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起的大名早已为各国所知，他才华横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大破齐军。在为魏文侯服务期间，他更是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然而，比起这些战功，更让吴起广受褒奖的是他的大义灭亲。

国君当街遇刺，骇人听闻。手握利剑，吴起大刀阔斧，挑战贵族权威。疾风暴雨般的改革效果显现，然而楚悼王病逝，贵族射杀吴起，变法戛然而止。

秦国崛起，虎狼时代到来。内忧外患中，屈原开始他的改革事业。历史将会如何抉择？楚国最后这一次机会，楚人又会如何把握？

第七集 变革

公元前383年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疾驶着奔向楚国。马车上坐着一位削瘦严厉的中年人，他就是当时魏国的名将吴起。

因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他愤而决定投奔楚国。战国时代，各国争相延揽人才，这种跨国跳槽是很常见的事。

吴起的大名早已为各国所知，他才华横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大破齐军。在为魏文侯服务期间，他更是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然而，比起这些战功，更让吴起广受褒奖的是他的大义灭亲。

复旦大学 历史学博士 张宏杰：

吴起是卫国人，从小苦读兵书战策，长大之后他倾家荡产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获得重用。他来到鲁国的时候，正好齐国进攻鲁国，大兵压境，但是呢，鲁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将军。于是就有人向鲁国国君推荐说吴起才华出众，可以当这个将军。鲁国国君经过考察，也认为吴起很厉害，是一位精明强干的青年军事家，可以当将军。但是他心底有一个担心，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那么关键时刻吴起会不会里通外国呢？这个话，就传到了吴起的耳朵里头。

在亲情和功名之间，吴起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夜晚，妻子已经睡熟了。吴起披衣起身，绕床彷徨。凝视着妻子的面容，他若有所思。妻子在梦中微笑，微笑里洋溢着幸福。然而，这个微笑被永远定格在吴起砍下的头颅上。

用妻子的头颅来换取信任，吴起的举动让鲁君惊骇不已。他断然未曾料想，仅仅是自己的些许猜忌，便葬送了吴起妻子的性命。

不过，在血淋淋的头颅面前，吴起的内心却波澜不惊。没有任何事物能成为他进取路上的障碍，即使是至亲至爱的人。捧着妻子的头颅，吴起一步步走向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之巅。

吴起用妻子的头颅换取了鲁君的信任，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基础。然而，这样血腥残忍的故事，在各国贵族口中，却成了吴起果断和能力的最佳证明。

不知不觉间，时间的车轮已由春秋驶入了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礼乐文明的外衣已经在残酷的各国竞争中被撕成碎片，人心中那浓黑的邪恶轰然暴露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之中。

把《左传》与《战国策》作一对比，我们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纵横捭阖的武器往往是诗、书等经典，他们高举着道德的大旗，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时期，外交家不再高谈阔论道德礼仪，而是变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孟子他见到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首先就问他，他说先生你不远千里，你来到我们国家，你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所以这时候孟子当时大吃一惊，孟子想到，难道说我来就一定要带给你利益吗？事实上梁惠王这种表达在当时并不是孤例，并不是个案，这就反映到战国时期一种普遍的一种心态。上至国王，下至大臣，甚至包括民间，人们往往是以功利为至上的。你不给我带来利益，你来有什么意义？

在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不那么功利，而在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像吴起那样精确而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为了生存和胜利，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伴随着残酷竞争而来的是人们对礼乐文化的彻底抛弃，是从春秋到战国的道德水平大滑坡。

复旦大学 历史学博士 张宏杰：

吴起在做将军的时候带兵打仗，有一次，士兵当中有一个人，腿上长了一个疮，吴起就趴在地上，亲自用嘴给这个士兵吸脓。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个事之后，不但没有感激，反而是嚎啕大哭。为什么呢？因为往年，以前，吴起也曾经给这个士兵的父亲吸过疮上的脓。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父亲作战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勇敢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这个吴公又给她的儿子吸疮上的脓，这就意味着吴起要再一次用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来换取士兵的信任，激发这个士兵给自己拼命。

这位士兵的母亲，通过惨痛经历，知道吴起的一举一动背后都隐藏着精确的算计。吴起就是功利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功利欲望使他被异化成了一台精密计算的机器，在这个时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功。

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十分兴奋，多年以来，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杰出的人才辅佐自己，扭转楚国的乾坤。“昭惠中兴”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楚国强盛华丽的外表下埋伏着的重重危机，令楚悼王不能安枕。

