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七在镜框里看着我。相片选得不好，是阿香用手机拍的，那年我们刚成立工作室，他站在还没挂牌的玻璃门前，笑得像颗被挤扁的柠檬，又酸又亮。身后是创业园统一的灰色楼体，方方正正，像个巨大的蜂巢，也像个精致的骨灰盒。
题记： 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但深圳的楼太高，影子太长，总有些从前，摔在地上，回声要响好几年。
老七在镜框里看着我。相片选得不好，是阿香用手机拍的，那年我们刚成立工作室，他站在还没挂牌的玻璃门前，笑得像颗被挤扁的柠檬，又酸又亮。身后是创业园统一的灰色楼体，方方正正，像个巨大的蜂巢，也像个精致的骨灰盒。
我没难过，也没默哀。只是觉得，深圳初夏的暴雨来得太急，把灵堂外花圈上的挽联打湿了，墨迹晕染开来，“音容宛在”四个字，泅成了一团捉摸不透的灰雾。阿香站在我身边，一身黑裙，手里攥着一团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纸巾。她没哭出声，肩膀却微微耸动着，像寒夜里飞蛾的残翅。吊唁的人很少，除了我们这几个旧友，便是几个神情漠然、忙着收拾音响的殡仪馆员工。空气里是劣质线香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
三天前，在医院，老七最后的气息像游丝，拂过我耳廓。他说得极慢，极轻，每个字都像是从肺叶深处挤出来的血沫：“这—辈—子，想做的事，赶，赶紧，做。”这话如今躺在我的记事本里，像个没有谜底的谜语。他合上眼后，我没去探他的鼻息，只是盯着他眉间那道熟悉的、因长期焦虑而拧成的“川”字纹，它终于舒展开了，像个疲倦至极的旅人，终于找到了一片可以永远躺下的平地。
窗外的深圳，楼宇的玻璃幕墙正将暴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反射成无数晃动的碎金。这座城市不会为任何一个人的坠落停留一秒。他的死，成了塞在这飞速运转的齿轮里一粒微小的沙，只发出过一声短促的、几乎被忽略的“咯吱”声。
那是个能把空调外机都烤出呻吟的下午。办公室里，烟雾浓得能描出空气流动的形状。我和老七瘫在两张掉皮的办公椅上，像两条被潮水抛弃在沙滩上的鱼，望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留下的黄晕，那形状时而像乳房，时而像地图上的孤岛。
我们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以何种姿势，在何时何地，体面地认输。
嗡——嗡——嗡。手机在掉漆的办公桌上震动，像一只垂死的蜜蜂。
老七一个激灵，抓起电话，脖子习惯性地一缩，脸上瞬间堆起笑纹，仿佛对方能隔着电波看见：“是，是是！对，公鸡总！好，好，您说……”
我敲键盘的手指停了。不是因为我多关心这通电话，而是他手机听筒漏出的叫骂声，尖锐得能刺破烟雾：“……不够劲！你们写的这是清汤寡水！我要的是麻辣火锅，是爆款！爆款懂吗？我投钱是为了捧我女朋友，不是给你们搞艺术！”
老七“嗯嗯啊啊”地应着，背弓得更厉害了。挂了电话，他点了支“双喜”，廉价烟草的呛味混入窒息的空气里。他没立刻说话，只是疲惫地把头往后仰，喉结上下滚动，像咽下了一块粗糙的石头。
“公鸡说，”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梗概不够黄。得加戏，浴室，办公室，车库……场景要刺激。”
我没拍桌子，也没站起来。我只是慢慢转过椅子，看着他。阳光从他身后脏污的窗户斜射进来，给他蜷缩的身影镀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金边，却照不进他眼睛里的黯淡。“老七，”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们当年想拍的电影，是不是开头有一个长镜头，跟着一片从梧桐山飘下来的落叶，穿过城中村的巷子，最后落在打工妹的洗发水盆里？”
老七猛地吸了一口烟，火星急促地亮到滤嘴边。他闭上眼睛，烟雾从鼻孔缓缓溢出。“别扯那些了，”他说，“画饼充不了饥。阿白，我们账上还剩多少钱？够付下个月房租吗？”
阿香。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在沉默中扎了一下。一小时前，老七的手机屏幕亮过，微信通知简短：“我们分手吧。别再找我。”发信人备注还是“香香我的宝”。只有我知道，阿香离开不是因为老七穷——她深圳本地人，家里有房——而是因为老七眼里的光，一点点，被这些“浴室戏”“办公室戏”磨没了。她爱的或许是那个在KTV茶几上，醉醺醺说要宣布大事的愣头青，而不是眼前这个对着电话唯唯诺诺、算计着每一分钱的男人。
“你不是有买房的首付吗？”我听见自己说，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冰碴，“拿出来，赌一把。这破剧本，改了。”
