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分钟：列车爆炸案》：列车难题的新演绎与人性困境的旧探讨

摘要：正在大陆热映的《96分钟：列车爆炸案》，作为“中国台湾首部高铁灾难动作片”，影片历经9年打磨的剧本、高达1.6亿新台币的制作投入，以及在台北闹市区完成的大规模实景调度，共同构成了相当扎实的类型片观感。

正在大陆热映的《96分钟：列车爆炸案》，作为“中国台湾首部高铁灾难动作片”，影片历经9年打磨的剧本、高达1.6亿新台币的制作投入，以及在台北闹市区完成的大规模实景调度，共同构成了相当扎实的类型片观感。

影片以拆弹专家宋康任（林柏宏饰）在电影院执行拆弹任务开场。强烈的音效与不断逼近的爆炸倒计时迅速把观众拉入高度紧张的叙事节奏之中。然而，这场看似成功完成的任务，却为日后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三年后，笼罩在这次拆弹事件阴影下，已卸任警职、回归普通人生活的宋康任在与未婚妻黄欣（宋芸桦饰）搭乘的由台北开往高雄的高铁上，发现了被人刻意放置的特殊炸弹——这个炸弹不仅与列车的车速联动，更会触发另一辆高铁上炸弹的同步爆炸。在抵达目的地的96分钟内，宋康任必须在生死间做出抉择：如何拯救自己以及更多人的性命？

在列车这一狭窄空间内展开故事，本身并非新鲜设定，而影片的核心母题也相当熟悉——著名的伦理困境“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值得肯定的是，电影在大众熟悉的基础之上做了相当有新意的尝试：将“拯救少数还是多数”的抉择多次置换进不同情境中，并以此推动全片情节不断递进。影片实际上三次运用了“电车问题”：从开场警方在救援行动中的抉择，到电影院与百货公司双炸弹事件，再到最终两列高铁上的生死对峙，旧有母题在不断变形中获得了新的叙事张力。

然而，影片试图触及的“人性议题”最终并未真正展开。被害人家属与群众大多被塑造成情绪极端、立场单一的群像，他们将拆弹行动中的警察视为“真正的杀人凶手”，将复杂的伦理抉择简化为道德审判。男主角的内心挣扎，也最终以典型的英雄主义收束——以个人牺牲换取列车上所有人的生还，让影片重新回落到最熟悉的类型窠臼之中。

影片部分配角的戏份分配同样显得失衡。由王柏杰饰演的物理老师一角既负责计算列车速度、给予主角解决问题的最主要助力，又在关键时刻代替警方推进调查，几乎意外地成为叙事主角；而由李李仁饰演的警官长反复铺陈的“秘密”看似蕴含更多展开空间，却在尚未真正触及核心前便草草退场。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剧本几乎缺失了列车控制部门、媒体等社会角色的存在。尽管高铁车厢空间本身封闭而紧张，但它并非一个真空环境，理应牵连出更复杂的社会网络与权力关系。

影片中另一显著问题，是女性角色设置的高度工具化。男主未婚妻黄欣明明同为警察，却始终未能在剧情中发挥任何与其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专业能力，她的存在几乎仅限于作为男主情感与道德困境的牵绊者，被简化为“未婚妻”这一功能性角色。由姚以缇饰演的罹难儿童母亲同样缺乏清晰的行动逻辑。她为了袒护被真正凶手蛊惑、且已具备伤害他人意图的弟弟，选择顶替供认自己是炸弹放置者，但这一关键选择直到影片结束也未得到充分解释，使人物动机悬空。男主母亲这一角色，本应成为其内心挣扎的重要来源，却最终仅承担了为儿子辩护、推动情绪高潮的“煽情”功能，未能延展出更复杂的伦理维度。

选择在列车这一高度受限的空间中展开故事，本身具有相当的戏剧挑战与类型潜力，但影片最终似乎也被这一空间设定反向困住，未能充分释放更多叙事可能，多少令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