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流行悬疑与老片感,《树影迷宫》: 一个科班导演自我怀疑的20年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6-01-04 01:17 2

摘要:话题从《树影迷宫》打开。《树影迷宫》播出以来,孙浩发了至少十几条朋友圈。“终于营业了。”这句话听起来更像一种迟来的自证,而非简单的庆祝。

访谈/撰文|盛煜涵 编辑/审核|颜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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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演孙浩见上面时,《树影迷宫》接近收官,孙浩收到了不少新项目的邀约,忙碌是自然的,但他依然相当坦诚且“较真”地聊了一个下午。

话题从《树影迷宫》打开。《树影迷宫》播出以来,孙浩发了至少十几条朋友圈。“终于营业了。”这句话听起来更像一种迟来的自证,而非简单的庆祝。

很快,孙浩收获了从业二十年来心绪最摇摆的体验:作品播得不错,业内给到的反馈都很认可,但观众反应和口碑却两极分化。有人生气故事的结尾,给他微博发私信质问“你拍的啥?”,也有人告诉他“导演,很好看,很喜欢你的戏”。

孙浩坦言,“内耗了一段时间”,直到得知老师在和剧评人聊天时说:“这孩子毕业 20 年了,终于拍出来了”,他才忽然意识到,也许自己终于拍出了能代表自己的作品。

这个“自己”来得很慢。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孙浩去了美术馆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自己”的留守,是工作之余写剧本。

在无法拍摄出能“代表自己”作品的阶段,同辈同学、师弟师妹都有很好的作品问世,焦虑不可避免,但孙浩也明白,自己能做的就是通过能拍到的项目,训练自己,把一个想法、一个 IP 甚至一个模糊点子孵化成一个完整可执行的项目,然后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一次机会。

终于,他等来了《树影迷宫》。

昏暗的光线、雪花电视的特写、映照在电视上的黑色侧影……树影交错中,一条狗带领观众的视线进入1994年的老胡同,故事也由此进入了剧中那起“激光笔案”,伴随民警赵瞰峨和师父冉曦等主角一一登场,《树影迷宫》的故事就此徐徐展开。

回顾迷雾剧场过往的作品,《树影迷宫》的起点,是悬疑罪案题材的经典叙事,当观众看到下水道倒置的双脚和红色皮鞋,紧张和恐惧呼之欲出,和主角一起破案的意识自然也就启动了。

但越往后,随着故事的深入,观众也会发现,《树影迷宫》在一点点打破悬疑罪案近几年流行的公式化的结构、节奏。

首先会让观众感到不一样的,是在近年悬疑罪案流行的东北、重庆等伤痛叙事中,少有作品把北京胡同作为唯一、最终的叙事空间,并且不止步于让北京胡同给故事提供“氛围感”,而是在给予其更多视觉篇幅的同时,大胆地将中式两性关系中的隐秘痛点,包括性压抑、性教育等议题,与胡同这一空间互为映照。

在《树影迷宫》里,案件、人物与时代在胡同这一天然狭长的生活场域彼此缠绕,胡同是隐形的主角之一,隐匿在所有人的思维、表达、情感里,在无形中完成了对人的驱使和塑造。

也由此,尽管胡同被拍出了浓烈的影像美感,演员在胡同空间里的表演,在很多时候也呈现出了富有张力的观赏性,但因为剧作基于对真实的追求,而不是对情绪的渲染,这对很多观众形成了观感上的挑战。

其次,是相比对罪案中人物言行举止的放大,对冲突集中且极致的展现,《树影迷宫》则将罪案更多放置到了琐碎的日常中:破案是拆解当年胡同生活的一个切口,主角也没有被塑造成“英雄”,悬疑感并不锋利,甚至在结局处,真相不经意的揭晓,充满了一丝荒诞意味。

实际上,这种“荒诞感”在现实的民警办案中真实存在,往往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但当这种现实,直白地怼到观众面前,观众多少还是讶异于这种“真实”的冲击。

