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年初一观《惊蛰无声》有感：不符合逻辑的情节太多，完全经不起推敲

大年初一，我走进影院观看了张艺谋导演的新作《惊蛰无声》。作为春节档备受关注的影片，观影前我抱有颇高期待，然而看完之后，心中更多的是困惑与遗憾。影片虽然在叙事手法和视觉效果上延续了张艺谋一贯的风格追求，但整体逻辑上的漏洞却让观影体验大打折扣，一些情节设定甚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影片中对国安监控网络的刻画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电影将我国的监控体系描绘成无所不在、疏而不漏的状态，这本是为后续剧情中“天网恢恢”的结局做铺垫。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佳音饰演的博士角色，在设定里是智商极高、反侦察经验丰富的危险人物，但他在实际行事中却极为草率。明明知道将车子和手机留在家里可以躲避电子追踪，说明他具备基本的反侦察意识，可他却完全不考虑面部识别的问题——不戴帽子、不戴墨镜、不做任何伪装，就这么毫无遮挡地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监控画面里。这种“顾头不顾尾”的行为模式，完全不符合一个高智商反派的设定逻辑。编剧似乎是为了让剧情能够推进下去，强行让反派的智商在某些时刻“下线”，这种处理方式显得生硬且缺乏说服力。

更为明显的逻辑硬伤出现在易烊千玺饰演的严迪这条线上。作为实施“计中计”的关键人物，严迪多次借着去厕所擦拭血迹的机会，观察四周后从垃圾桶里抠出手机使用。这一情节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显然是想营造紧张感和隐蔽感，却存在几个致命的现实漏洞。日常保洁人员打扫卫生时，难道不会检查垃圾桶、清理垃圾吗？即便是一天只清理一次，在这期间被丢掉的手机，也极有可能被保洁人员发现并带走，如此一来整个计划必然暴露。即便我们勉强接受“保洁被提前收买并负责回收手机”的假设，角色躲在厕所隔间里打电话的行为也同样草率。仅仅凭借观察片刻确认厕所无人，就放心大胆地在隔间里通话，全然不顾“隔墙有耳”的风险——隔壁隔间如果有人，或者有人恰好此时进入厕所，声音很容易被听到。影片中的角色对行踪暴露极度敏感，前一秒还在小心翼翼观察环境，后一秒却在关键环节如此大意，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逻辑，完全是刻舟求剑式的设定。

影片后半段的情节更是暴露出编剧对现实生活缺乏基本了解。国外反动势力安排角色在病房外换帽子接头的情节，被处理得简单粗暴到了离谱的程度。正常医院的病房区域，尤其是重症监护室或特殊病房周边，必然安装有全方位覆盖的监控摄像头，这一点在当下中国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在影片中，如此明目张胆的接头行为却无人察觉，监控镜头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让它出现的时候。这种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刻意忽略现实逻辑的做法，彻底违背了现实主义题材应有的创作底线。

除了上述几个明显的逻辑问题，影片在人物行为动机的塑造上也显得单薄。多个关键角色的行为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仿佛是为了反转而反转，为了意外而意外。当观众无法理解角色为什么会做出某个选择时，剧情再紧张也难以产生真正的代入感。悬疑片的魅力在于，观众跟随角色的视角一步步接近真相，但如果角色的行为本身不合逻辑，观众就会从故事中抽离出来，变成冷眼旁观的“纠错者”。很遗憾，《惊蛰无声》让我更多时候处于后一种状态。

平心而论，影片在制作层面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演员的表演大多在线，雷佳音对复杂角色的把握、易烊千玺在细节上的处理都展现出了应有的水准。摄影和美术也保持了张艺谋团队的一贯风格，画面构图讲究，光影运用娴熟，几个城市的俯拍镜头也确实呈现出视觉上的美感。然而，对于一部悬疑题材的电影而言，视觉上的精致只能锦上添花，无法雪中送炭。当逻辑框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时，再精美的画面也无法支撑起观众的信任感。

电影是一门造梦的艺术，但这个“梦”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中运行，才能让观众信服并沉浸其中。《惊蛰无声》试图构建一个环环相扣、多重反转的悬疑世界，却因为上述种种逻辑漏洞，让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变得混乱不堪。当观众需要不停地质疑“他为什么不戴帽子”“保洁为什么没发现手机”“监控为什么恰好拍不到”时，导演精心设计的反转和悬念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力量。悬念的成立，恰恰依赖于日常逻辑的成立，只有在观众相信“现实应该是这样”的前提下，“现实竟然不是这样”才会带来真正的震撼。

走出影院时，我听到身边有观众感叹：“这剧情也太想当然了吧。”这句朴素的评价，或许正是《惊蛰无声》最核心的问题所在——它过于依赖戏剧性的构想，却忽略了让这些构想成立的基本现实逻辑。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春节档的电影票承载着一份对好故事的期待，而当这份期待被层出不穷的逻辑漏洞消解时，留下的便只有遗憾。

来源：好剧百宝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