登上王位后，楚悼王发现，楚国的疆域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缩减。随着北方三晋的崛起，楚国北部边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外患外，内忧也令楚悼王昼夜难安。楚国的王权受到严重的束缚，更令他无法释怀的是父王之死。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楚声王在行进途中被刺杀于自己的座驾上。关于这件事，史书上记载的是楚声王为“盗”所杀。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都城被强盗暗害，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史学家们推测，这位刺客很可能是颇有权势的封君所养的死士。封君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堂堂国王当众被杀，可见当时楚国的王权已经受到封君制的严重威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有名有姓的就六十多位封君，这都是他们基本上瓜分了楚国的财产，他们控制了楚国的一种权力，甚至架空了楚王，所以楚国当时是非常危急。

楚国统治者大多强调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昭惠以前的贵族，大部分时期都以俭朴为荣。然而封君制的实行，使贪图享受、追逐私利的权贵集团畸形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一颗毒瘤。

战国时代的贵族们厌倦了笨重的青铜器，喜欢上了轻便而美丽的漆器。楚国漆器制造的工艺独步天下，原因之一是漆树主要生长在南方，楚国得天独厚。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楚国贵族们对漆木器的喜爱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生活中每一处都离不开漆器。

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家庭中可以看到各种漆器用品。北方漆器一般只有黑、红、黄三种色彩，而楚国工匠却能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多彩漆。

这件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漆屏风，长不过五十公分，高仅十五公分，却雕有五十一个动物。它髹黑漆底，以朱红、灰绿、金银漆彩绘凤纹等，真可谓巧夺天工，楚国贵族们为了追求生活品味而不计成本由此可见。

除了漆器，楚地出土的丝织品更能体现楚国贵族生活的奢华。在荆州马山一处楚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三十五件衣物，种类囊括了绢、纱、罗、绮、锦、绣等几乎所有的丝绸织造门类，这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久远、数量最大、最精美的丝织品发现。

这些精美的丝制品和漆器，今天带给我们无尽美的想象。然而，它们的大量出土，显示了当时的楚国贵族沉醉于漫无止境的欲望当中，追求极致的物质享受，他们丧失了楚国早期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从而使国家的发展失去了动力。

楚声王的继任者楚悼王被父亲遇刺这次事件惊醒，他对权贵集团的膨胀与堕落深感忧虑。恰在这时，吴起到来了。楚悼王对吴起的到来非常重视，他将吴起接进宫中，日夜与吴起探讨如何使楚国强大起来。

吴起向楚悼王分析，现在楚国的问题是封君太多，国王不能独掌大权。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权贵们痛下杀手，削弱他们的势力，让封君不再永久世袭，三代之后就取消他们的爵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韩巍：

那么吴起他面对的是楚国根深蒂固的这种贵族政治传统，而他本人又是一个从外国来的一个客卿。正因为他是一个客卿，他在这个楚国没有这种利益、利害关系，所以他可以不怕去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他必须要采取这种严厉的、甚至铁血的手段，才能够使他的改革见效。如果他比较温和地去推行这样的改革的话，那他恐怕是一点成效也收不到的。

吴起的思路与楚悼王不谋而合。在经过短暂的磨合后，吴起就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这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

楚国土地广袤，开发极不充分，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除了打击贵族之外，吴起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实行严刑峻法，禁止老百姓游手好闲不耕作，把散漫惯了的楚国百姓变成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徐少华：

削弱大臣的权力，削减太多的封君，所以吴起变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你只能传两代，父亲传给儿子，那也许到了孙子的时候，你得归还给国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这个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土地，你分封的时候，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都由他（封君）处置、由他管辖。你现在突然要收回来，那不触犯了封君的利益吗？

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是艰难的，战国时代几乎每一次变法靠的都是严刑峻法、铁腕手段。吴起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百姓一旦违抗政府的命令，就要被逮捕。

在各国中性格较为自由散漫的楚国百姓很不习惯新法律，很快楚国的监狱就人满为患。吴起变法如疾风暴雨般改变着楚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艰难地改变着楚人的性格。

今人在谈起历史时，经常把春秋战国联称，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本质差别。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

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不以吞并其他国家作为目标。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近一百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

然而在战国时代，战争却极为功利，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楚国讨伐陈国的时候，陈成公病故。那么这个时候，楚国听说陈成公病故之后，当即撤军，这叫闻丧即止。说明那个时候楚国，尽管它有时候不遵循周礼，但是在这方面它是按照周礼行事的。但是到战国时期，可以说世风日下。到战国中期，楚威王去世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丧事，一国之君去世。但是魏国它趁火打劫，它不仅没有闻丧即止，而且它趁火打劫，攻打楚国。