孙浩提到,最初被《树影迷宫》小说吸引,就是因为它对基层民警生活的真实书写,不算英勇,也不浪漫,但有着那一代人的“习气”,骨子里总在寻找、坚持些什么。

改编成剧,孙浩和小说作者赵赶鹅,还有廖凡等主创,也有自己的坚持。

三年剧本的反复,寻找合作方的多次受挫,他们始终坚持保留真实感,而这些粗砺的真实,最终构成了《树影迷宫》“反流行”的气质,也让《树影迷宫》有了很容易被创作者识别出的老片感。

学生时代,孙浩看一些学校放映的欧洲电影,“当时有些电影真的一看就睡着了……”现在孙浩重新把那些片子找来看,突然理解了那种“年轻时看不懂,如今刺痛”的滋味。创作的底色是创作者当下的认知,现在的自己已不是二十多岁的心态。

孙浩期待《树影迷宫》能够被更多观众喜欢,也有接受一切批评的坦然。

某种程度上,在说出《树影迷宫》可以代表自己的背后,是一个创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人物的热爱和意识投射,也是一个创作者公开剖白自己的勇气:赵瞰峨(赵赶鹅)、冉曦,他们身上既有90年代警察的世俗与局限,也有在选择面前的迟疑与坚持,自始至终,他们都是在世俗眼光认定的“失败”中,做完自己的应尽之事。对于孙浩而言,他也与剧中人物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自我对话,“接受自己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导演”。

《树影迷宫》的出现,虽然一定会带来鼓励和肯定,但孙浩并不打算回避自己的焦虑,也不打算和自己认为的“失败”和解。现在的创作环境更加不易,对孙浩和很多创作者而言,所需要的坚持和警醒,甚于过往。

孙浩清楚,市场中不同的媒介正在崛起,也知道潮流势必会推着创作者往某些方向走,但他觉得这些不是根本。在这个时代做长剧,他仍然觉得需要守住长剧原本的特性,而非学习短剧走高满足度、强定制、每个元素都精准投放的模式。

“真正能留下来的,是审美、价值、诚意。创作者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出发点,知道自己为何被打动,并试图把那些说不清的人生问题放进作品里。”

面对当下和未来可能的热闹和喧嚣,孙浩说他的个人“方法论”很简单:做内容不能被动,只能做自己相信的。但如今,观众究竟在“相信”些什么?创作者又该相信什么?

作为一个典型但又非典型的科班,骨子里依旧保有热爱的导演,孙浩对过往经历的提及、对《树影迷宫》创作过程深度的回顾和拆解,或许能够回答上述问题其中的一小部分。

至于更多的其他,只能期待在下一个作品里,创作者和观众再次碰撞后,创作者自己的成长。这是孙浩的既定命题,也是所有创作者的命中注定。

隐秘的欲望、昂扬的年代

在时代缝隙中写“人”

EW:一些外部评价称这部剧 “精准剖开中国式两性关系的隐秘痛点”,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孙浩:

其实这是我处理这个IP 的一个切口,我想要找到独特的视角,但我没有把它当噱头,也不是让观众猎奇,而是真诚地从题材本身出发。

因为我看到小说时,最先看见的是它的内核:故事中犯罪的动因是性压抑导致的,所以主题必然跟两性、性相关;恰好那个时代里,一部分人是压抑的、向内的,这种特性最终导致了罪恶,而那个时代整个环境是向上的,很多人的外在表现是向外的、打开的,这就形成了矛盾张力。

这个点恰恰在主人公老冉身上体现:一方面,他要处理的犯罪全是“向内”的,他媳妇又是典型“向外”的(刘北萍开的成人用品商店,取材于93年北京开业的中国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亚当夏娃。)

老冉作为警察也是“向内”的人,他最初连赶鹅说的连环杀手都不愿意相信,他的家庭和工作都在剧烈变化,就让他跟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最大的摩擦。我希望观众看见的那个时代,看见内外两面,就会看得更清楚,更真切。

EW:你觉得 “向内” 和 “向外” 的划分,也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里一部分人保守守旧、一部分人追赶前沿吗?想通过传达这个内容和现在的人产生什么共振?