老七睁开眼，看着我，那眼神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像井。“赌？我拿什么赌？我三十了，不是二十。阿白，这个社会，不是你努力了就会成功，我也不是王思聪，我输不起！”他摊开手，掌心朝上，空空如也，纹路里却似乎嵌满了洗不掉的烟渍和焦虑。“我这就是在创业，在拼命！可创业是什么？创业就是把人扔进榨汁机，榨干你的理想、脸皮、健康，最后看看瓶底能不能剩下几滴叫‘成功’的糖水，还得防着别人说你这糖水不纯，掺了血。”
“所以你就甘心被那只公鸡吆喝六，改这些垃圾？”我的声音提高了。
“垃圾？”老七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你说这是垃圾？对，是垃圾！可垃圾桶也得有盖子，有轮子，得符合垃圾分类标准！ 我们现在，连当个合格垃圾桶的资格，都是求爷爷告奶奶来的！你以为我想？我他妈每天晚上躺床上，想的不是艺术，是算这个月信用卡最低还款额怎么凑！是房东催租的微信什么时候来！”
他越说越急，黑框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迂回！我这是在迂回！懂吗？先活下来，活下来才有以后！像你那样，一根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那叫激进！激进死得快！”
“迂回？”我重复这个词，觉得它像一条滑腻的蛇，“迂回到最后，你别把自己回没了。人这一辈子，路是长，可方向盘不是总在你手里。 有时候你想着绕个弯，却开进了死胡同，连倒车的机会都没了。”
争吵像夏日暴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只剩下潮湿的憋闷和更深的无力。我们不再说话，重新瘫坐在椅子上，重新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烟雾再次汇聚，将我们笼罩。远处，这座城市的地平线被无数高楼切割成锯齿状，夕阳正把最后的光泼洒上去，金黄一片，宛如镀金的荒漠。
三年前的老七，还不是“老七”。那时他还愿意别人叫他“小七”，或者本名“王启明”。阿香就是在那年生日宴上，被他“搞定”的。
那是我预谋的。我鄙视他，像鄙视另一个可能堕落的自己。他为了全勤奖向老板打我的小报告，他打着加班的旗号在电脑上看苍老师（辩称是研究日本影视产业），他写的软文能把一款普通洗发水吹成生发灵丹。但另一方面，他又是这座冷漠城市里，唯一能和我分食一包泡面、畅谈一晚上塔可夫斯基的“战友”。我需要他留在深圳，陪我一起做那场遥不可及的电影梦。
于是，在他生日那晚，我们灌他。灌到平日胆小的他，眼神发直，竟摇摇晃晃地站到了KTV包房的玻璃茶几上。彩灯球的光斑在他年轻（尚且年轻）的脸上滚动。
“我！王小七！”他拍着胸脯，俯视着我们，俯视着坐在角落安静唱歌的阿香。
空气骤然安静。所有人都仰着头。阿香也停下了，握着话筒，微微张着嘴，仰视着茶几上那个摇摇晃晃的身影。
“我！今天！要宣布……”他打了个重重的酒嗝，身体猛地一晃。不是向前倒，也不是向后倒，而是像一棵被无形伐倒的树，直挺挺地、带着点不可思议的决绝，朝着阿香的方向，轰然倒塌。
“啊——！”阿香的惊叫被淹没在他沉重的躯体下。
他没有吻她，没有表白。他把晚上喝的酒、吃的菜，混杂着一种说不清是绝望还是狂喜的情绪，“哇”地一声，全吐在了阿香那件白色的新毛衣上。
那一刻，包厢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点唱机还在自顾自地播放着煽情的伴奏。然后，我带头鼓起了掌，狂笑，吹口哨。大家反应过来，哄堂大笑。在巨大的、荒诞的尴尬和笑声中，阿香的脸红得像要滴血，却没推开身上这个不省人事、浑身污秽的男人，反而下意识地，用手拍了他的背。
第二天，他们手拉手走进公司，宣告恋爱。全勤奖模范和迟到专业户的“女神”，就这样，因为一场荒诞的呕吐，走到了一起。老七后来说，那不是醉，是“勇气”上了头，又找了条最丢人的路冲了出来。阿香则说，她从来没被人用那种方式“袭击”过，好像他把整条命都吐出来，交给了她。
恋爱后的老七，更抠门了，但面对阿香却出奇大方。他依然现实，但给阿香的礼物总带着笨拙的浪漫。他依然是我眼中那个“败类”，但阿香让他眼里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光。
那个冬夜，在小馆子里，热气模糊了窗户。我终于向他摊牌，亮出我运营良久的文学网站和那个庞大的电影计划。我想拉他入伙，all in。
“网站我看过，”老七涮着一片快煮老的羊肉，热气蒸腾着他的眼镜，“布局不错。但像赌局。”
“不是赌局，”我用筷子蘸了酒，在油腻的桌面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外点了几个点，“是棋局。很大的一盘棋。”
