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钢厂家属院里，每到傍晚，王婶的大嗓门就会在筒子楼走廊里回荡：“今儿晚上文化宫又放《刘三姐》！我托人弄了三张票，谁要？”这样的吆喝总能引来一阵骚动。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九八零年的夏天，电影《刘三姐》像一阵山风，席卷了这座北方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钢厂家属院里，每到傍晚，王婶的大嗓门就会在筒子楼走廊里回荡：“今儿晚上文化宫又放《刘三姐》！我托人弄了三张票，谁要？”这样的吆喝总能引来一阵骚动。

那年我十四岁，跟着表哥陈建国看了第一场《刘三姐》。黑暗中，当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撑着竹筏从漓江山水间缓缓而出，清脆的山歌穿透影院嘈杂，我看见表哥的眼睛在银幕反光中异常明亮。

“真好看。”他喃喃自语，像是说给自己听。

陈建国那年二十八岁，是我姑妈家的邻居，在钢厂宣传部当干事。他个子高挑，戴一副黑框眼镜，平时话不多，写得一手好字，厂里的板报总是他负责。姑妈常说：“建国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内向，见了姑娘就脸红。”

可自从看了《刘三姐》，建国像是变了个人。

起初他只是反复去看电影。钢厂俱乐部、工人文化宫、红旗电影院……哪里有放映，他就去哪里。一张电影票两毛钱，他一个月的工资除去交给家里的，几乎全换成了票根。

“你怎么又去看？”姑妈在楼道里碰见他，忍不住问，“那电影里是有金子还是怎的？”

建国只是腼腆地笑笑：“拍得好，歌也好听。”

渐渐地，他不再满足于仅仅观看。他开始收集一切与《刘三姐》有关的东西——电影海报、剧照明信片、歌曲简谱。他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从各处搜罗来的刘三姐剧照，有唱歌的，有撑船的，有对着阿牛哥微笑的。他还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用工整的钢笔字抄录电影里的每一句歌词，在空白处画上细小的山水和竹筏。

“刘三姐这样的人，现实中怎么就没有呢？”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眼睛望着远处烟囱林立的钢厂，“你看她，又聪明又勇敢，歌也唱得好，不怕地主老财，敢为自己喜欢的人站出来。”

我那时不懂成年人的心思，只是觉得表哥说话的样子有点奇怪。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建国开始学唱电影里的山歌，起初只是小声哼唱，后来敢在厂里文艺汇演时登台表演。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站在台上唱“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真的看见了漓江山水。

台下有人笑他：“建国，你这北方汉子唱南方山歌，调都跑到山那边去了！”

他也不恼，只是笑笑，下一次照样唱。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那年秋天。文化宫连续一周放映《刘三姐》，建国每天下班都去，坐在同样的位置——第五排正中间。据后来打扫卫生的李大爷说，每天散场后，建国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候就坐在空荡荡的影院里，看着白色幕布发呆。

“那孩子眼神不对劲，”李大爷对姑妈说，“盯着空幕布能看半个钟头，叫他也不应，得拍肩膀才回过神来。”

姑妈找建国谈过，他只是说：“姑，我没事，就是喜欢那电影。”

事情发生在国庆前夜。文化宫举行《刘三姐》专场放映，能容纳八百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建国照例坐在第五排中间，我碰巧坐在他斜后方。

电影放到最经典的那段——刘三姐与阿牛哥定情，对着唱“连就连，你我相约定百年”。银幕上，刘三姐的面部特写格外动人，眼睛明亮，笑容羞涩又坚定。影院里静悄悄的，所有人都沉浸在美丽的爱情画面中。

就在这时，建国突然站了起来。

他先是慢慢地，然后越来越快地走向银幕。观众以为他要提前离场，有人不满地嘟囔着“挡着了”。但他没有走向出口，而是径直走向那面巨大的、发着光的幕布。

全场哗然。

八百双眼睛注视下，陈建国走到银幕前，在刘三姐脸部特写的那个位置停住了。他抬起右手，颤抖着，缓缓伸向银幕上刘三姐的脸庞。他的手指轻轻触碰到幕布，抚摸着那个光影构成的轮廓，动作温柔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三姐……”他轻声呼唤，声音在寂静的影院里异常清晰。

工作人员最先反应过来，两个小伙子冲上去拉他。建国挣扎着，眼睛死死盯着银幕：“让我再看看她！就一会儿！”

场面混乱起来，电影被迫中断，灯光大亮。在刺眼的白炽灯下，建国被拖离银幕时，我看见他脸上满是泪水。而幕布上，刘三姐的脸因为放映机没有关闭，已经过度曝光成一片晃眼的白光。

那晚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家属院。“陈建国疯了”、“被电影迷了心窍”、“二十八岁还没对象，憋出毛病了”……各种议论像北方秋天的风，刮过筒子楼的每一扇窗户。

建国被厂里要求回家休息，姑妈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诊断是“暂时性情感障碍”，建议多休息，参加集体活动，转移注意力。

有段时间，建国确实好了。他不再去看《刘三姐》，把墙上的剧照都收了起来，也不再唱山歌。他像以前一样上班下班，只是更加沉默。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那个星期天。

我去姑妈家送东西，路过建国宿舍时，听到里面传来极轻的歌声。从门缝看去，建国背对着门坐在窗前，手中拿着一张刘三姐的剧照，正轻轻哼唱：“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他的声音很轻，却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触摸的不是银幕，而是那个渴望却无法抵达的世界；他爱上的不是黄婉秋，而是刘三姐身上所有他向往却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自由、勇气、坦荡的爱，以及在山水间放声歌唱的生命力。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港台歌曲、迪斯科、彩色电视相继出现，《刘三姐》渐渐不再那么频繁放映。建国在三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结了婚，新娘是小学老师，长得并不像刘三姐，但唱歌很好听。

婚礼上，有人起哄让建国唱歌。他犹豫了一下，接过话筒，唱的却是《我的中国心》。大家都说，他终于“正常”了。

只有我注意到，当婚礼进行曲响起时，他的目光有一瞬间飘向远方，嘴唇微微动了动。我离得近，听见那几乎听不见的旋律，仍是“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

去年回国，我去看望已退休的建国表哥。他的书房里，在一排经济学和党史书籍之间，我意外发现了一本用牛皮纸仔细包着的旧笔记本。翻开泛黄的内页，熟悉的钢笔字映入眼帘，是《刘三姐》的全部歌词。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他写着一行小字：

“有些美好注定只能存在于光影中，而有些心动，一生一次就够。

那不只是一个人的痴念，那是一代人对于美与爱情最初、最笨拙、也最真诚的致敬。

来源：莲乡情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