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利维尔·拉克谢导演的《接近终点》以其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和富有神性与灵性的叙事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获得评论界广泛赞誉。影片已然超越了传统公路片的类型框架，通过旅途中锐舞狂欢中的身体、残缺的身体、死亡的身体完成了身体作为感知媒介、政治符号与存在载体的三重塑造，

BY:腊月初三

奥利维尔·拉克谢导演的《接近终点》以其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和富有神性与灵性的叙事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获得评论界广泛赞誉。影片已然超越了传统公路片的类型框架，通过旅途中锐舞狂欢中的身体、残缺的身体、死亡的身体完成了身体作为感知媒介、政治符号与存在载体的三重塑造，将影片意旨推向了更高的维度。

影片开篇康定雷的电子乐重低音就弥漫在整个影像空间中，长达30分钟，低沉重复的贝斯鼓点与锐舞派对中扭动的躯体、闪烁的霓虹灯、沙砾灰尘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裹挟着震颤与哲思的感官迷乱。电影中，身体作为媒介，主动参与到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山崖下的锐舞狂欢脱离单纯的亚文化展示，而是通过扭曲身体和极致的沉浸来表达自己的回避、坚守与反抗，在政府军驱赶、地缘政治撕裂全球的背景之下，人们以电子节拍为纽带，通过集体锐舞将身体转化为回避历史，对抗虚无的媒介。正如影片中杰德所言：“声音永远不会重复，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发出的最后一个声音”，锐舞中的极致摆动的身体构成了当下的情绪宣泄，而拥挤的肢体触碰是整个集体情感的媒介传递。导演拉克谢对锐舞文化的影像呈现，是将身体塑造为连接个体与集体的感知媒介。电子乐的震动与身体摆动形成共振，使个体身体融入集体中，纯粹的欲望表达与能量场域流动达成了一种与集体潜意识连接的精神状态，共同的狂欢与哀伤。

另外，影片塑造的锐舞群体呈现出鲜明的身体残缺特征如独腿的托宁、断臂的比吉这些残缺的躯体成为殖民历史与地缘政治创伤的肉身化媒介。西撒哈拉作为全球地雷最密集的土地，其长期争端的历史伤痕与殖民遗留问题，通过残缺的身体具象化，影片借此暗含多种社会政治隐喻。在身体理论的框架下，这些残缺的身体重构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它们既是创伤的见证媒介，也是个人抵抗的主体如托宁用金属假肢在沙漠中跳舞，比吉以断臂开车，都构成对生存困境的适应。

影片对残缺身体的特意安排，更通过身体媒介的对照与转换，完成了对西方中心主义身体观的解构。路易斯作为拥有完整身体的西方男性，最初以拯救者姿态闯入沙漠，试图找回迷途的女儿，其身体的完整性与锐舞者的残缺形成视觉对立。但随着旅程推进，这种对立被打破，路易斯的儿子埃斯特班因意外坠崖而亡，路易斯最后在荒漠中随着音乐和锐舞者一起摆动，在狂欢中哭泣，锐舞者的创伤通过身体得以传递。

埃斯特班的坠崖、杰德、托宁与大个子被地雷炸亡，让死亡的身体成为探讨存在意义的核心载体。影片对死亡的呈现摒弃了好莱坞式的煽情叙事，既没有悲壮的牺牲，也没有慰藉性的救赎，只有突如其来的消逝与冰冷的现实。埃斯特班坠崖后，镜头长时间停留在空荡荡的悬崖边，沙漠的风声取代了悲伤的配乐，死亡的虚无感通过感官体验直接传递给观众。这种表达指向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终极现实，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其荒诞与无常。不同于埃斯特班，杰德是在锐舞狂欢中死亡，当她喊出“炸裂一点”被雷区中的地雷炸死，在通往精神自由的道路中肉体死亡，颇具殉道者的意味。托宁和大个子被地雷炸亡则凸显了战争遗留问题对生命的无情剥夺。

死亡的身体不仅是存在的终点，更是存在的镜像。埃斯特班的死亡彻底击碎了路易斯寻女团圆的叙事假象，使其从拯救者沦为幸存者。锐舞者三人在雷区中被炸身亡的镜头，将死亡的残酷性推向极致，只留有残存的尸体。这些死亡的身体呈现了生命的脆弱本质，尤其是在末世语境和战争之下，任何个体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身体的消亡随时可能发生。拉克谢在结尾的镜头中并没有让其承载更多的意义，而是通过死亡的身体指向继续活下去。路易斯在经历丧子之痛后，从麻木到决绝，以身试险并与剩余的锐舞者穿越雷区，登上载满难民的火车。

在电影《接近终点》中，拉克谢通过 16 毫米胶片的颗粒质感、近乎覆盖全片的电子乐低频震颤、沙漠与雷区的视觉冲击，将身体作为核心媒介完成了对末世生存、殖民历史与存在本质的多重思考，使观众在强烈的感官沉浸中思考存在的意义，这种尝试在当下无疑是疯狂且有效的。

来源：影之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