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七十一岁的成龙在镜头前放下拳脚，反复念叨着“瓜子、花生...”，一个国际功夫巨星的生猛转型与一位青年导演的霸蛮执念相加，便共同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式家庭与老龄化的深情注脚。

当七十一岁的成龙在镜头前放下拳脚，反复念叨着“瓜子、花生...”，一个国际功夫巨星的生猛转型与一位青年导演的霸蛮执念相加，便共同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式家庭与老龄化的深情注脚。

电影《过家家》的公映，在商业上被视为一场冒险。院线经理最初给出保守的票房预测，理由包括成龙非动作题材会跳出观众舒适圈和新人导演缺乏票房号召力。而市场却以排片与票房的持续逆跌和口碑向好回应了这份保守。其成功核心，在于青年导演李太言与国际巨星成龙之间，达成了一种近乎理想的“导演——演员”合作关系。青年导演的自信与专业，遇上资深演员的信任与托付，往往能催生超越常规的作品。

创作共谋：

作者意志与明星蜕变的相互成全

在探讨《过家家》的创作之前，一个核心的理论框架需要被建立：在电影创作中，导演与主演，尤其是与一位具有巨大市场号召力和表演权威的“大演员”之间的关系，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与气质。这种关系存在一个光谱。光谱的一端是“作者导演”的绝对掌控，即便面对马龙·白兰度这样难以驾驭的表演天才，青年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也能凭借其强大的作者意志与清晰的戏剧构建，最终在《教父》中达成统一，成就经典。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明星权力”的过度干预，这常导致作者表达的溃散与作品气质的断裂。

《过家家》找到了导演与演员关系光谱上一个微妙而珍贵的平衡点。导演李太言与成龙的关系，更接近一种“信任托付与专业共创” 的理想模型。这要求导演必须具备不被明星光环所震慑的清晰艺术构想与现场把控力，而演员则需要具备暂时搁置自我习惯、全然进入导演世界的勇气与谦逊。

《过家家》的诞生，始于导演李太言一份不容动摇的坚持。在创作剧本之初，他已将“任继青”这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孤独老人，与成龙的形象紧密绑定。面对这位以功夫喜剧定义自己的国际巨星，李太言的“说服”方式极具匠心且充满诚意：他绘制了一千八百多个分镜头，为成龙可视化这个完全剥离了动作元素的温情故事。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次清晰的作者宣言。它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可供明星即兴发挥的框架，而是一个经过精密构思、亟待实现的完整世界。

成龙的回应，则定义了何为“大演员”的专业素养。他坦言自己最初因“毫无动作戏”而感到忐忑。但他选择了信任，并付诸巨大的心力去贴近角色。他专门前往医院，长时间观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捕捉那些细微的、不可控的身体语言与精神状态。在片场，他彻底收敛了“成龙式”的敏捷与幽默感，将自己沉浸于一个记忆逐渐风化的老者躯壳中。

更为重要的是，成龙在片场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演员”而非“明星”。在《过家家》剧组，成龙成为了那个“张罗大家吃饭”的大家长，这种氛围的营造，让一群各怀心事的陌生人逐渐建立起“家人”般的默契，这本身就是对电影主题最生动的排演。

权力迁移：

从资源垄断到故事本位的市场革命

当下全球电影产业正在进行一次静水流深的权力结构重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是，曾以《教父》三部曲定义好莱坞一个时代的传奇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其耗时数十年、自筹1.2亿美元巨资、汇聚亚当·德赖弗等全明星阵容的野心之作《大都会》，在2024年上映后遭遇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滑铁卢。这部被部分评论认为“混乱”、“如同冗长的SNL小品”的电影，与其说是个人艺术的滑铁卢，不如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句点：依赖传奇导演声望与明星堆砌的“巨无霸”模式，其光环正在全球范围内急速消退。另一边，凭借《我不是药神》横空出世的文牧野、以独特诗性影像惊艳世界的毕赣，以及凭借《孤注一掷》展现强大类型片掌控力的申奥等新导演，正携带着新鲜的创造力成为市场新的引力中心。这一退一进之间，资历与资源的旧神像正在崩塌，而清晰的艺术意志成了新世界的通行证。同样，在《流浪地球》的绝境中，已成为超五十亿票房超人的吴京，面对当时尚属“小导演”的郭帆，不仅从客串演成了主演，更是从演员变成了投资人，其信任的核心在于，他看到了郭帆身上顽强的支撑与当年拍《战狼》的自己如出一辙，从而选择了全力托举。成龙与李太言的合作，同样复刻了这种“信任托付”的经典模型。

