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故事内容来看，该片改编自兰晓龙的小说《宜昌保卫战》，以1940—1943年鄂西会战为历史背景，聚焦石牌保卫战的关键节点，讲述南京沦陷后，流亡至宜昌深山小镇的百姓，在日军误入后殊死抗争的故事。影片巧妙划分出两大阵营：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溃兵部队，与只求苟全性命

潮新闻客户端 张芝

《得闲谨制》作为正午阳光出品的首部战争题材作品，背靠强大的宣发阵容与主创团队的深厚功底，整体呈现可圈可点，唯独在主演选择上留有遗憾。

从故事内容来看，该片改编自兰晓龙的小说《宜昌保卫战》，以1940—1943年鄂西会战为历史背景，聚焦石牌保卫战的关键节点，讲述南京沦陷后，流亡至宜昌深山小镇的百姓，在日军误入后殊死抗争的故事。影片巧妙划分出两大阵营：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溃兵部队，与只求苟全性命、挣扎求生的平民百姓。主线虽围绕军民联手抗敌展开，但编剧兰晓龙以其标志性的诙谐笔法，跳出了“团结抗敌”的单一叙事，将军民矛盾设置为核心冲突点。影片开篇，主角莫得闲（肖战饰）与防空兵肖衍（彭昱畅饰）一句“渣兵”与“死老百姓”的互呛，便精准勾勒出二人“同事、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冤家”的三重复杂关系。百姓对溃兵的不信任、溃兵对百姓的轻视，为故事埋下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也让人物关系的转变更具层次感与可看性。

从视听角度考量，导演的镜头语言虽合格却难称出彩，但制作团队的严谨考据为影片的真实感加分不少——从武器形制到零件细节，均以1:1比例手工还原，让观众得以沉浸式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影片的色彩运用虽无过多亮眼设计，却精准服务于核心的对比蒙太奇手法：彩色主线叙事的鲜活生动，与黑白伪纪录段落的冷峻纪实形成鲜明反差，色调、质感与节奏的碰撞，将表演层面的“跳进跳出”移植到电影制作中，制造出“真实感”与“虚构感”的奇妙对冲；冷色调现实与暖色调闪回的交叉剪辑，则将人物命运的落差与情感张力渲染得淋漓尽致。相较之下，线性叙事中的画面呈现仅处于及格线水平。而在音效配乐上，影片堪称精妙，完美契合“黑色幽默”与“荒诞戏谑”的基调。防空兵操练的严肃场景里，突然切入20世纪40年代白光演唱的《假正经》，慵懒妩媚的爵士唱腔，与士兵们由刚转柔的动作形成绝妙呼应，将“真演练、假正经”到“假演练、真表演”的荒诞感拉满，极具讽刺意味。剪辑节奏的把控更是可圈可点，整体节奏明快、信息密度高，让影片始终保持着轻松诙谐的观感。前半程以喜剧桥段的短切与慢镜穿插，营造出松弛的氛围；中段以“快—慢—再快”的节奏拉锯，让观众在紧张与松弛间反复摇摆；终幕坦克战则采用“静—快—静”的剪辑逻辑，快切短镜与特写镜头的交替，将前面积蓄的情绪势能集中释放，极具冲击力。

从叙事表达来看，《得闲谨制》以“三微叙事”（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三幕式结构为框架，创造性地运用“势差叙事”，将“喜与悲”“抑与扬”“虚与实”的反差转化为叙事张力。彩色与黑白画面的色调对比、日常烟火与残酷战争的质感反差、前喜后悲的情绪曲线，共同放大了黑色喜剧的荒诞感与战争的悲壮感，将平民的生存史诗与家国寓言熔于一炉，精准锚定“以小见大、以家喻国、以武止戈”的核心主旨。影片叙事结构完整，角色塑造极具弧光：莫得闲与肖衍的个人对抗、军民之间的阵营冲突、中日之间的敌我交锋，三重矛盾相互交织，推动人物关系与性格不断发展变化。随着冲突的逐步升级，角色在一次次抗争中完成觉醒，从怯懦退缩到挺身而出，其魅力与能量不断增强，立体鲜活的形象极具典型性与辨识度，让观众得以深度共情角色的成长蜕变。可以说，《得闲谨制》将“势差”理论运用得炉火纯青。

