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去年年底《巅峰对决》风靡全球，酷儿文化再度被置于主流视域的聚光灯下，体育冰场上，从对手变为恋人的故事巧妙摇动了体育运动中异性恋男子气概的霸权，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给难免套上“乖巧”与“异性恋审视”的酷儿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意。长久以来，那些去性化的纯爱、温

随着去年年底《巅峰对决》风靡全球，酷儿文化再度被置于主流视域的聚光灯下，体育冰场上，从对手变为恋人的故事巧妙摇动了体育运动中异性恋男子气概的霸权，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给难免套上“乖巧”与“异性恋审视”的酷儿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意。长久以来，那些去性化的纯爱、温馨的家庭拼贴，以及易于消化的“邻家男孩”形象，正将“酷儿性”压缩为一种无害且干瘪的美学符号。我们不禁要问，其内核中那种具有威胁性的叛逆与多元，是否正在银幕上悄然退场？

2025年的电影《后座》（Pillion）给出了背叛式的回答。它转身潜入1970年代英国同性摩托车俱乐部的皮革与烟雾之中。该片为英国导演

哈利·莱顿

的首作，并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获得最佳编剧奖。他将镜头对准了伦敦近郊布罗姆利那种沉闷、灰冷的日常。哈里·梅尔林饰演的科林，是一个在父亲的合唱团里唱着庸常小调、终日开具交通罚单的边缘人。直到他撞见了雷（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 饰）——一个坚硬、沉默、有着绝对掌控欲的摩托车手。雷要求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服从，BDSM游戏的背会更是一种看似完全不对等的家庭契约：理发、烹饪、甚至在雷阅读克纳斯高时安静地蜷缩在床边。这种高度私密且看似“小众”的设定，更像是一出黑暗版的“英式生活小品”。莱顿用极度克制却又露骨的笔触，剖开了权力关系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与交托。

两位演员极具张力的博弈也增色不少；斯卡斯加德用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冷感，演出了支配者（dom）那种时而让人窒息的高冷和深沉的欲火；而哈利·米尔林则贡献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性，他那张有些畏缩的脸，在承受痛苦与指令时，竟透出一种极其清醒的、甚至带点挑衅意味的尊严。

莱顿高明地避开了那些关于“心理创伤”的陈词滥调，他只是直白地展示了欲望在权力不对等时所爆发出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对酷儿社区皮革亚文化的视觉再现，更是一场对“去性化”主流叙事的公然挑衅。在传统目光无法触及的阴影里，爱的定义正在野蛮生长。莱顿通过这部电影，为那些被道德审判边缘化的欲望正名，也找回了当代电影中久违的那股、尚未被文明社会驯服的野性脉搏。

我们编译了这一篇包宏伟教授对于《后座》及其代表的酷儿群体和社区文化现象的评论。文章不仅追溯了酷儿影像的历史发展，也思考了在瞬息万变时代风潮下，鲜活的生命该如何通过或抗争、或顺从的方式，实现个体意志的绽放和自由。

后 座

Pillion

导演：哈利·莱顿

编剧：哈利·莱顿 / 亚当·马尔斯-琼斯

主演：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 / 哈利·米尔林 / 莱斯利·夏普 / 道格拉斯·霍奇 / 安东尼·威尔士 / 杰克·谢尔斯 / 米兰达·贝尔 / 比利·金 / 罗茜·雪希 / 史提夫·雷恩 / 乔治娅·赫利尔 / 杰克·夏普 / 麦克·琼斯 / 尼克·菲吉斯 / 卡夫奇奇·米哈 / 保罗·塔利斯 / 凯文·巴泽勒 / 克里斯蒂娜·卡迪 / 扎米尔·梅斯蒂 / 雅各布·卡特

类型: 爱情 / 同性

制片国家/地区: 英国 / 爱尔兰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2025-05-18(戛纳电影节) / 2025-11-28(英国)

片长: 107分钟

自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诞生以来，酷儿电影始终是激进性的标志之一，它呈现着另类的性别、性取向与性政治。很大一部分酷儿影像的出现，正是对 LGBTQIA+ 群体所处压抑社会环境的一种批判性回应。然而，酷儿电影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酷儿权利亦然。到了2025年，同性婚姻已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合法化，“酷儿”也成为主流媒体与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鲁保罗变装皇后秀》1在全球的成功，到《舞动奇迹》2中同性舞伴的反复出现，都足以说明这一点。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酷儿文化还可以如何被呈现？当代酷儿电影是否仍能承载激进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导演哈里·莱顿的导演首作——2025年的影片《后座》（Pillion）——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这部电影并非通过想象未来，来描绘激进的酷儿之爱，而是通过回望酷儿的历史过去来完成它。