孙浩:

我处理这个题材时,那会儿刚好流行一句话 “每天早上起来,身边是朝气蓬勃的老头老太太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这让我意识到,我想表述的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90年代)虽然当时我还小,但回看那个时代,昂扬向上,所有的事物都在打开、前进。

我想让大家看看那时的人是多么热烈、积极地生活着。老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朝气蓬勃的老头老太太”,时代不管有多大变化、震荡,最顽强的还是这批人,他们的抗压、抗打击能力很强,他们很坚韧。我希望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希望感”会打动现在的人。拍这个故事时,我与其中的人物有着强烈的共振与共鸣。

EW:很多观众被剧中人物的设定触动,大部分角色可能曾有野心、热血,但受时代、命运、性格等限制最终归于庸常的生活,这是你制作这个剧集的一种表达基调吗?

孙浩:

如果你的阅历到了,看见这样的人物会被触动、打动,哪怕没有激烈的情节,也能看见这个人真实活着的历程,这其实是一种力量。

悬疑剧(刑侦剧)如果只盯着“讲案”,追求高能反转、精彩案子,观众的耐受度会越来越高,越刺激越想要更刺激,最后会穷尽、会雷同。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人”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讲人的故事常讲常新,这是我这次创作的感受,也是我特别想努力达到的方向。如果只关注 “事”,容易套路化,容易失去内核。

比如主人公师徒,如果只讲案子,那就是他俩如何破案子、失败、决裂,最后再次联手破案。但要是讲人物,老冉展现的是他从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后一路向下走,他自己特别清醒地看着人生一步步坠落、勒不住;而徒弟赶鹅是不自知地往下走。最后师父又想把徒弟从死胡同、从谷底里拉出来。人物关系上的命运感就有了。

EW:你希望剧集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思考和启发?以及你印象最深刻的媒体评价和观众反馈是什么?

孙浩:

我不奢望剧集强行给观众什么启发,只相信真实本身有力量。我想尽力留下那个时代、那些人和胡同的痕迹,让更多人看见当时的时空。能留下多久,顺其自然。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小孩破案”和“狗破案”的争议。

小孩提供线索但是警察没有认真对待,这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老冉和赶鹅师徒还在执着追查,其他派出所民警都认为这事儿归刑警队负责。其他警察不会有那么大的警觉。同时还有人受伤,当然顾不上小孩子。

写这一笔,就是想说明在警察的生活里,你一边在追逐线索,但线索同时可能就在你身边溜走了。观众是全知的上帝视角,但是警察不是,这是警察的无奈。

关于狗破案,首先这是符合真实原型的,在原著里最后的真凶就不是师徒二人抓到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才抓到了凶手。我想保留这个“偶然”。

这个戏里,师徒二人的情感连接要比如何破案子重要,我宁可相信他师父真的会给徒弟发出这个信号。狗就是师徒间命运连接的象征。

师父给徒弟的不仅是信号,更是告诉他,只有放下执念、走出死胡同,人生和案子才会有转机。

除了这两点大家争议比较多的,就是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戏后劲儿大。”

我想,这个“后劲儿”一是来源于,这个戏是在讲人和命运的对抗后的无力与无奈。比如老冉看见水井里的尸体那一刻,就预感到自己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了,但他不论怎样努力就是抓不到凶手,就是停不下这个齿轮。所以他自己总结这辈子就是一声叹气。

另一个是,这个戏里不做解释,只呈现结果。

比如老冉因为儿子的死当众抽自己耳光,然后18年不跟徒弟说话。他是怪罪赶鹅没看好儿子吗?其实他是在怪罪、惩罚他自己。

终于抓到杀害儿子的周卫平,老冉却故意装作心脏犯病,骗走了赶鹅,自己跟周卫平打起来,他是真的要知道儿子最后说什么吗?其实他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动手的理由,他想弄死周卫平。但是他最后拼尽力气却仍然做不到,接着赶鹅骗他说东东想当警察,老冉知不知道这是谎言?都没做解释,可以由大家自己想。

不要用台词去解释,这是我们的审美共识。

以人为核,以案为影

“反流行”悬疑剧集如何诞生

EW: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个 IP 的?第一时间有什么感受,做了哪些决策?

