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捏造》（2019，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主演绫野刚）：改编自真实案件，小学教师薮下遭家长恶意构陷霸凌学生，一夜之间沦为全网声讨的“史上最恶杀人教师”；
先为两部深陷诬陷绝境的影片立此存照，其描摹的图景，足以令观者脊背生寒：
《捏造》（2019，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主演绫野刚）：改编自真实案件，小学教师薮下遭家长恶意构陷霸凌学生，一夜之间沦为全网声讨的“史上最恶杀人教师”；
《狩猎》（2012，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主演麦斯·米科尔森）：幼儿园教师卢卡斯，仅凭孩童一句信口编造的谎言，便背负“性侵”的滔天罪名，惨遭整个小镇的围剿与孤立。
两部影片看似殊途，内核却同叩一处时代痛点：当群体情绪裹挟理性狂奔，真相便沦为祭坛上的牺牲品。
正如《狩猎》开篇那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台词：“七天后我将死于什么人之手”，早已为这场群体非理性主导的悲剧，埋下宿命的伏笔。
从社会心理学的维度深究其理便可知晓：群体对个体的围剿、真相的湮灭、偏见的固化，皆源于从众心理、认知偏差与道德恐慌的暗中作祟。接下来，便逐层拆解这两套“舆论绞杀”背后的心理机理。
一、从众心理与去个性化：群体施暴的心理基石
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早已洞悉此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便易丧失独立思考的禀赋，陷入“去个性化”的迷局，任由群体情绪牵引前行。他曾犀利指出：“乌合之众，犹如风暴般汹涌，掠夺一切，留下一片荒凉”，精准描摹出群体非理性的破坏性本质。
这一心理图景，在《捏造》与《狩猎》中皆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堪称群体非理性行为的鲜活注脚。
《捏造》之中，五百五十名律师自发集结声讨，教育部门未及彻查便仓促停职，媒体罔顾真相渲染“恶师”形象，市井民众亦随声附和，群起而攻之。
此辈未必天性为恶，然一旦汇入“正义讨伐”的洪流，便即刻丧失独立判断的清醒。薮下的个体命运，终被简化为可供宣泄义愤的“罪恶符号”。
究其根本，实乃从众心理使然：为求群体归属感，为攀附“正义使者”的道德高地，个体主动出让独立认知，沦为群体意志的附庸。正如孔子所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盲目跟从群体好恶，恰恰是理性缺失的表现。
而《狩猎》所展现的“去个性化”，更具窒息之感——其场景锁定于熟人社会的密闭空间。
卢卡斯被指“性侵儿童”之后，全镇居民不约而同地选择“站队”，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对指控稍作质疑。
杂货店主拒售商品于他，昔日挚友对他恶语相向，甚者向其居所投掷石块，施以暴力威胁。
个中缘由，皆因“保护儿童”乃是不容置喙的道德准则，谁敢稍有质疑，便会被钉上“帮凶”的耻辱柱，遭群体唾弃。
个体一旦融入此等群体，便沦为“道德审判机器”上的螺丝钉，个人的道德准则全然消解，唯以群体的非理性情绪为行动圭臬，肆意施暴。
最为可怖之处，在于此种状态下的个体，将彻底丧失共情之心——你的挣扎与痛苦，在他们眼中皆为“罪有应得”的必然下场。
二、认知偏差与证实性偏见：真相湮灭的心理壁垒
再论“证实性偏见”——此概念虽略显专业，实则根植于人性深处：个体往往倾向于接纳契合自身既有认知的信息，对相悖的真相则选择性无视。汉代思想家王充曾提出“距师”之说，反对“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学风，强调“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这正是对证实性偏见的有力驳斥。
此等心理偏差，堪称扼杀真相的“无形利刃”。
《捏造》之中，“薮下为恶师”的认知一旦在公众心中定格，所有与之相悖的佐证，皆被视而不见。
当薮下在法庭之上拼尽全力喊出“一切皆是捏造”的真相，非但未获采信，反被斥为“罪孽昭彰后的狡辩”；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美国血统纯属虚构”“体罚伤痕证据存疑”等关键线索，亦被汹涌的舆论浪潮无情淹没。
群体就此陷入偏见织就的闭环，难以自拔：愈是声讨，便愈坚信薮下之罪；愈坚信其罪，便愈发变本加厉地声讨，形成恶性循环。
《狩猎》中的证实性偏见，更具摧毁之力，直将个体推向绝境的深渊。
指控卢卡斯的女童克拉拉，其证词漏洞百出：描述含混不清，且前后自相矛盾。
然小镇居民却集体陷入“选择性失明”的迷障，唯汲取契合自身判断的信息，对所有疑点皆视而不见，过滤殆尽。
后来，克拉拉幡然醒悟，拉着园长的手坦白：“我没有说实话，是我编的”，可成年人依旧固执己见，反将其坦白解读为“恐惧之下的言不由衷”。
核心症结在于：他们早已先入为主地给卢卡斯贴上“有罪”的标签，其真正渴求的并非真相，而是能够印证自身既有判断的“佐证”。
