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影片中，李红驾车出走，奔向了她想要的自由。这是一种女性力量的觉醒。我们通常以为，觉醒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觉醒了却无能为力呢？不只是无能为力……你甚至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帮凶。因为在这个结构里，如果你不向下转嫁压力，你自己就会成为最底层的那个承受者。

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不在于它展示了李红如何“出走”，而在于它展示了孙晓雪如何“留下”。后者，才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真正的精神困境。

在影片中，李红驾车出走，奔向了她想要的自由。这是一种女性力量的觉醒。我们通常以为，觉醒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觉醒了却无能为力呢？不只是无能为力……你甚至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帮凶。因为在这个结构里，如果你不向下转嫁压力，你自己就会成为最底层的那个承受者。

这就是孙晓雪所面临的无解的困境。

她不是孙大勇。孙大勇在剥削妻子的时候，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认为“我明事理，她不明事理”。他的道德堕落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他从未觉醒过。

但孙晓雪不一样。她的眼睛是睁开的。

她从小就看见了母亲的痛苦，她知道父亲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个家庭的权力结构是怎么运作的，她甚至能精准地识别出“母亲最伟大”这种话术背后的道德绑架。她的认知水平，足以让她意识到：当她把孩子交给母亲、当她用“等XXX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来搪塞母亲的时候，她正在做的事情，和她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事情，本质上没有区别。

但是她无法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代价太大了。

我们来还原一下她的真实处境。她是一个职场中的育龄女性，面对着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的双重夹击。她的丈夫不是不存在，但在育儿问题上基本是一个逃兵。她的父亲更不用说，一辈子都在把家务和情感付出视为女人的天职。在这个局面下，如果她坚持不让母亲承担育儿压力，她面对的选项是什么？

和丈夫翻脸，逼他承担平等的育儿责任？这意味着持续的家庭冲突，婚姻有可能的破裂，在已经一地鸡毛的状态下再打开一条新的战线。

和父亲对抗？这条路她从小走到大，从来没有赢过。

辞掉工作全职带娃？这等于亲手放弃她视为生存根基的经济独立，而她明确知道经济独立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请保姆或者送托？这需要钱，而钱恰恰是她在职场天花板下最紧缺的资源。

这就是父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压迫最可怕的地方：上面有父权结构、职场歧视、社会规训在压她，下面有一个比她更弱势，更没有反抗资源的母亲可以被她转嫁压力。她被夹在中间，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受害者和施压者。

这个位置，才是当代受过教育、拥有一定女权意识的年轻女性最真实的精神处境。

她们不是李红那一代人。李红那一代女性的痛苦虽然深重，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单纯”的。她们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她们的苦难没有道德上的模糊地带。她们不需要面对“我是不是也在伤害别人”这个问题，因为她们处在最底层，下面没有人了。

而孙晓雪却站在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位置上，而且她对这两个身份都有着充分的自觉。因此承受着一种持续的，无法消解的内在撕裂。

她对父权结构的愤怒是真实的，但这种愤怒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出口，她没有力量撼动整个系统，也没有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和每一个具体的男性持续对抗。

她同情自己，因为她确实是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她在职场上遭受的歧视是真实的，她承担的母职惩罚是真实的，她的疲惫和无力，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她同时也厌恶自己，因为自己正在用母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窟窿。她害怕自己终将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当代年轻女性会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她们在理性上非常清醒，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结构的不公。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自我否定。这不是因为虚伪或者软弱，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中间位置”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结构没有给她们留下一条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的路。

这就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同时向她们提出两套互相矛盾的要求，然后无论她选择满足哪一套，都会因为没有满足另一套而受到惩罚。

你要工作。你要经济独立，不能当“寄生虫”，不能“伸手找老公要钱”。新时代了，女性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社会价值。好的，你去工作了。然后你发现，面试的时候对方会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而你的男同事从来不会被问这个问题。你发现怀孕之后你的晋升通道悄悄关上了，你发现休完产假回来，你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坐了，或者你的工作量不变但你突然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因为孩子生病了得你去接，家长会得你去开，老师有事第一个打的电话永远是妈妈的。

