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明冬日的午后，翠湖水面尚未完全苏醒，海鸥却已先至——白羽一闪，贴着海心亭上空盘旋，又落回浅浅水波。湖边的老人照常提着鸥粮慢慢走，脚步不急。这座城市的气质向来如此：不喧哗、不匆忙，却有自己的“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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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昆明12月28日消息（记者 魏文青 赵贝贝）昆明冬日的午后，翠湖水面尚未完全苏醒，海鸥却已先至——白羽一闪，贴着海心亭上空盘旋，又落回浅浅水波。湖边的老人照常提着鸥粮慢慢走，脚步不急。这座城市的气质向来如此：不喧哗、不匆忙，却有自己的“声纹”。
在昆明大降温的日子，记者在翠湖畔见到了青年导演卞灼，跟他聊了聊电影《翠湖》的故事。他戴着棕色的报童帽，语速温和，但表达坚定。很难想象，这位曾在北京、上海与旧金山之间漂泊的创作者，如今把首部剧情长片的镜头落在了最熟悉的故乡公共空间。
电影《翠湖》海报（央广网发 来源：@电影翠湖）
你长大的地方，早就“钻”进了你的镜头
《翠湖》是一部关于昆明的电影。在卞灼看来，在电影世界内，昆明的叙事并非某种“宏大镜头”——它藏在走路的节奏里，藏在“有心事就去翠湖走一走”的城市习惯里。
电影《翠湖》就从这些细碎处落笔：一个住在翠湖畔的丧偶老人，在一顿顿饭、一次次沉默里，试图把三代人的情感裂缝重新缝合。卞灼不急着给答案，他更像是把镜头轻轻放在生活的桌角——让观众在不经意间，听见家里那句没说完的话，看到某个熟悉得让人鼻子一酸的背影。
正在接受采访的卞灼（央广网记者 赵贝贝 摄）
在电影里，翠湖并不是被“刻意安排”的地标。它更像一种无声的背景音：生活在昆明的人，从小到大总会在翠湖附近约见、散步、谈恋爱、和好或冷战，很多事“就必然会发生”。所以他不把翠湖当作旅游明信片，而是当作成长记忆的“触发器”。
“我觉得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无意识的。”他说，一个城市的精神空间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当你开始讲家庭、讲亲人、讲那些不愿正面碰撞的情绪时，它自然会冒出来——像翠湖水下的暗流，推着叙事往前走。卞灼希望影片以克制而真实的影像，呈现昆明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流动与家庭温度，让观众在熟悉的空间中看见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但他也强调，昆明与一些“按分秒计算”的大城市不同——这里的时间流速更慢，人有更多“空闲去思考自己”，而这也是这部电影气质的底层逻辑。
在翠湖上空盘旋的海鸥（央广网记者 魏文青 摄）
生活像水一样流，爱与宽容才是唯一的“方向”
《翠湖》的源头，是卞灼外公留下的日记。外公去世后，卞灼把日记誊抄成电子版，反复辨认字迹、核对往事，因此发现自己对外公的情感“一无所知”。他提到一个细节：外公在现实里往往沉默不语，可日记里却会把家庭争论、情绪起伏写得清清楚楚——那些被忽略的心声，像被压在抽屉里的潮湿气味，隔了多年仍能扑面而来。
在跟记者的对谈中，卞灼补充了另一层变化：他2019年就看到了日记，却一直犹豫——因为日记太私人、太生活流，“没有戏剧冲突”。直到2023年，他有了能完全静下来的契机，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附加进去，找到把生活流改编成电影的方法：保留日常的底色，同时让人物在戏剧性上“稍微加强一点”。
“老人家需要的不是保护，需要的是倾听。”卞灼说。改编电影的契机让他重新审视与长辈的关系，于是，电影里，外公不再只是家族的旁观者，而成为串联三代人的那根“针”。卞灼更愿意把这种力量称为“黏合剂”：当一家人彼此都怀着善意，却缺少表达的通道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把“说不出口”变成“终于开口”。
电影《翠湖》剧照（央广网发 来源：@电影翠湖）
作为摄影专业出身，卞灼的影像风格很独特，在放映活动中，很多观众记住了《翠湖》里反复出现的“框”——窗框、门框、镜面反射。卞灼说，这是他在创作初期就想表达的处境：“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框里面——不管是有形的框，还是无形的框。”
