后都能够再聚在一起再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

深焦：两位主演饰演过母子、师生、恋人，再到这次新的身份关系，演绎这种"非血缘亲情"的挑战在哪里？在现场是如何建立家庭氛围的？？

许家乐：

我觉得跟她（杨雁雁）对戏就好像家人一样。每次有跟他对手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温暖、很自在、很舒服。每次看到她站在我对面的时候，一开始“action”，我就觉得很安心，从13年前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所以带入这个新的身份关系是没有什么挑战和困难的。

杨雁雁：

我和家乐本来就像家人的感觉，他从小就叫我"妈咪"。

这次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家庭变大了，需要再接纳两个新的家庭成员——Regene（林咏谊）和伟文（林伟文），然后我们就一直彩排、一直练习，花时间在一起。我们自己会像一家人煮饭一起吃，午餐晚餐都在一起。甚至有时候导演是不在的，我们自己排练，然后我会把它录下来，我们一家人坐下来看录影讨论，大家一起反馈，觉得我们该怎样改。我们的彩排让我们更了解对方，然后拍戏的时候都比较顺利。

还有比较新的地方就是这次要跟那些小baby对戏，要让他们熟悉到你，叫你“阿嬷”。

深焦：这三部曲是否也反映了新加坡二三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变化？

陈哲艺：

《爸妈不在家》的背景是1997年金融风暴，然后《热带雨》大概是2010年代，现在已经是2026年，所以其实见证的真的是30多年。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小孩的成长，你看到的其实也是国家的成长，还有它价值观的一些改变。

杨雁雁：

我一直觉得这三部曲是陈哲艺写一个新加坡的情书。他在观察这里的时候，他所观察的对比——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新的那一面，还有最朴实的那一面、旧的那一面。新加坡在他的镜头底下是很美的。这次我看电影的时候真的感受很大，尤其是在柏林电影节这么大的银幕上。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新加坡好美”，新加坡人自己觉得“重新爱上新加坡”。

陈哲艺：

现在我看到的新加坡就是表面上的看起来非常的繁荣、很富裕。但是在这个繁荣的面貌底下，我看到其实大家还是过得很辛苦，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另一面。所以这次的影片里面，你会看到阶层的碰撞、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碰撞。如果你仔细看我拍的那个城市的空景，大部分的空镜你都会看到建筑工地，到处都是“突突突突”一直在盖、一直在建。

你会看到这个国家一直不停地想要发展下去、想要繁荣下去，但是它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深焦：《我们不是陌生人》里出现了很多空间：新加坡特色的组屋、豪华海景房、还有流动的空间公交车，这些空间是如何选择的？有什么考量？

陈哲艺：

我这些空间基本上都是写进剧本的。我们美术是很资深的台湾美术黄美清，她之前没来过新加坡。她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很多不同的一些社区看。我说“你看这是有钱人住的”，“这个是可能就是新移民这几年移居过来才能住的房子”。所以很多你看到的场景都是我自己对当下的一种观察。

深焦：说到阶级，影片呈现了Lydia的阶层滑落，俊阳试图向上攀爬却幻灭。这是否指向一个结论就是“在新加坡人是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的”？

陈哲艺：

也不一定，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个人，他多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多想要去完成梦想、去创业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新加坡现在的社会，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在社会上是很难上升的。

深焦：那为什么会设计Lydia因为怀孕结婚而放弃学历的情节？

陈哲艺：

我觉得她不是完全的一种放弃，她也是常年在妈妈的一种压迫底下，我看到的是她自己的一种反抗。所以为什么电影里面有一个话外音，家乐在电话上说“她想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决定就必须是她的自主。

深焦：片中的女性角色似乎一直在“兜底”和“奉献”，而男性角色在“闯祸”中成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性别叙事？这是新加坡真实性别关系的写照吗？

陈哲艺：

我觉得比如杨雁雁的角色（李美华），她是一个很大喇喇、非常主动的角色。我不觉得她是一个被动的、只是在接受命运的人。她有一个相对的很强烈的自主性，但是她肯定是一个需要家的人。