孙浩:

第一次看见这个项目和IP时,首先注意到它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当年那些真实的人和他们的命运深深触动了我,所以我要把它拍出来。当时我就决定:这个故事得以写人为主,这也是我在悬疑剧里的大胆尝试。

更难的是,我们写的是警察破案,却不是主要写案情,而是写人。这对想看这类戏的观众也许是冒犯的,也是大胆的挑战,确实也是被质疑最多的地方,观众说,不够悬疑、不够刺激、节奏慢。

写人是实写,写案情是虚写,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但这个戏确实这么做了。这是我一开始做的艰难决定,也不算创新,但必须这么走,这也导致了前期我们经受了特别大的挫折。

EW:一开始做这个预设时,是不是对项目有着很大的野心和预期?为什么坚持这样的创作方向?

孙浩:

我特别喜欢“野心” 这个词,但野心不该是导演自己强烈要做的事,而是把 IP 的核心价值挖掘出来。这个IP提供了生动的警察形象和真实的时代生活,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导演要基于IP本身来选择他的表达方式。

这个故事的根是两个民警破案,要是做高能、悬疑、反转,类似“刑警”的角色,就不合理了。所以最终它走向了以人、命运为主,借着案子讲人,而不是借着案子讲情节、反转。所谓“野心” 更多是我为自己的相信和喜欢执着坚持,很多人不看好它,但我没改。

EW:编剧赵赶鹅有警察背景,你们是如何合作改编、创作剧本的?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孙浩:

最早我基本上已经把大框架和结构都做了,但我自己写警察的戏没有生活,所以把作者赵赶鹅请过来。警察的戏基本交给他,生活的戏、情感的戏我来负责,最后我再统稿。细节我们会商量修改,跟平台确定后,剧本总监霍昕老师又带着我们重新梳理调整一遍剧本。

赵赶鹅有特别深的警察生活积累,跟他接触久了,我能了解到警察另外的生活。

太多影视作品把警察塑造成“神探”,愿意表现经过不懈努力、成功破案的警察,但我们的戏想提另外的问题:那些孜孜追求破案、不断努力却没“成功” 的警察,难道就不值得歌颂、不值得呈现吗?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戏其实也是在写失败者。

如果按 “努力最后终于联手破案” 来拍,观众一定会高兴,但这不是我要的。因为故事原型里,两个警察因为疯魔一般的查案,最后犯了错误都被调离一线,老的退了,小的在后勤擦枪。案子破获是因为坏人又尾随女孩,女孩特别较劲,非要警察测嫌疑人DNA,结果比对上了陈年旧案,这才是真实发生的现实生活。

EW:这部剧描摹的警察是 “走进死胡同的普通人”,有执念、遗憾,和以往刑侦剧不同,想问问创作中具体执行的挑战?

孙浩:

最大的挑战是 “两个时空交错叙事”。

我想表现人的命运,生活流的戏里,命运的走向就是最大的悬疑。

只有交错讲才能体现命运的反差和答案,比如受害者母亲黄慧这边握着老冉手说感谢你一辈子,那边18年后就冷漠的把老冉关在门外;疯僧天天骂他妈,但最后能看出他最爱母亲,连口头禅都变了。我要把胡同里每个人的酸甜苦辣、人生反转都展示出来,这就需要以人物为单位推进,群像叙事,靠人物带动剧情。

这种方式一是对演员演技和剧本要求高,单个人物不精彩的话,戏份就立不住;二是生活流悬疑本身就少,再加上群像、时空交错,叙事节奏不好把握。

好在观众挺喜欢武疯子、小二黑、疯僧这些配角,算是扛住了挑战。

EW:瞰峨这个角色在剧中的作用是什么?