春秋时代，贵族们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遣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礼仪、荣誉、尊严已经不再是战争准则，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使战国时代的将领们变得如同狼一样残酷无情，不放过猎物身上的任何一个伤口。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期，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

公元前293年，白起打败韩魏联军，被秦军斩首的韩魏士兵多达二十四万。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一百五十万他国士兵。

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徐文武：

就是战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化，兼并战争，使得各个国家都对什么，都对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它充满着危机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徐少华：

那当时情况下只有一条，强大才能够图生存。强大是我生存的基础，强大也是我消灭敌人的本钱。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那么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改革，制度上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魏文侯即位之后，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公仲连在赵国又兴起改革大潮。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第三次著名的变法。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空前打击，而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特别是将贵族迁移到边远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楚国边疆地区的开发。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然：

吴起变法的效果，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湖南湘水流域的发展，这个上面是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梅山这个墓地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它战国早期的墓葬只有四十多座，到了悼王以后，就是吴起变法以后，就是说，达到了两百多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张钟云：

这说明了在变法之前，这个地区还没有被开发，人烟稀少，物产不丰富。然后变法以后，随着大规模的人马的进驻，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好，物质也好，空前的活跃和繁荣起来。

遗憾的是，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并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朝气初现之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

吴起变法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原因是他手握利剑，对那些不听指挥的贵族可以随时刀剑伺候。然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吴起本身是外国客卿，他在楚国社会没有丝毫根基。一旦支持他的君王去世，他立刻变成孤身一人。这是精明的政治强人吴起手腕再高明，也无法改变的局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吴起他就认为，楚国当时已经像身染重病的一个病夫，那么既然是已经是重病的话，你奄奄一息，在这个时候必须下猛药。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徐少华：

当然，就是使那些贵族们丧失了他们后来的这样的依靠，或他们的基石，或他们的底线。他们就觉得，他们这样如果一做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希望了，对他们是个致命一击，那当然使他们的贵族就觉得非常地绝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他（吴起）所侍奉的、支持他改革的楚王死了之后，他就失去了一种支柱了。那这时候朝廷的那些（贵族），本来那些，他触动了几乎所有贵族的利益，就群起而攻之，他（吴起）成了众矢之的。

从南平百越的战场赶到楚悼王的葬礼，吴起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他意识到，失去了楚王的保护，此次进宫凶多吉少。但是想到未竟的变法事业，吴起决定回到楚宫这个权力中心。

在变法中利益严重受损的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之中的吴起扑向了楚悼王的尸体。这一举动没有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遗体。

吴起的改革措施被新任国王废止，变法就此终结，但射杀了吴起的贵族们并没有笑到最后。吴起临死前的计谋使得他们犯下了“丽兵之罪”，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也就是因为射杀吴起而伤害了楚悼王尸体的人，一律处死，罪及三族。七十多家贵族惨遭灭族，直到临死前，他们才真正明白，吴起最后的举动是要置他们于万劫不复之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罗运环：

结果七十多家（贵族），他（吴起）死后，就被悼王的继承者肃王所杀掉、灭族。所以这个人（吴起）死得，还是死得很有价值，用他的死换来了对旧贵族的有力的打击。

吴起变法的猝然失败，导致楚国的内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在这时，外患又悄然而至，这一次危机来源于立足西北的秦国。

秦国的立国晚于楚国，东周时代，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秦人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为诸侯。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整整短了一个西周时代，因此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诸侯会盟，更谈不上得到中原文明的承认。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秦国的改革大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徐少华：

因为秦人他们受到周礼的影响比较小，束缚比较小，所以他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个商鞅变法之下比较彻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吴起变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偏重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尤其是经济制度。他认为你把那些大臣的经济基础削弱了，他（大臣）肯定会就范，会听你的。他（吴起）的奖励军功，没有像商鞅那样强有力度，他（商鞅）直接刺激了那些能勇善战的将领，甚至士兵。你砍了多少头，我给你晋级多少级，这样的话，他（商鞅）完全是一种军功主义。

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的一成一败，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则得到了秦孝公更长久的支持。实际上，这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源于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

与楚国大地的水汽氤氲不同，秦国土地常年缺乏水的滋润，五谷难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秦人，对于是否投向中原文明一直心怀犹豫。

