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飞行家》与双雪涛同名短篇小说的气质大有出入。原小说结尾，失踪多日的“飞行家”李明奇终于被舅侄找到，此时他正要带着自己命运多舛的弟弟妹妹和儿子乘热气球上天，飞去南美洲做生意；而在电影中，李明奇从未失踪，也从未发疯，结尾处他再度上天，是为了放手一搏、替重病的

电影《飞行家》与双雪涛同名短篇小说的气质大有出入。原小说结尾，失踪多日的“飞行家”李明奇终于被舅侄找到，此时他正要带着自己命运多舛的弟弟妹妹和儿子乘热气球上天，飞去南美洲做生意；而在电影中，李明奇从未失踪，也从未发疯，结尾处他再度上天，是为了放手一搏、替重病的舅侄筹集医疗费，只要他能背着飞行器和降落伞从六百米高空降落到地面五米见方的区域内，10万元手术费用就能到手。

一个向上飞行，一个向下降落，两种轨迹直观地呈现了小说与电影的差别。这似乎也标志着近些年的东北文学影视化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主打凛冽气质和犯罪题材，变得更温润圆融，带上了生活的温度。

电影版和小说版《飞行家》都围绕着一个东北大家庭中三代人的生活展开：第一代老工人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蹉跎；第二代工人继承着理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朝气昂扬，日后却在工业转型期的“下岗潮”中遭遇重创；第三代人为追寻更广阔的未来而离开了东北，但对故乡和亲人的牵挂始终萦绕在心头。电影与小说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东北变迁，将三代人的梦想与失落囊括其中。

小说与电影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小说大体锚定在两个时间点上：1979年李明奇上门拜访未来丈人高立宽的那天，以及2016年高小峰从北京回沈阳寻找二姑父李明奇和表哥李刚的一周，其余时间线在书中人物的记忆中发散，跨度约五十年的东北编年史在人物的叙述中迂回展开。

电影的叙事结构则相对通俗线性。痴迷于制造飞行器的军工厂工人李明奇，在小说中更多是以舅侄和小舅子回忆中的传奇人物存在于背景中，电影则直截了当地将他推至台前，让他直接向观众讲述他的浪漫梦想——建造和普及飞行器，建立空中高速公路，改变人们的眼界和城市的面貌。李明奇梦想受挫后的蹉跎岁月，在小说中被几笔带过，在电影中则被巨细无遗地补全。如果说小说中的李明奇是自由精神的象征，是一个被身边人的世俗心态衬托得更加浪漫的理想寄托，那么电影中的李明奇则被柴米油盐拴在地面上，曾经的万丈雄心也仅仅蜗居在中年男人的眼角，唯有家人的困境才能逼出这位英雄昔日上天入地的能耐，而他与命运搏斗所得到的奖赏，不过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与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飞行家》最贴切的比较对象或许不是带有些许传奇色彩的原小说，也不是《漫长的季节》《刺猬》《平原上的火焰》等等由东北作家参与的影视作品，而是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编剧并主演的现实主义励志片《洛奇》：两个故事都发生在破败衰落的前工业重镇，在阴郁的氛围中急需一位英雄站出来为大家提气，而这个英雄也有自己的挣扎与心魔。当李明奇从高塔出发，多年后再次滑翔于天际时，一系列峥嵘往事和创痛回忆闪烁在他眼前，燃料耗尽，自由坠落，他忍着剧痛，像鼻青脸肿的洛奇一样艰难地站立起来，向世界证明自己——以及片中那个面目模糊却极具代表性的东北城市——可以被命运打弯，但不会被打折。

不论在小说还是电影中，李明奇都是无可争议的精神核心。小说里的他集浪漫、务实和情义于一身，从未放弃梦想，跟女工高雅风结婚是因为看中对方的家庭背景，婚后夫妻俩争吵不休，但他对老丈人和自己拉扯大的弟弟妹妹们始终不离不弃，简而言之，虽然飘在半空中，但到底是个真汉子。电影里的李明奇，不仅早早从半空掉了下来，还有半截身子被埋在土里：因为他的疏忽，小舅子高旭光被飞行器轰掉了三根手指，于是他终生心甘情愿地背负着这笔亲情债，飞行梦想也因此成了被他掩埋的遥远记忆。在生活中，他与妻子高雅风（李雪琴饰）相互支撑，当下岗工友们被外来奸商做局，他也出头替大家偿清债务，简而言之，虽然还是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却在窝囊憋屈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因此，最后的这次飞行不只是李明奇对舅侄的营救，也是他的一次心理自救。主演蒋奇明将李明奇理想主义的一面演绎得可信且具有感染力，而他对于中年版李明奇颓丧状态的把握也向观众展现出新的可塑性和更大的表演潜力。

与广西人蒋奇明对东北人的演绎相比，东北人李雪琴的表演更多是就地取材，她演的高雅风自然、恰如其分，为片中的种种狂想和喧闹提供了稳定的支点。

电影《飞行家》的温暖气质不但与主角的理想之光有关，也离不开故事中落魄之人的互帮互助。当听闻工友家的孩子重病，街坊二话不说就买下了对方家摆摊贩卖的所有茶叶蛋；李明奇为高塔降落一事张罗物资，下岗工友踊跃贡献指甲刀、手套、袜子和棉衣，仿佛在多年之后重新找回了可以一起努力的目标。这种共同体的情谊，既是特定时代的记忆，也是支撑几代人坚持好好活下去的理由，它就像片中多次出现的室外柴火炉一样，为身处暗夜的人们提供了一丝亮光。

吴泽源

责编 杨静茹

来源：影之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