孙浩:

瞰峨其实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从头到尾都不复杂,但他是整个戏的 “线索和视角”:故事由他开始,案子是他翻出来折腾的,又把师父老冉拉进来,借着他的视角观察所有人。他看见师父的命运,也看见胡同里其他人的命运反转,这些人又反作用于他,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EW:观众对田浩自曝杀人的情节争议很大,你是如何考虑的?另外如果拍衍生剧,你想拓展哪个角色的线?

孙浩:

我很喜欢老冉那句“别问为什么”,这也是他的人生主题,答案往往在不追问时出现。关于田浩自曝杀人的争议,我当时在剧本上没写得太细。最初设定中,警方其实已经通过偷取垃圾完成 DNA 比对,田浩也明白自己跑不掉,只是口供能确保万无一失。

从连环杀人犯的心理看,很多罪犯都有“需要舞台”的倾向,会回现场、甚至挑衅警方。田浩这一生失败透顶,女儿离开、毫无成就,他唯一能“显摆”的就是犯罪本身,加上年纪大、压抑久,他极其需要宣泄与炫耀,因此会向心理医生、或在老冉面前“展示”自己。

剧中之所以简化,是因为篇幅限制:老冉之后的戏不多,再展开会拖长节奏;同时也避免观众疑惑“既然能验 DNA,之前那么多年为何不验”,其实是因为现实中积案多、基因未入库、验不完等等原因,所以就干脆改为田浩在女儿刺激下失控自曝。

另一个更重要的角度是:田浩看到女儿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机会了。他必须要把一切罪恶的原因推给女儿,“我杀人都是为了你”。他这一生都在控制女儿,现在也不会放过她。这里父女扭曲的人物关系,要大于破案逻辑。

胡同、廖凡、尹昉、刘琳……

进入90年代,然后跨越18年

EW:你之前提到拍摄都在真实的胡同场景里,剧集呈现了 “胡同生态”,拍摄过程中选景、搭建的情况,以及对还原 90 年代到 2000年世代的生活细节做了哪些考量和设计?

孙浩:

设计上是各个部门主创(美术、造型、摄影、灯光)一起努力,制片也做了很大投入。这个戏 95% 以上都是实景,只搭了一个场景,剧中两个小孩藏身的水塔。

选景很幸运,我们在丰台长辛店找到大片真实的胡同,而且正在拆迁改造,已经腾退完了,丰台区文旅也特别支持。我们之前在全国找了很多胡同景区,规模都不够大,因为这个戏胡同得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这样凶手在胡同里犯案才成立,丰台的胡同刚好符合。

但真正的还原不是服化道的设计,最难的是 “精气神的还原”。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我是 80 后,经历过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人有情感。

试装时,刘琳穿肉色丝袜配凉鞋,我一下就想起我妈,瞬间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这种精气神的还原是主观的,但也是最有意思的。演员们特别棒,和我们一起把那个时代的精气神还原出来,这需要做大量功课。

EW:几位主演身上的精气神是如何做到与那个时代契合的?

孙浩:

主演都有真实的生活阅历背景和很好的演技,像凡哥、琳姐、大龙哥他们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怎样,能特别好地诠释出来。尹昉是80 后,但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像是一个大男孩,加上长得特别显小,演 20 多岁毫无违和,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第二个是我们不“明示”,而是 “暗示” 那个时代的人是什么样。

举个例子,有一场戏师父刚认识徒弟就带他去录像厅“破大案”,下一场却是一桌子人吃饭。那个时代的民警很有面子,天天有人排队请他吃饭,得坐主位吆五喝六,我把这种生活场景处理成 “吃饭同时也是找狗、找孩子、找线索”,同时拉开了师徒的反差:徒弟是大学生,看不上这些,尤其听见有人有前科更瞧不起,戏就这么展开了。这既是戏剧性处理,也是在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藏在细节底下才有意思。

EW:一开始是如何定下这几位演员的呢?