每个人物我都会想得很仔细——她的背景：你看她18岁因为爸妈过世了，她就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在工厂工作，然后负责供养她弟弟上大学。所以我感觉她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她跟文杰结婚，不是因为她想“我要有个地方住，我嫁给你”，我觉得她是真正的选择。

杨雁雁：

其实我没有跟导演讨论过美华她的成长背景，她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她的情感是很直接的，开心不开心她都写在脸上。她秉承了她母亲或者她所认知的人作为母亲对家人的那种照顾关爱，可能在别人的眼里会是一种牺牲，但是在她心里其实就是一种关爱跟照顾。

陈哲艺：

我每个人物都会去想到他的过去，然后想到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境下会去做任何的选择跟决定。就好像俊阳这样，我觉得他有某种程度的一种自负跟愚蠢，这个我是完全相信的，而且我也认识这样的人。所以我永远都是以这些人物——他自己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会怎么去做决定。

许家乐：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只是新加坡吧，每个人的人生的选择都不一样。如果你要说俊阳这个角色是在戏里最坏的，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他到最后也成熟了，也要照顾孩子，要去打工，回到爸爸的店面去帮爸爸。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路程——有些人18岁可能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好像导演陈哲艺，他从小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有些人迟一些，有些人可能都找不到。刚好戏里的俊阳可能会坏了一些，会闯祸了一些，可是到最后懂事的也是他。

深焦：这次的影片时间跨度较长，有大量的留白，很多心理状况的描述被隐去了，角色似乎一直“被时间和事件推着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叙事方式？在剪辑的时候有什么取舍吗？

陈哲艺：

其实后面有好几场戏在剪辑的时候删了，我觉得我们需要交代那么多吗？我记得我有一个更长的版本，有好几个可能很仔细的叙述。但其实你从影像上，从这些人物的表演，其实已经很清楚这个人物的整个脉络。

后来我们就把一些东西拿掉之后，我觉得现在片子的节奏对我来说是舒服的。因为我不想要看一个四小时的版本，我也不希望它是一个所谓的“亚洲家庭的史诗片”那样的很刻板的一个长镜头、慢慢的叙事。我希望它有一种当代性，我希望它可以面对现在的观众。

深焦：最难忘或最有挑战的一场戏是哪场？

陈哲艺：

是美华和文杰坐公车的那场戏。我很喜欢那场戏，我写的时候就写得很舒服，希望可以拍出我想要的味道。但是其实我在执行的时候是很困难，因为这个整个桥段开始是在下午，结束是在晚上，所以感觉很漫长。

但是我也没有用任何的特效，我基本上是以实景去拍摄。我们还要去研究地图，研究太阳的方向。甚至后面从客观到主观，美华看文杰的时候那个夕阳落在他的背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考量光在哪里。我也希望在这么简单的一个公车路程里，你能感受到一种很草根的新加坡式的浪漫。

杨雁雁：

我觉得是在公交车上吃苹果那场戏——其实美华的情绪很复杂，她不知道是在甜蜜当中，还是在痛苦当中，就是那几个情感的变化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再加上周围都是人，而且拍摄的时候技术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要等到那个对的灯，我们要等到巴士到对的站点，它是一直不断地在动的。然后一直standby，一直在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觉得那等待是非常煎熬的。

那场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场，因为它有一种打破禁忌的感觉。因为在新加坡的公交车上是禁止吃东西的，她在那儿吃苹果，她的顽皮也在那儿，但是这个时刻其实是很沉重的。

许家乐：

我觉得都是哭戏。我从13年前到现在作为一个演员的成长，就是在这里。很多emotional的戏我以前都很难做到，可是在这部我做到好几个，而且都是导演跟我说、然后他会假骂我、然后弄到我很伤心，然后我就不理他，然后我就进角色，然后就演下去

。

深焦：雁雁姐有没有在这部电影里注意到家乐的成长？

杨雁雁：

我对电影里面的那一幕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华出事之后，家乐在车里的哭戏——其实在《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流泪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是要挤眼泪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感受，就可能还小。

但是到那天我们看首映的时候，我感动的是他在车上为美华落眼泪的时候，我也落泪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当他是一个孩子，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真的看到了一个成年人，他的痛，他能够在镜头面前把这些东西宣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