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勇本人是个白血病患者，也是企业老板，他发现印度有种仿制药，200块钱就能买到，而国内正规药贵得离谱。

说起犯罪题材电影，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不是药神》。

这部片子当年上映的时候，不少人看完都红着眼睛走出影院。

后来才知道，这故事不是编的，而是根据"陆勇案"改编的。

陆勇本人是个白血病患者，也是企业老板，他发现印度有种仿制药，200块钱就能买到，而国内正规药贵得离谱。

他帮着数千病友从印度买药，结果被以"销售假药"的罪名抓了。

电影把主角改成了没得病的普通人程勇，这么一改，观众的代入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谁都可能生病，谁都可能面临看不起病的困境，这就不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事儿了。

片子上映后，医保政策真的有了调整，不少抗癌药纳入了医保范围。

一部电影能推动政策改变，这事儿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犯罪题材电影为什么这么喜欢改编真实事件？说白了，真实的东西自带话题性。

你看《孤注一掷》，片头就打出"根据万宗真实诈骗案改编"，观众还没开始看呢，心里就已经有了预期。

现在谁手机上没接过几个诈骗电话？谁没收到过奇怪的短信？这些日常经历一下子就和银幕上的故事对上号了。

威廉·阿契尔在谈戏剧理论的时候说过，主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剧本讲什么题材，另一个是剧本想表达什么。

犯罪电影选真实事件做题材，其实是想借着这些案子，把藏在背后的社会问题摆到台面上来。

《默杀》讲校园霸凌，《热搜》揭网络暴力，《孤注一掷》说电信诈骗，这些都不是凭空捏造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

观众对真实事件有种天然的好奇心。

俞白眉导演说过，创作要满足观众的"猎奇"和"共鸣"两种心理。

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正好两样都占了。

一方面，大家想知道那些新闻报道里没说清楚的细节；另一方面，这些事儿离自己的生活又不远，很容易产生共鸣。

比利·怀尔德也讲过类似的观点，观众导向是创作的核心，你得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默杀》这部片子，编剧当年在台北读书的时候，看到过一则关于校园暴力的新闻报道。

这个新闻本身可能只是个孤立事件，但电影把它扩展开了，不光讲校园霸凌，还牵扯出家庭暴力、儿童性侵、社会沉默等一连串问题。

这就不是简单地复述一个案子了，而是在挖掘案子背后的社会土壤。

近十年的国产犯罪片，真实事件改编已经成了一种创作潮流。

《白日焰火》开了个头，后面《解救吾先生》讲明星绑架案，《追凶者也》说基层社会的罪案，《暴裂无声》揭乡村犯罪，《南方车站的聚会》写城市边缘人群。

这些片子看起来题材各异，但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从真实案件出发，去探讨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看完这些电影会觉得情节夸张，但其实生活比电影更离奇。

艺术源于生活这话不是白说的，那些看似"编"出来的惨烈情节，往往就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只不过电影把它放大了成百上千倍，用影像的冲击力让观众记住这些事儿。

这种复现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那些被埋藏的议题，引起社会共鸣，呼唤正义。

社会新闻和其他新闻不一样，它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联。

犯罪新闻报道天然就是创作素材，因为它涉及的是人性、道德、法律这些永恒的话题。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没障碍，但问题是信息太碎片化了。

大家刷新闻都是走马观花，看个标题就划过去了，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影视改编的作用就在这儿。

它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起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让观众完整地了解一个事件。

《热搜》改编自"百色助学网"事件，王杰打着公益旗号开助学网，给贫困学生募集助学金，实际上是在敛财，甚至性侵女童。

这种事儿当年新闻报道过，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或者看了就忘了。

导演忻钰坤把故事搬到城市，以校园霸凌者张小穗跳楼为开端，让林妙去追寻真相。

电影用了不可靠叙述和限知视角，一层层剥开真相，最后揭露出舆论操控和网络暴力的问题。

片子上映后，自媒体和网媒开始深度报道类似事件，把罪犯的恶行细致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影视改编的价值，它不只是讲个故事，而是在撕开现实的口子，让大家看到伤口。

《孤注一掷》更直接，它凝练了万宗真实诈骗案。

这几年诈骗案数量激增，国家对反诈工作特别重视，影视行业也积极回应。

片子里那些诈骗电话、网络弹窗、短信骚扰，都是观众日常能遇到的场景。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窃取，这部电影就是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犯罪题材电影其实承担着一种社会教育功能。

它用"知识普及"式的叙事，让人们看到社会的丑恶面，提高防范意识。

这种方式比说教有效得多，因为观众是在看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信息。

《我不是药神》让大家关注医疗体制问题，《默杀》让人们重视校园霸凌，《孤注一掷》提醒大家警惕电信诈骗。

这些电影的票房和流量都很高，说明观众认可这种创作方式。

高票房意味着更多人看到了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犯罪题材电影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

它既要保证商业性，让观众愿意买票进影院，又要承载社会价值，引发思考和讨论。

真实事件改编是个很好的平衡点，它自带话题性和观众缘，同时又能深入探讨社会问题。

这种创作策略，在中国电影史上其实有传统。

早在1921年，中国就拍过根据真实命案改编的电影《阎瑞生》，讲的是"花国总理"王莲英遇害案。

这部片子开创了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先河，也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传统还在延续，而且越来越成熟。

犯罪题材电影的现实主义叙事，核心就是用影像复现现实，用故事拯救世界。

真实事件改编夯实了现实根基，让电影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社会土壤里。

这种创作方式，既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又发挥了电影的社会功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往后看，犯罪题材电影还会继续深耕社会现实题材。

毕竟现实生活中不缺素材，缺的是愿意去挖掘、去呈现的创作者。

只要电影人能坚守现实主义精神，在类型化创作中保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犯罪片就能继续发挥它的价值。

用影像的力量推动社会问题解决，这才是犯罪题材电影最大的意义所在。

来源：娱乐大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