老七放下筷子，搓了搓被热气熏红的脸。“棋？我就是那颗棋子，钱的棋子。”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今天……我向阿香求婚了。”
我心头一跳。
“她没答应。说，没房。”他笑了笑，眼神空茫地投向窗外寒冷的街景，“所以，你这盘棋，我不敢下。我手里就这么点筹码，得留着，押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比如，一个厕所那么大的房。”
“然后呢？”我逼问，“当一辈子房奴？车奴？卡奴？奴隶当久了，膝盖就生了根，想站也站不起来了！”
“站起来？”老七猛地转回头，声音陡然提高，旁边桌的人看了过来，“站起来谁不想？可站着死，还是跪着活，这他妈是选择题吗？这是运气题！我贱？我不贱谁借钱给你交网费？谁去客户那儿装孙子喝到胃出血接单？ 就你高尚？就你有梦想？我的梦想早他妈被深圳的房价按在地上，磨成粉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红色钞票抓出来，一把甩向他。钞票像一群受伤的红色蝴蝶，在空中划出凌乱的弧线，散落在桌上的菜汤里、地上。
老七盯着我，嘴唇颤抖。然后，他慢慢地，弯下腰，一张一张，把那些沾了油污的钞票捡起来，捋平，叠好，放在桌边。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
“你看，”他抬起头，眼眶红了，声音却异常平静，“这就是现实。它能让你把我当兄弟的钱，甩在我脸上。也能让我，把它一张一张捡起来。因为明天，我可能就需要用它去买一包烟，或者给阿香买杯奶茶。 阿白，别逼我了。这棋，你下你的。我……我就看看。”
那晚之后，我辞职了。老七留在了公司。我们看似走上了不同的“迂回”之路。
命运的转机，有时像玩笑。老七最终还是辞职了，带着他打磨了两年的微电影剧本找到我，双目赤红，像打了鸡血：“这次，不成功，便成仁！”
我们真的“成仁”了。花光积蓄，负债累累，那部有阿香“为艺术献身”镜头的微电影，像一块石头投入大海，只激起一百万点击量的小小涟漪，然后迅速被信息的巨浪吞没。找风投的路上，我们被骗，被嘲笑，差点进了传销组织。
最后，在老家的父亲打来路费后，老七决定回重庆。火车站，阿香追着缓缓启动的绿皮火车，哭成了泪人。老七从车窗伸出大半个身子，用力挥舞手臂，喊声被风吹散：“我会回来的——！”
风把他脸上的眼泪，吹成了两道冰凉的线。
我以为故事到此为止了。三个失败者，沉入各自人生的水底。
直到我在北京，遇见做工程发了财的老班长。在KTV的喧嚣里，他搂着我脖子，酒气喷在我脸上：“说！要多少？两百万够不够？”
我的人生，连同老七和阿香的，似乎被一只巨手“咔嚓”一下，扳回了轨道。我们重新聚在深圳，租办公室，写六百页的商业计划书，幻想未来。老七甚至为此又一次辞掉了重庆的工作。
路演很成功。老班长当场拍板：“钱，国庆后到账。”
然后，国庆过去了。老班长的电话再也打不通。微信终于来了，是嫂子不同意，家庭战争，投资告吹。
我和老七再次对坐在空荡的办公室，再次望着天花板。这次，连烟都不想点了。绝望到了极致，是沉默，是一种冰冷的、无处不在的真空。
老七掏出手机，点开，推到我面前。是阿香的信息，很简单：“我结婚了。对不起。”时间是一个月前，正是我们最满怀希望的时候。
他什么也没说，收起手机，走了出去。背影佝偻，像突然被抽走了脊梁。
但老七没有垮。第二天，他带着更深的黑眼圈出现，开始了近乎自虐般的工作。“忙起来好，”他说，“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们像两个溺水者，拼命扑腾。然后，那只叫“公鸡”的救命稻草，终于又被我们够着了。为了他那个想当明星的女友，为了那纸合同，我们一次次修改剧本，加入恶俗的桥段和露骨的广告。争吵日益激烈，直到那天，所有的压抑、屈辱、对彼此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恐惧，全面爆发。
“你就是贱！”我口不择言，戳向他最深的伤口，“要不是你混成这个逼样，阿香会离开你吗？！”
老七的脸瞬间褪尽血色，嘴唇颤抖得像风中的落叶。他转过身，想走，却一脚踢翻了椅子。“哐当”一声巨响，他回身，一拳砸在铁皮文件柜上，柜门凹陷下去。
“你再说一遍！”他转回头，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凶戾，像被逼到绝境的兽。
“听好了！你就是——”我的话被扑上来的他堵了回去。我们扭打在一起，拳头、椅子、文件，混杂着痛苦的闷哼和粗重的喘息。办公室成了战场，释放着两年来的所有憋屈。
就在我们滚在地上，彼此掐着对方脖子的时候，老七身下，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执着地震动起来。
他喘着粗气，松开手，爬过去，接通。
“喂……啊！是，是是！……什么？……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公鸡总！”