从选角层面而言，饰演日军的尹正演技一枝独秀，远超其他演员；大部分配角的表现中规中矩，而肖战饰演的男主角与彭昱畅饰演的男二号，却成为整部影片的明显短板。不可否认，肖战的外形与莫得闲的角色设定高度契合，但其演技难以撑起角色的层次与厚度，极易让观众产生跳戏感。影片大量运用对比蒙太奇手法，要求演员具备在不同情绪与状态间“跳进跳出”的表演功力，而肖战的表演显然未能达标：台词缺乏质感，情绪表达单一扁平，甚至逊色于一众配角。尽管其表演在后半程稍有起色，却也仅达及格线水准。彭昱畅的演技虽明显优于肖战，但面对这个戏份吃重、兼具浓厚年代感与特殊背景的角色，他的演绎仍显单薄，不足以让观众信服角色的多重身份特质。值得一提的是，彭昱畅后期的表现逐渐跟上影片节奏，而肖战始终因表演技巧的欠缺未能实现突破，二者形成强烈的演技反差，也让肖战的表演显得颇为滑稽。

从影片风格来看，《得闲谨制》以黑色喜剧为外壳，包裹悲壮热血的抗战内核，通过“势差叙事”与虚实交织的视听语言，打造出区别于传统抗战正剧的全新范式。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该片的风格塑造离不开孔笙导演的匠心编排。孔笙向来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基底，兼具细腻的人文关怀与宏大的叙事格局，擅长在烟火气的生活细节中锚定时代厚度——无论是《闯关东》的家族迁徙、《山海情》的脱贫攻坚，还是《琅琊榜》的家国大义，皆以个体成长与群体命运的交织为核心，让厚重主题落地于可感的人情冷暖。在《得闲谨制》中，孔笙将“势差驱动的轻荒诞与重悲壮”和“黑白伪纪录与彩色叙事的虚实碰撞”的创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从主题内核来看，《得闲谨制》以“家—国—和平”的三层递进为骨架，用黑色喜剧的轻盈外壳包裹悲壮抗战的厚重内核，完成了对平民英雄主义、工匠精神与反战和平观的立体书写。影片以戈止镇54位军民的绝地反击为切口，将“守护小家”作为叙事起点与情感锚点，串联起个体求生、集体抗争到民族觉醒的完整链条。莫得闲从“苟活”到“就不这样子”的转变、肖衍从溃兵到战士的归位、太爷以死护家的决绝，共同勾勒出“怯懦者的悲壮成长”群像，重新诠释了英雄主义的本质。影片以小见大，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同构理念，融入藏孩子、改农具为武器、刻“谨制”于器物的细节之中，让民族大义落地于具体的守护行动，实现了宏大叙事与个体共情的完美统一。

片名源自“物勒工名”的古老传统，“谨制”二字贯穿器物与精神两个维度，既承载着工匠精神的坚守，也暗含着责任担当的重量。影片以“戈止镇”的地名隐喻“以战止戈”的和平信仰，以“莫得闲”与“莫等闲”的名字谐音，完成对和平的双重叩问——将“得闲”的和平渴望与“谨制”的责任担当并置，直指反战主题的核心。影片毫不避讳地直面战时民族劣根性：南京溃退途中，兵民相互敌视斥骂；戈止镇百姓面对日军进犯，有人闭门自保；肖衍带领的防空兵，竟以“无子弹”为借口畏缩不前。这些细节直指特殊历史语境下，部分国民“一盘散沙”“苟且偷生”的生存困境，呼应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影片更将民族性的核心落点于“家”的坚守：太爷怀揣牌位、执念归乡，象征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莫得闲在异乡重建家园，又在炮火中喊出“我就是家”，将物理家园的破碎转化为精神家园的永存；百姓们用榫卯技艺改造武器，以民间智慧对抗侵略者的钢枪铁炮，让工匠精神成为民族抗争的独特注脚。这些细节勾勒出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以及“生生不息”的精神韧性。

诚然，主演演技的短板让《得闲谨制》留有遗憾，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抗战题材的一次亮眼突破。黑色喜剧的外壳与民族性审视的内核碰撞交融，让“保家卫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化作了莫得闲手中的锛凿斧锯、肖衍口中的呐喊与担当。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范式。当硝烟散尽，戈止镇的残垣与刻着“谨制”的农具，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的意义，成为民族精神的具象象征。影片所传递的“以战止戈”的和平祈愿，与“家为国本”的价值坚守，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叩击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