孙浩:

廖凡是这个戏的恩人。我剧本写了三年,一路受挫,谈的公司都说剧本差。最后换了思路:这个剧本本来就是比着凡哥写的,就给他递了过去。

隔了没多久,他说 “剧本好,我来演。”是他发现了我们的价值。然后他和霍昕老师带着我们找到爱奇艺,跟戴莹总见面后决定推进这个项目。之后刘琳、富大龙等演员陆续敲定。

我特别感谢凡哥,他决定演的时候甚至都没见过我。

EW:拍摄现场你和演员互动时是否发生一些难忘事情?

孙浩:

这个戏我收获最大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我自己的成长,每天观察他们怎么表演、处理角色,我讲完需求后他们还能给到额外的东西,从开机到杀青,我的成长特别快。

难忘的事有很多,比如第二集里老冉见师父的戏,剧本没要求老冉流泪,只是有点难过。但背景是师父身体不好,可能是最后一面。开拍后凡哥直接泪崩,止都止不住,我也在监视器前跟着哭,然后全组都跑过来看我俩流眼泪。很难描述当时的感受,一种无声的共振吧。

当创作可能是“最后一次”

导演的自省、坚持与未完之路

EW:拍完《树影迷宫》之后,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题材或者类型?

孙浩:

类型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拍完《树影》后,找我的多是悬疑,但我真正想找的是能触动我、能激起表达欲的故事。导演工作的核心是表达,而非技术活。技术可以大家协作完成,但“要说什么”、“怎么说”,必须由导演来提炼与再加工。只要题材能让我产生表达冲动,不论类型我都愿意尝试。

我当然也愿意拍更偏人物、偏生活状态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创作既有清晰的表达,也能保持审美上的坚持。好的艺术传递不在于把一切都掰开揉碎地喂给观众,而在于给观众留下发现和探索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共鸣,而不是单向输出。

EW:你过往拍过的作品,对你今天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孙浩:

过往的创作经历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我只能拍自己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前的作品,很多都是妥协的结果。这一次《树影迷宫》里呈现的每一秒钟都是我想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能完整地为一部作品负责,甚至第一次愿意把它发到同学群、家庭群里,因为我终于可以把它当成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正是经历了此前那些迎合、妥协、照着别人所谓成功路径走却没有结果的创作,我才意识到,创作这件事不能随便退让,必须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些经历也让我真正理解了老师曾说过的那句话:每一部作品都可能是你的最后一部。因为机会真的极其稀缺,这一部要是拍砸了,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这并不是危机感作祟,而是经历过之后的清醒认知。

一个能让你集合好演员、好主创,又被平台支持和包容,真正完整实现自己创作想法的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格外珍惜,也必须对它负起全部责任。

EW: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瓶颈或者是困难,是怎么度过的?

孙浩:

在这部戏之前,我几乎一直处在瓶颈期。不知道如何证明自己、如何真正实现内心的创作期待。那几年我最焦虑的状态,是不断逼自己接受一个事实:也许我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导演。

正是靠着接受这一点,我才熬过了最痛苦的阶段。真正的瓶颈不在能力,而在于始终没有一个机会,让你把自己真正的自己拍出来,这会让人不知所措,也无从下手。后来我发现,能否走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在合适的时机遇到一件真正想做的事,然后靠坚持把它完成,这已经值得庆幸。

戏收官时播得挺好,但评分会让我产生一些自我怀疑。直到有业内前辈认可这部作品,我才意识到,努力并不是完全无人看见的。

对我来说,毕业二十年却拿不出一部能代表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无处安放的挫败感。

因此剧中的人物确实承载了我大量真实的自我投射。很多看似“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选择,本质上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承载我自己的情绪和经验,剧中人物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就是我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EW:你现阶段作为导演,在创作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孙浩:

我最看重的是作品最初的“出发点”,那个让你忘不掉的瞬间、人物或情绪。它可能来自一段文字、一段经历,甚至是不经意的触动,但会长期萦绕在心里。创作的魅力在于,它让我尝试去回应那些自己始终想不明白的人生问题,这更像是一种探索,而不是给出标准答案。

来源:倾城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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