影片讲述了一段发生在1970年代英国同性摩托车俱乐部中的酷儿恋情。围绕一位怯懦内向的年轻男子科林（哈利·米尔林 饰）与一位魅力十足的同性恋机车骑士雷（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 饰）之间的关系展开。他们的关系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恋爱：科林提供雷所要求的一切服务——无论是家务上的，还是性方面的——却几乎不期待任何回报。他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描述为 BDSM，甚至是一种“完全权力交换”（total power exchange，TPE）：一位臣服者与一位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结构。

在电影史上，这类非传统关系早已存在于异性恋浪漫叙事之中，例如《O的故事》3（贾斯特·杰克金导演，1975）、《秘书》4（史蒂芬·西恩伯格 导演，2002）以及《五十度灰》5（萨姆·泰勒-约翰逊 导演，2015）。这些影片往往以女性主角“驯服”男性主角作为结局：男方被设定为因童年创伤或俄狄浦斯情结而发展出某种施虐受虐欲望，而女主角则通过她的女性气质与真爱将其“治愈”，最终两人进入幸福的异性恋结合。尽管遵循着这样的叙事惯例，这些电影通常仍是性积极（sex-positive）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0至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论战中，BDSM曾是极具争议的话题：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 BDSM 将女性身体客体化，并延续父权制；而性积极的女性主义者——往往也是酷儿女性主义者——则赞颂多形态的女性性欲与欲望。以 BDSM 为主题的电影在这些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BDSM 至今仍是酷儿文化中重要的亚文化实践。在此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术语，它们涵盖多样的性实践与多个亚文化社群：同性恋、机车、皮革、恋物癖、BDSM。这些概念各自拥有独立却又时常交叠的历史：并非所有机车族都是同性恋，也并非所有同性恋男性都涉足恋物或 BDSM。正是这些亚文化历史的纠缠与交错，构成了此处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因为它们与《后座》直接相关。

摩托车俱乐部长期以来为边缘化的性欲与实践提供了庇护所，其中包括同性恋、皮革文化、恋物文化与 BDSM。在美国，早在1930年代，摩托车俱乐部就已将黑色皮夹克与反叛联系在一起。影片《飞车党》6（拉斯洛·拜奈代克 导演，1953）由马龙·白兰度主演，使这一身着皮革的反文化英雄形象成为经典。二战后，大量美国士兵从前线返乡，摩托车的流行让他们得以延续战友间的友谊（camaraderie），同时也为他们追求冒险与性自由提供了路径。

“芬兰汤姆”7（Tom of Finland）的绘画成为战后同性恋文化的象征，他捕捉到一种全新的同性恋男性气质，它摆脱了“女性化”的刻板印象。《生活》杂志1964年的摄影报道《美国的同性恋》，拍摄了旧金山 Tool Box 酒吧里一群身着皮革的同性恋男性，这也是美国主流媒体最早对同性恋生活的呈现之一。该报道还著名地将旧金山称为“美国的同性恋之都”。

在1950年代，美国主要城市相继成立了同性恋摩托车俱乐部，如洛杉矶的 Satyrs Motorcycle Club 与 Oedipus Motorcycle Club。由于许多创始成员是重视秩序、等级与服从的退伍军人，以 BDSM 为核心的性实践便在这些空间中发展出来。许多俱乐部实行源自军队的严格着装与行为规范，新成员与资历较浅者必须服从资深成员的命令，并对其表示应有的尊敬。严格遵守规则者被称为“旧卫队”（Old Guard），较为宽松者则被称为“新卫队”（New Guard）。（这种差异在《后座》中通过俱乐部内部对臣服者的两种不同态度被戏剧化呈现。）

这些同性恋骑士既是性意义上的“法外之徒”，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合群者：他们拒绝中产阶级的异性恋规范与婚恋模式，在同性婚姻尚不可想象的年代拒绝婚姻与浪漫关系。《后座》中雷拒绝进入浪漫化的同性恋关系，既反映了他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同性恋机车社群的精神伦理。

1960与1970年代见证了摩托车俱乐部、同性恋酒吧、性用品商店与皮革竞赛的激增。皮夹克、挂锁链条、肛塞、Prince Albert 穿环（影片中亦有所提及）等装备与配饰，成为同性恋文化的视觉象征。

在英国，Gay Bikers Motorcycle Club（GBMCC）成立于1977年，是面向同性恋男女机车族的俱乐部。它是英国乃至欧洲最大的 LGBT+ 摩托车俱乐部，目前会员接近500人（据 GBMCC 官网）。除摩托车俱乐部外，还有皮革社群与恋物社群，它们的准入标准并非“拥有并驾驶摩托车”，而更多基于服饰选择与性偏好。例如成立于1973年的 MSC London 于2016年更名为 London Leathermen，以便网络检索，并承认如今多数成员并不需要拥有摩托车来证明他们对皮革的热爱。London Leathermen 面向对皮革、橡胶与制服感兴趣的人，并以“持久的友谊”自豪：在社交媒体时代，“同性恋与双性恋男性越来越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聚集，穿着装备相聚，建立持久的友谊，并锻造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社群”（London Leathermen 官网语）。