“大导演+大制作+大明星”的保险模式正在快速过期。市场不再为资历和大卡司阵容盲目买单，作品本身的“共同体美学”成为唯一准绳。《过家家》完成了一次标准的“市场逆袭”。从最初被院线保守预估，到凭借口碑实现排片与票房逆跌，它精准地踩中了市场转移的脉搏。资本与演员都在寻求新的可能性。投资一个有锐气、有执行力的小导演配一位国民度极高的大演员（如申奥执导的商业大片，或毕赣吸引梁朝伟、易烊千玺加盟的《狂野时代》），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而大演员们也意识到，与郭帆、文牧野、饶晓志们这样具备强悍控制力的新导演合作，往往能碰撞出颠覆性的角色，为自身的艺术生涯开辟新径。无论是面对《孤注一掷》中复杂的跨国叙事与群像，还是《过家家》中成龙这样具有巨大个人能量的巨星，申奥和李太言两位导演都成功地将作品牢牢锚定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与叙事逻辑之中。申奥用缜密的剧作和凌厉的剪辑建构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犯罪世界；李太言则用海量的分镜准备和对生活细节的执拗，搭建了一个生趣活现的温情空间。他们的成功宣告，资本与市场所渴求的，不再是虚妄的“大制作”标签，而是这种无论面对何种题材、何种量级演员，都能交付一个完整、自洽且具有感染力的“作者世界”的确定性能力。这正是他们与那些在创作中丧失主体性、导致作品断裂的旧模式最根本的分野。当年轻人走进电影院的决策愈发审慎，唯有极致的真诚共鸣，才能兑换成宝贵的票房。

旧的资源垄断正在失效，故事讲述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当下电影市场的困境，根源在于创作主体性的模糊与丧失。而“作者导演论”（Auteur Theory）在今天反而为破解困局提供了古老的智慧。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应像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用摄影机进行书写，导演应是电影意义的核心来源与最终作者。法国新浪潮的旗手们，如弗朗索瓦·特吕弗与让-吕克·戈达尔，主张导演必须拥有贯穿创作始终的、不容置疑的作者意志。反观当下市场的溃败，正是“作者性”的普遍匮乏。那些耗资巨大却空洞无物的项目，往往沦为资本意志与明星话语权拉扯下的“四不像”，导演的创作主体性被严重稀释。市场的权力天平，正从资源垄断者不可逆地向“作者意志”的持有者倾斜。而当我们发现，投资一个拥有千张分镜头草图、世界观完整的青年作者导演，其风险与回报的清晰度远高于押注一个作者意图模糊的资深导演时，产业的新逻辑便确立了。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是一场创作权力的回归：电影的成功，再度取决于导演能否如特吕弗、戈达尔或奉俊昊那样，成为自己作品的唯一“作者”与最终解释者。在此背景下，那些轻装上阵、作者意志坚定且能精准触动时代情绪的“小导演+大演员”组合，其优势不仅在于性价比，更在于其创作基因的纯粹与强悍，这是任何资本算力都无法复制的核心资产。

现实表达：

湘军基因与时代焦虑的精准共振

要读懂李太言在《过家家》里的作者签名，或许得先回溯他作为“电视湘军”二代的成长密码。这份基因，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辩证统一。

长沙市开福区德园路480号，这个电视湘军梦开始的地方，是李太言被父母和叔叔阿姨熏陶并萌芽自己梦想的地方。

湖南电视文化赋予的对大众情绪与市井喜乐通达性；还在读小学的他就亲历湖南电视一轮改革的黄金年代，还在懵懂中生性额个一根筋的他自然也被赋予其作品天然的“破圈潜质”：既有适配全年龄层的娱乐通达性，又有像纪录片般捕捉市井烟火气的敏锐度。小小的他，在懂事的年纪看到了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他震颤且萌生创作，他决定去掌握讲故事的能力，他决定讲这个故事，让天下人关心这个群体。