复旦大学 历史学博士 张宏杰：

那么有一次，西戎的一个使者叫由余，他拜访了秦穆公。由余他本来是晋人之后，后来他们家投奔西戎，受到重用。所以这个人，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秦穆公迷惑不解地向他发问说，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还乱成了一锅粥，你们西戎没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由余一听，呵呵一笑。由余说，在我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原文化过于精致，而且容易造成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但是草原民族贫富差距不大，人们都天真质朴，没有那么多精巧的心思，以绝对的服从为天职，所以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这席话说得秦穆公是如梦方醒。

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学习，大力吸收戎狄文化，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身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塑造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秦国的民族性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精准的特点。法家学派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理智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从人性本恶的认识基础出发，他们建议统治者以严刑峻法统治民众，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异常严苛残酷。事实上，吴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对人的塑造。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韩巍：

法家实际上它所倡导的就是所谓的法治，以及建立这种集权的君主专制的这种国家体制，实际上是顺应了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王子今：

它（法家）的积极的方面，一个就是主张革新、主张进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较讲究实际。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韩巍：

但是法家也有它的明显的一个弊端，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生硬的、比较缺乏弹性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跟儒家、跟道家相比，它比较缺乏对人本身的一种尊重和关怀，它完全是以一种工具理性来看待人。法家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对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文化的发展，最终还是很不利的。

吴起变法在楚国的失败，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楚国文化的气质与功利主义反差极大，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更多的是采取怀柔政策。

楚国扩展过程中，王道与霸道兼用，武力与怀柔并重。虽然兼并了许多国家，但是对一些小国是存而不灭，使之长期成为自己的属国。即使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宫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

大冶铜绿山在春秋战国多年开采中，并没有发现矿难及虐待矿工现象。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楚国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

公元前320年，一位楚国青年正踌躇满志，准备开始他的变革事业，这个年轻人就是屈原。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因为天资聪颖，擅长修辞文学与外交，屈原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

多次出使他国的经历使屈原对于国际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和中原国家相比，落后的楚国政治体制积累了太多的弊端。如果想要生存，改革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 历史学博士 张宏杰：

在吴起变法之后，贵族势力曾经一次被灭族七十多家，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到了楚怀王时代，封君的实力又一次恶性膨胀。这个时候的楚国权贵热衷于谋私利，国家大事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楚国在国际上经常战争受挫，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经常是一筹莫展。

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之后，屈原开始进行法制创新，希望能在楚国掀起继吴起之后新一波的改革大潮，这次变法可以说是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强国，非秦必楚、非楚必秦。统一天下的最有希望的是两个国家，要么秦国，要么楚国。楚国刚开始的时候，还往往能略占一点上风，但是一方面是有着秦国的这个发展势头迅猛不减，并且它沿袭了商鞅变法的一些政策。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徐少华：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楚人他丢掉了吴起变法的这些成果，然后在世族仕官的这样一个道路上，也就是说贵族政治体制上面，越走越远，他们不求革新变异。那这样就和秦人相比呢，实际上是一进一退。

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改革从人才选拔机制入手。战国时代，各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然而在楚国，大权牢牢掌握在王族手中，导致了楚国很少能真正重用外卿。

齐国名将田忌南下楚国，只被安置在闲地，封之于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国，楚国干脆不予收留，将他送到了宋国。唯一一个被重用的外卿吴起，却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朝廷重臣争权夺利，陷于阴谋诡计之中，互相倾轧不休，没有人为国家前途考虑。

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试图改革现状的、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楚材晋用”和“楚材秦用”的局面。

和楚国截然不同的是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秦国最终吞并天下，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阴谋诡计和强大军力，秦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人才的利用。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韩巍：

在春秋时期，中原列国的这种用人的体制仍然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这种血缘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一些重要的职位几乎都是一些大贵族代代相承的。但是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这个秦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刘玉堂：

秦国用人它跟楚国不一样，它不看出身，就是不问来路，所以天下的一些英才纷纷逃往秦国。李斯，李斯是楚人，上蔡人，实际上最后秦始皇能够统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李斯的辅佐。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屈原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

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屈原首先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唯才是举。此外，要追赶各国潮流，必须实行明确的法治，而不是楚国传统的人治。没有严密的法度，国家无法治理。因此，屈原需要重新修订法律，要求全国上下政令统一，从上到下，令行禁止。

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远比法家更富人文精神。如果这次改革能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冷酷的法家文化不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楚国很有可能取代秦国，成为最后的统一者。

如果楚国统一中国，中国社会也许就不会出现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大毁灭，也不会有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避免受到重大摧残，楚文化的宽容、人道和创造力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基因，其后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有所不同。

历史将会如何抉择？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楚人又该如何把握？这个辉煌古国的历史，将会书写出什么样的结局？

来源：银幕时光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