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黄曦彦，回顾宝岛台湾的银幕之光

摘要：跟随黄曦彦，回顾宝岛台湾的银幕之光｜《光辉》

中国电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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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喻冰妍黄勇宣勇冯向金刘亚垒陈灵杰

编辑 | 轩轩

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CCTV-6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特别策划推出《光辉——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系列节目》，邀请电影人刘之冰、张光北、曾黎、谢苗、佟丽娅、文淇、边江、王晶、黄曦彦、周野芒、蓝羽，以12集的内容，全方位展示中国电影的光辉成就，致敬电影，献给每一位热爱电影的你。

每晚22：00，锁定CCTV-6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倾听时光中的细语，回望光辉的来时路。

从1950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第一部国语故事长片《阿里山风云》到新世纪以后的中国台湾电影，脱胎于乡土文学，乡愁是中国台湾电影的一大重要母题，本期《光辉》，我们将跟随演员黄曦彦，回顾这座宝岛的银幕之光。

黄曦彦讲述词

说到中国台湾的电影史，有一点要严正声明的是，指的是1945年10月25日，也就是台湾光复之后的电影。

1950年上映的《阿里山风云》，被广泛称为中国台湾第一部国语故事长片。导演张彻后来前往香港，成为一代武侠电影宗师。这部影片，目前只有残本。好在，由张彻谱曲的主题曲《高山青》流传了下来。

这首歌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阿里山的姑娘》，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台湾电影主要以闽南语电影为主，大多以讲述家庭惨状和凄苦爱情为主，像《爱你到死》《恨你入骨》。

1963年，一位25岁的女作家，出版了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窗外》。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位叫琼瑶的作者，会持续发力，给华人文学、华语影视，以及更为深远的亚文化现象，带来跨世纪的影响力。

1965年，李行执导的《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王引执导的《烟雨濛濛》，以及由港赴台的导演李翰祥执导的《菟丝花》问世。

由此拉开了琼瑶电影的序幕。片中，那些家境殷实而身世坎坷的主人公们，出没于咖啡厅、歌舞厅、餐客厅。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会损伤他们建造情感乌托邦的决心和意志。1983 年之后，台湾地区便不再生产琼瑶电影。其创作阵地随后转移至中国大陆，这是后话。

作为中国台湾电影领军人物的李行，对自己所拍的大量的琼瑶电影，都不甚满意。他在中国台湾影坛之所以备受尊崇，并非因为最早将琼瑶作品搬上银幕，而更在于他同时是中国台湾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开创者。

所谓健康写实主义，主要表现的是台湾乡村如何浅吟低唱，那些田园牧歌。是景羡、人美、情更美。而这在从不敝帚自珍的李行看来，是在唱报喜不报忧的赞歌，是对台湾现实的粉饰。

那李行对自己感到满意的又是哪些作品呢？古装片《秋决》算一个，讲的是一个死囚在秋后问斩之前，还得完成延续香火的重任。这已不单单是可以经过想象的，事关人性的苦苦挣扎。更重要，这部古朴凝重的影片还牵连到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叩问。

另一部则是根据作家钟理和生平改编拍摄的《原乡人》。钟理和生于中国台湾，片名里的“原乡人”，指的就是台湾同胞。但李行把大量篇幅放在了钟理和，在中国东北和北京的颠沛流离中。生活磨砺给这位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奠基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但也流露出，十八岁便赴台的导演李行，他本人对故土的念念不忘。

李行导演还有一部作品也极具代表性，同样聚焦作家故事—— 那就是讲述身残志坚的台湾作家郑丰喜的《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影片改编自郑丰喜的同名自传，也是最早与大陆观众见面的台湾电影之一。

1985年，张毅执导了《我这样过了一生》。在当年中国台湾电影的重要奖项上，它以细密悠长的史诗风格，击败了呼声更高，同样具年代感的杰作，即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两部影片都怀着一样的乡愁。张毅的这部优质作品，女主人公一亮相时，响起的是京剧《追韩信》中“一同回故乡”的唱段。而侯孝贤的这部自传，他在回忆年老力衰的祖母，总不忘让孙儿一定要陪着自己回大陆的老家。