在他看来，有些框来自家庭，有些来自自我。你以为自己早就长大，实际上仍在旧关系里打转；你以为冲突已经过去，实际上只是沉到了下方。影片用“框”的视觉语言，把这种看不见的束缚变得可见，却又不把它说破——让观众自己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对于这种家庭的“框”，《翠湖》没有给到一个标准答案。结尾不一定圆满，三代人也未必真正和解。卞灼说，生活本就如此：看似平静的湖面下，仍藏着刀子——时间并未解决问题，只是持续向前流动。
但他仍然相信电影能带来一种抚慰。在被问到“用一句话概括情感核心”时，他给出两个词：“爱和宽容。”卞灼解释，这两个词放进生活细节里，会变得具体。很多观众看到15分钟以后，看的已不是电影，而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童年、自己与父母长辈的关系。
至于这部电影是否改变了他与家人的关系？卞灼的回答很昆明：不剧烈、不夸张，但确实有变化——大家更柔和一点，更容易交流一点。
不拍“奇观云南”，拍“生活中的云南”
在采访过程中，卞灼反复提到一个观察：作为中国影视产业的“最美取景框”，过去不少影视作品更倾向把云南当作“奇观”来呈现：风景、民族符号、“诗与远方”等等，这些“滤镜”并非全无价值，但容易让外界对云南的认识停留在刻板印象里。
《翠湖》却把镜头落在昆明人的日常里：家庭、饭桌、走廊、楼梯间、院子里的光影。“其实云南也有普通人的城市生活，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骑着大象上街的。”卞灼笑道。
市民骑车路过翠湖畔的文林街（央广网记者 魏文青 摄）
当记者问到，是否刻意避开昆明现代化的一面、更多选择老城市场景？他否认：“不是新或旧的问题，我要的是生活感。”他不希望镜头里的空间像样板间——没有痕迹、没有人的气味。相反，真实生活里有人走动的地方，才会让演员、也让观众自然地“落地”。
对很多云南观众而言，《翠湖》最直接的亲近感，来自昆明方言，以及“纯云南团队”的质感。卞灼在告诉记者，本土演员不可替代的地方，是生活习惯与气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与不在此生活的人，呈现在银幕上的气质是不同的，而这种自然融入的感觉是我想要的真实质感。”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这部片子既“是昆明的”，又“不是只属于昆明的”。在他的印象里，外省观众看的是一个昆明家庭，却会很快在细节里对号入座：那种“以爱为名的干预”、那种“彼此关心却开不了口”的僵局、那种不把话说满的含蓄克制。卞灼不把它简单归结为“地方性格”，他更愿意把它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里理解：华语世界习惯把情感藏起来，而这也几乎是大部分“东亚家庭”真实的状态。
云南电影产业：存在更多可能性
拍摄于1959年的《五朵金花》，以及由杨丽坤主演的另一部经典电影《阿诗玛》，数十年来，以银幕为窗口呈现云南多姿的山水与人文风情：苍山、洱海、蝴蝶泉、三月街、石林、火把节……一帧帧影像与一个个动人故事，让无数观众对云南心向往之，也构成了最初的云南影像记忆与审美起点。新时代以来，云南电影主题更加多元，商业类型与现实主义题材并存，但在影视产业发展层面，与发达省市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谈及云南电影产业生态，卞灼的话锋转向“可能性”。他认为，当商业大片不再密集扎堆，反而为创作者回到家乡寻找故事提供了契机——本土更熟悉、成本更可控，也更容易做出真正扎根文化肌理的表达。这正是他的选择。团队不足40人，全程实景拍摄，卞灼和伙伴们完成了现实主义城市故事《翠湖》，没有依赖奇观滤镜，却用克制与真实打动观众，也因此收获多项荣誉：包括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与最佳男演员奖，以及第22届香港亚洲电影节亚洲新导演奖等。
《翠湖》应陈冲推荐参与金鸡华语电影之夜（央广网发 受访人供图）
《翠湖》拿下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奖（央广网发 来源：上海国际电影节）
谈及电影的表达方式，卞灼坦言，他的评判很简单，只分“好看的电影”和“不好看的电影”，无关艺术与商业的泾渭。省外观众或许没有翠湖情结，却更容易在日常细节里照见自己；云南观众或许熟悉，却不会拒绝真实的力量。他也向记者透露，在海鸥离开翠湖之前，影片将在云南率先上映，期待让家乡观众看见一个褪去刻板滤镜、更接近日常肌理的“生活里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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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影下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