从历史上看，电影工业并不特别支持同性恋者，往往将他们描绘为罪犯或性变态。影片《虎口巡航》8（威廉·弗莱德金 导演，1980）让公众窥见同性恋皮革酒吧中的“巡游”场景，其核心人物之一却是一名同性恋杀人犯。影片的信息似乎十分明确：非规范的性欲应当受到惩罚。该片被广泛认为是在“剥削”同性恋社群，并遭到酷儿行动者抵制。

进入21世纪后，酷儿电影日益主流化：从面向大众市场的《断背山》（李安导演，2005）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卢卡·瓜达尼诺导演，2017），到 Netflix 委制的《姿态》（2018– ）与《心跳漏一拍》（2022– ）。酷儿文化从未如此无处不在地出现在银幕上，但也可以说，酷儿文化从未如此脆弱。究竟有多少同志剧集能被续订超过第一季？Channel 4 的《这就是罪》便是一例。

一些批评者哀叹酷儿文化的“去性化”：酷儿形象越来越被塑造成讨喜、甜美、“隔壁男孩”式的存在，以迎合异性恋观众的口味。酷儿性（Queerness），尤其是非规范的性实践，几乎从银幕上消失了。无论称之为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甚至是同性恋规范（homonormativity）：当酷儿文化被主流化、正常化，被包装为普适观众与票房成功的产品时，它不仅失去了政治锋芒，也变得极其乏味。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后座》成为近年来银幕酷儿再现史上的重要影片。科林与雷自愿进入一种非传统的 TPE 关系，他们被同性恋机车社群接纳，并与社群其他成员形成激进的亲密关系。科林的母亲佩姬则以传统异性恋规范的标准质疑这种关系的合法性与基础，这也使科林产生自我怀疑。但最终，他从这段关系中成长为更自信的人，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仍坚持维持 sub/dom 的动力结构。

与原著小说《Box Hill》相比，导演这次改编塑造了更强的人物与更细腻、更具吸引力的背景。科林与雷都令人信服，这要归功于哈利·米尔林与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的精湛表演。由莱斯利·夏普精彩饰演的佩姬为故事引入了重要的戏剧张力，并成为雷的视角的对照。可以说，影片最动人的部分并非露骨的性爱场景，而是日常的烹饪与端盘、共同进餐、走进走廊、上床睡觉——或拒绝上床。鉴于两人之间的动力结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被情色张力所充电。

从书页到银幕的改编本身堪称一堂大师课：情节更加紧凑、更具牵引力，人物更圆润可信。尽管我们失去了小说中科林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及不可靠叙述者所带来的谜团，但换来的却是更丰富、更具层次的叙事。影片也充分发挥了电影媒介独有的潜能：科林骑上摩托车时那种视觉与触觉的体验令人惊叹。坐在影院里，你不仅在身体上，也在情感上感受到它。

最后，这部电影与同性恋社群——尤其是同性恋机车社群——保持着一种共生关系。媒体对斯卡斯加德性取向的窥探性揣测甚嚣尘上，但这种窥视式新闻恰恰偏离了重点。导演哈利·莱顿在为影片调研时曾与 GBMCC 成员共度一个周末；俱乐部成员亦担任顾问，并参与拍摄。他们与剧组建立了深厚的纽带，他们的介入在强有力的意义上塑造了影片。斯卡斯加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影片里有 GBMCC 的成员出演他们自己。他们在塑造群戏、塑造雷与其他骑士之间的互动动态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整个过程中能有他们在身边，既令人安心，也十分美好。他们对项目投入极深，也非常相信哈里的愿景。今年我们在戛纳首映，一群 GBMCC 的成员骑车一路开到戛纳，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与一个深夜——第一次与观众一起看这部电影，与这些骑士一同庆祝，是一种不可思议而极其特别的经历。”

在许多意义上，这是一部与同性恋骑士共同创作、并关于同性恋骑士的电影。这是他们从自身视角讲述的故事，由富有同理心的演员与剧组支持。如果未来酷儿电影应当走向某个方向，那就是这种电影创作者与酷儿社群之间的共生关系。酷儿电影不应剥削社群，也不应以窥视与物化的凝视投向它，如《巡航》那样；它应当与社群紧密合作，为社群而工作，使其成员得以讲述自己的独特故事。

《后座》在一个酷儿电影日益正常化、缺乏灵感、迎合中产阶级家庭审美的时代，提供了一种银幕上激进的酷儿再现。它的激进性并不——也不应——仅仅在于展示“重口味的性”。它真正的激进之处在于：影片如何探索一个被忽视的社群历史，并与酷儿社群成员共同重塑一种大胆的酷儿政治愿景——关于另类的家庭形式与亲属关系的想象。

来源：深焦精选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