他挂断电话，保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缓缓转过头。鼻血流到了嘴角，他却浑然不觉，那血染的嘴唇慢慢、慢慢向上弯起，形成一个极其怪异、又极其灿烂的笑容。
“耶——！！！”他猛地跳起来，双拳疯狂捶打空气，像个中了头彩的疯子，“到了！钱到了！阿白！我们成功了！真的成功了！”
我懵了，直到我的手机也响起入账短信的提示音。200万。那个数字像一道强光，瞬间刺穿了所有阴霾。
那天傍晚，我们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拿着酒瓶，勾肩搭背，踉跄在深圳华灯初上的街头，对着霓虹大喊大叫，笑得满脸是泪。我们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的灯光如此温暖，未来如此清晰可见。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老七喝酒。
跳楼的事，发生在投资到账的两个月后。导火索，是我们在公鸡的公司楼下，撞见了阿香。
我借故先走，把空间留给他们。电梯门合上的最后一瞬，我看见老七和阿香面对面站着，隔着一两步的距离，脸上都有笑容，淡淡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我不知道他们那晚去了哪里，谈了什么。派出所的警察告诉我，老七是从阿香家那栋豪华公寓的顶楼跳下去的。阿香精神崩溃，被送进了医院。
后来，像拼图一样，真相的碎片渐渐聚拢：
阿香嫁的人，就是“公鸡”。这场投资，是阿香嫁给“公鸡”的交换条件。“公鸡”承诺捧红她，而她的条件，是投资我们，成就老七的电影梦。
老七用我的电脑修改剧本时，我忘了退出邮箱。我看到过一封他未发出的邮件，大概是写给阿香的，只有寥寥几句：
“香香，剧本我又改了一稿。这次……应该能行了吧？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值得吗？我用你的‘值得’，换我的‘成功’，这棋下到最后，怎么像个死局？我好像……把最重要的棋子，当筹码押出去了。”
他至死都不知道，阿香或许并非纯粹的交易。在她精神恍惚的时候，会反复念叨：“他说……电影成了，就能抬起头……就能配得上……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他能成……”
而公鸡，在事后一次酒醉中吐露：“那小子……居然跑来问我，能不能对阿香好点……哈哈哈，他算老几？电影？老子投的是开心！是面子！”
老七从楼顶坠落的那一刻，据说很平静，没有呼喊，张开着手臂。警方在现场找到他的旧手机，里面最后浏览的，是我们三年前拍的那部失败微电影的结尾片段：阿香饰演的女主角，站在梧桐山顶，对着初升的太阳，用尽力气嘶喊，却没有声音。字幕浮现：“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然后，黑屏。
从精神病院探望阿香出来，暴雨初歇。街道被冲洗得闪闪发亮，倒映着高楼扭曲的影子。一个年轻人背着吉他，在路边弹唱一首老歌，声音沙哑：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我站住，听了很久。然后走进旁边一家便利店，买了两瓶啤酒，走到街心公园。打开一瓶，放在长椅上老七常坐的那一侧。另一瓶，自己对着嘴喝。
不远处，几个刚下班的年轻人，穿着廉价的西装，手里拿着煎饼果子，正在兴奋地讨论着什么“天使轮”“A轮”。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和当年的我们一模一样。
我举起酒瓶，向着深圳璀璨而遥远的夜空，向着那无数亮着灯或暗着的窗户，轻轻晃了晃。
“老七，”我低声说，声音散在晚风里，“你看，这棋局，还没完。只是，下棋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椅背冰凉。我喝光最后一口酒，把瓶子轻轻放在地上，让它和另一个并排站着。然后起身，走进深圳永不落幕的、流动的灯火里。
身后，城市的霓虹，把两个空酒瓶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最后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评论作者：易白，本名王增弘，退役军人，文化学者，现居深圳。文艺创作三十余载，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获奖百余次，曾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
来源：中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