证实性偏见犹如一座密不透风的认知围城，将真相关锁于外，个体的清白便如困于樊笼的飞鸟，纵有千般辩解，亦难以挣脱。正如列宁所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群体被偏见裹挟时，坚守真相的个体难免沦为孤独的少数。
三、道德恐慌与标签化：舆论异化的心理催化剂
道德恐慌，堪称舆论异化的“核心催化剂”。
简而言之，当某一事件触及大众的道德敏感点，便会引发集体性的焦虑与恐慌，舆论随之偏离理性轨道，陷入失控之境。
《捏造》与《狩猎》的舆论风暴，皆由这一心理机制所点燃。
《捏造》之中，“校园霸凌”“体罚学生”乃是所有家长的心头之患，“杀人教师”的标签一经贴上，便即刻触发公众对“教育安全”的集体恐慌。
于是，真相不再重要，唯有将这一“恶师”彻底批倒批臭，方能消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舆论便在这般非理性的诉求中，一步步滑向极端。
《狩猎》则更为直接，直指“儿童性侵”这一全人类共守的道德红线，此线一碰，便如星火燎原，瞬间引爆全民情绪。
“性侵者”的标签一旦附着于卢卡斯身上，他便即刻被驱逐出正常的社会圈层，沦为“人人得而诛之”的过街之鼠。
此种标签化的本质，实则是群体将自身的焦虑与恐惧，尽数投射于无辜个体之上。通过对个体的攻击与排斥，群体得以获取一种虚妄的“道德安全感”。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曾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标签化的舆论暴力，恰恰剥夺了个体辩解的权利，与文明理性背道而驰。
更为可怖的是，标签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某一个体被贴上负面标签，其周遭的关联者亦会被牵连，遭遇无差别的攻击与排挤。
舆论暴力的范围就此不断蔓延扩大，个体的困境亦随之愈发深重，最终陷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孤立无援。
四、两部影片的差异：心理机制的情境化呈现
尽管两部影片皆聚焦群体非理性的肆虐，但其呈现方式仍存差异，核心分野便在于“舆论战场”的不同。
《捏造》的舆论战场，是席卷全国的公共舆论场，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核心力量，便是媒体。
日本社会素有集体主义传统，个体本就易生从众之心，加之媒体统一口径进行舆论引导，便极易形成“全民围剿”的恐怖态势。
《狩猎》的战场是封闭的小镇，也就是熟人社会。
此处的人际关系更为紧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亦更为强劲。一旦个体被贴上负面标签，整个熟人网络便会集体将其抛弃，无人敢与之往来，唯恐引火烧身。
此种熟人社会的孤立，较之于陌生人社会的网络暴力，更具摧毁性——它直接斩断个体的生存根基，使其在熟悉的故土之上寸步难行，无立锥之地。
除舆论战场的差异外，两位主角的反抗姿态亦截然不同。
薮下的反抗，是一种长期坚守的理性抗争，他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认准真相不退缩，凭借法律这一武器，步步为营，为自身洗刷冤屈。
他的底气，源于对自身清白的坚定信念，更源于对正义的执着追寻。
卢卡斯的反抗，则是从隐忍到爆发的递进。起初，他试图以理性沟通澄清误会，然愈是辩解，便愈遭非议，最终陷入绝望的深渊。
当昔日挚友亦对他满怀敌意之时，他终于崩溃嘶吼：“你们都瞎了吗？” 这一声质问，道尽了个体在群体非理性洪流中的无助与悲凉。
最终猎场之上的冲突，便是他压抑情绪的总爆发，惨烈而悲壮。
这背后，折射出两部影片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不同思考：《捏造》笃信个体能够凭借理性战胜群体的非理性，而《狩猎》则残酷地揭示了个体在群体意志面前的渺小与无力。尼采曾警示世人：“不要让我们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这正是两部影片共同传递的对个体独立思考的珍视。
结语：警惕群体非理性的深渊
《捏造》与《狩猎》，恰似两面锋利的明镜，照见了群体非理性之下的人性暗面与社会病灶。
它们向我们发出深刻警示：在这个信息爆炸、舆论喧嚣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皆可能成为群体暴力的受害者，亦可能在不经意间，沦为施暴的帮凶。
正如《狩猎》结尾，卢卡斯与儿子相拥狩猎时的那声枪响——群体的恶意或许难以根除，但人性的微光绝不可熄灭。
当铭记：群体的意志不等于正义，标签化的审判无法替代对真相的探寻，真相永远值得我们多一份审慎、多一份等待。黑格尔曾言：“存在即合理”，但群体的非理性狂欢绝非合理的存在，唯有坚守理性辨析，方能趋近真相。
多丽丝·莱辛说过：“个体孕育了思想，个体奋起反抗大众意志，并改变了它”。
切勿让自我的心智，沦为群体情绪的跑马场。唯有坚守独立思考的清醒，不被道德恐慌所裹挟，以理性与共情消解偏见的阴霾，方能守护个体的尊严，捍卫正义的底线。
来源：海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