乡愁，是中国台湾电影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发韧于1980年代的中国台湾新电影运动，不管他们对历史的质疑，还是对现实的拷问，以及在电影观念上的革新。他们的身姿都会不约而同的面朝大海，而有了形态不一的故国神游。

中国台湾新电影运动最重要的文学给养，来自于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前面提到的侯孝贤、张毅皆是如此。而关于“我们从何处来”，这一根本命题，关注最为深切的，是中国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另一主将王童。他的“中国台湾三部曲”，从中国台湾的日据时期一直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的缓和之时。他的电影是活泼的历史，也是生动的传奇，更是奔流不息的时光本身，但最重要的主题是归去来兮。他的自传体电影《红杮子》中的那幅国画，便是对于海峡另一边的全部象征，那是姥姥的魂牵梦萦，也是王童本人的心向往之。

其实，在胡金铨的那些刀光剑影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位武侠宗师，对大中华的想像。那些山中传奇，那些空山灵雨。无一处，无一景，无不渗透着这位电影之子，对神州万里，所发自肺腑的文化认同。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标志着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人员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由此逐步展开。而这一历史性举措的最终落地，与无数望穿秋水的驻台老兵的集体呼吁与抗争密不可分。想到此，我们再听到《酒干倘卖无》那天问般的喊唱时，一定会感慨万千。

《搭错车》的悲剧是一个老人叶落了，但归根无望。但还是有些游子，乘着天边的云，回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原乡。看沧桑巨变，也看人间有情。他们像是在梦里，然后才是梦里不知身是客。

再回到中国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杨德昌导演是不得不提的一位重量级导演。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台北，从他的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台湾经济起飞后，所引发的种种病灶。

但他最优秀的电影，也是华语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之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指向的是1960年代的台北。这部近四个小时的影片，虽以青春的名义在肆意燃烧，但却囊括了当时中国台湾社会的诸多面貌，让我们一睹，这座宝岛孤悬海外时的凄苦无依。

另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杰作，是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影片以冷静克制的笔触，描绘了台湾光复后所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影片最后，林父和文良于饭桌上的照常饮食，这一老一傻守着这个不像家的家，更像是无所谓国不国的拖捱着或有或无的那一点点力气。

《悲情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非凡的视听控制，极为可贵的还原了一个时代，填补了中国台湾电影的一项重要空白。本片也当之无愧地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一般来讲，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和李安，是中国台湾最被国际影坛所认可的四大导演。蔡明亮的电影像是空中楼阁，常用不多的对白，固定的空间，以及突然冒出来的水流，来刻划现代社会的孤冷，以及人心无枝可栖后的凄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蔡明亮的电影美学只关乎视听本身，而不在意故事的发生地，也就是说，他讲述的故事与中国台湾本土并不构成必然的，或紧密的关联。

说到李安，实际他只拍过一部跟中国台湾完全相关的电影，那便是《饮食男女》。中国的食文化在这里，倒是活色生香，令人垂涎。而这里的婚姻故事，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成婚，而未婚的那位，则枯守着那个越来越冷清的老宅。婚姻在这里，是家庭的重组，同时，也是家庭的流失。

中国台湾电影在2000年之后，目光基本投向了校园。这其中杨雅喆、黄信尧、程伟豪，倒不是那么热衷于，那些好像永不过时的青春纪事，而将笔触伸向了一些更不为人知的角落。钟孟宏应该算是新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导演，他保留了华人最为重要的家庭叙事。强调在时代的晴雨表面前，人心的滑落，以及重构旧有家庭关系时的艰难。

中国台湾电影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们的电影乐于以青春之名，书写生命的浪漫。勤于在家长里短里，道尽人情冷暖。惯于在世事沧桑中，一展历史所给予他们的悲情。

当我们乘着光影的翅膀在这座岛上游历，我们既可以饱览他们的风土人情，也能感受到他们隔海相望时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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