你要当一个好母亲。你要陪伴孩子成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要辅导作业，要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果你把孩子交给老人带，有人会说你“不负责任”。如果你请保姆，有人会说你“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如果你全职带孩子，又有人会说你“依附男人”。两条路都走不通，但你必须选一条，而且不管选哪条，你都欠着另一边的债。

李红做了一辈子饭，洗了一辈子衣服，带了一辈子孩子。这些事情在经济学上叫“再生产劳动”，它们是维持一个家庭运转的基础设施，没有它们，一切都会瘫痪，但只要它们正常运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这种不可见性才是最深的暴力。

孙大勇每天回家有热饭吃，有干净衣服穿，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孩子被照顾得好好的。他从来不觉得这些是“李红做的”，他觉得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就像太阳每天升起一样。所以当李红偶尔想出门参加个同学会，他会觉得她在“添乱”——你破坏了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你让我不舒服了。

当代社会在这一点上有没有进步？有一些。现在很多年轻男性会说“我也做家务”“我也带孩子”。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差异：男性“帮忙”做家务，“帮忙”带孩子。这个“帮”字暴露了一切——家务和育儿的默认责任人仍然是女性，男性做了是“帮忙”，是加分项，女性做了是“应该的”，是基准线，做好了没人夸，做不好要被骂。

看吧，同样的行为，因为性别不同，获得的评价截然不同。这种区分对待本身就是女性困境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也是最隐蔽的一点，当代社会对女性困境的回应，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重新包装成“个人选择”和“自我提升”。

你觉得每天的生活无法承受？那是你心态出了问题，来，上个课，疗愈一下原始的创伤。

你觉得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那是你时间管理能力不行，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全职妈妈如何在带三个孩子的同时考上了研究生，你为什么不行？

你觉得婚姻让你窒息？那是你不懂经营或者没有选对人，来，学学怎么“经营婚姻”，怎么“向上社交”找到一个更好的伴侣。

所有的结构性问题都被转译成了个人能力问题。社会不提供平价托育，这不是制度的失败，是你自己没本事挣够请保姆的钱。职场歧视生育女性，这不是法律执行的缺位，是你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让公司离不开你。丈夫不管孩子，这不是性别权力关系的问题，是你“沟通方式不对”，没有学会“非暴力沟通”。

甚至连“女性独立”本身都被收编成了一套消费主义叙事——“独立女性”意味着你要有自己的房子，车子，事业，你要在经济上完全不依赖任何人。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它的潜台词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你就不够“独立”，你的困境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它把一个需要社会共同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变成了每个女性必须独自完成的个人课题。

当代女性的困境不是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它是一整张网。

它是你明明和男同事做着一样的工作，却要额外操心“孩子今天谁接”这件他从来不需要想的事。它是你在公司拼到晚上7点，回家发现丈夫和孩子都在等你做饭。它是你的母亲打电话来问你“怎么还不要二胎”，你的婆婆在旁边帮腔，而你的丈夫沉默不语，因为他觉得这是“你们女人之间的事”。

它是你活在一个号称“男女平等”的时代，却每天都在经历一种莫以名状的，甚至无法向人解释清楚的不平等。你说出来，别人会说“现在已经很好了”“你看看以前的女性多惨”“你老公已经很不错了”。于是你连诉说的权利都被堵上了，因为你的痛苦在别人眼里“不够格”被称为痛苦。

李红用“出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但大多数女性走不出去。她们有孩子要养，有房贷要还，有父母要照顾，有一份不能丢的工作。她们的困境不是“要不要出走”的问题，而是“明知道是个烂摊子，却不得不继续”的问题。

这就是当代女性真正的困境。

来源：倾城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