电视湘军就是要做有影响力的人，做有影响力的事。

电影《过家家》整部片没有大起大落的剧情，全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一起做饭、一起找走失的老人、一起陪任爹完成举重梦。没有刻意煽情，用细碎的瞬间打动观众。其实，《过家家》与湖南电视获奖无数的栏目《真情》《寻情记》等作品一脉地体现了“湘军系”在情感叙事、家庭伦理、社会现实方面的人文深耕。

另一方面，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特质，成了他作为新人导演的“底气”。在资本偏好巨星慎选新人的行业语境下，他能说服奥斯卡终生成就奖的成龙加盟，是其创造的故事里的那个人物——他带着对生活的偏爱与悲悯。

李太言没有浪费这份基因积淀，而是精准投向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靶心——老龄化与家庭关系重塑。这一主题的处理，最见创作者的功力：它没有过度煽情的廉价同情，也避开了部分家庭伦理片对亲情的空洞歌颂，而是深入文本肌理，挖出人性的复杂褶皱。

作者价值：

新锐导演的智慧与巨星的破壁勇气

作为国少有关注阿尔兹海默症的电影，《过家家》无疑是导演与演员的一次集体冒险。

李太言向媒体坦言，剧本创作动力源于外婆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这种亲人“逐渐消失”的痛苦，驱使他花两年研究此病症。他把搜集的患者视频资料交给成龙，陪其沉浸式打磨角色，跟他进养老院观察细节。

当镜头里成龙展现尿失禁的窘迫、自拍时对儿子的愧疚独白，李太言泪流不止，他成功让观众忘记“成龙”，只记住“任爹”。这种成功源于他对演员的信任和对创作的敬畏，这场双向奔赴的冒险，让成龙文戏天赋重现，也让李太言导演掌控力初露锋芒。

对巨星成龙来说，扮演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并非易事，他母亲也是该病患者。《人民日报》撰文中，成龙回忆母亲退休后失生活重心，身心垮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过程，提及“若妈妈没退休身体是否没问题”的无答案遗憾。

这份遗憾成他理解并化身“任继青”的情感内核。影片中，任继青（成龙饰）非完美“苦难符号”，他固执有缺陷，与儿子有深刻隔阂。围绕他的“临时家人”初始动机都掺杂私心，为房产、业绩、保险金等。摒弃了“圣母”与“完美受害者”刻板印象，扎根现实让作品有了生命力。任继青的困境不再是抽象社会议题，而是具体的人在记忆迷雾中与孤独、愧疚、未完成的爱和解。

深层剖析：

情感共鸣的胜利与产业生态的启示

在节奏日益喧嚣、追求强感官刺激强情节的当下电影市场，《过家家》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温暖的观影体验。既避免了艺术片的晦涩，又摆脱了商业片的浮躁，形成了独特的可看性与共鸣感。

这与某些大片“既要作者深度又要商业奇观”最终导致叙事断裂的贪念截然不同。《过家家》的“要”是纯粹且一致的：它要的，只是一幅关于陪伴与救赎的、充满缺憾美的生活素描。

影片结尾，墓碑并立于暖阳之下，没有戏剧性的奇迹反转，只有温情中萦绕不散的淡淡忧伤。它坦然地承认了人生固有的缺憾，却又在这缺憾中，挖掘出了超越血缘的、真实的温暖。这种叙事的克制与情感的诚实，恰恰是其最动人的作者印记。

从产业视角看，《过家家》近乎完美示范了“资深巨星与青年导演”的 1+1>2 创造性合作。它证明，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演员以专业姿态服务有清晰构思和人文关怀的青年导演的作者表达，能爆发出巨大能量。这种合作模式既解决了青年导演“融资难、宣发弱”困境，让大演员摆脱“类型固化”束缚，实现艺术与商业价值双赢。

《过家家》的成功为产业注入新活力，鼓励资本相信青年导演创作能力，激励“小导演”坚持风格表达而非迎合市场。《过家家》是一次有价值的冒险，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产业多元发展更多可能。

《过家家》的旅程始于冒险信任，成于时代共鸣。成龙的转型与李太言的坚持做出漂亮示范，为未来中国电影提供可贵路径：让资深大演员回归表演初心，让初创作的小导演锤炼掌控全局的魄力，双方共同关注时代议题。

同时也呼吁市场给予社会议题电影更多成长空间、关注与包容，当资本的算计退潮，创作的真诚浮现时，市场自会报以最公正的回响。

作者：杨蔚然

编辑：唐乾 / 责编：袁卓熙

来源：潇湘电影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