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利·怀尔德导演的《控方证人》虽然是1957年的电影，但可能因其在豆瓣网站高达9.6的评分，这部名作最近得以在国内院线首映，不少人对影片票房也期待颇高。然而，这份期待似乎高估了迷影群体的影响力，又误判了大多数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意图。一部早年的黑白片，如果在线就可

比利·怀尔德导演的《控方证人》虽然是1957年的电影，但可能因其在豆瓣网站高达9.6的评分，这部名作最近得以在国内院线首映，不少人对影片票房也期待颇高。然而，这份期待似乎高估了迷影群体的影响力，又误判了大多数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意图。一部早年的黑白片，如果在线就可以看到高清版本，又何必专门跑一趟电影院呢？影片有再多的“反转”恐怕也不行。

神作背后不只是反转

如今，“反转”似乎成了坊间判断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了。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之所以被奉为神作，正是因为它充满“反转”；而在业内，电影制作也一度视“反转”为票房灵药，曾出现大量为反转而反转的作品，直接将电影院变成了“剧本杀”现场。影迷将《控方证人》誉为神作，似乎是因为其中的“反转”比较高级，要不然，为什么一部60多年前的电影，如今上映时还要求观众不能“剧透”呢。

但如果仅仅是靠“反转”，《控方证人》和导演比利·怀尔德，都不见得能在电影史上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控方证人》给观众最强的震撼，难道不是克莉丝汀（玛琳·黛德丽饰）刺向自己的丈夫伦纳德（泰隆·鲍华饰）的那一刀吗？反转，只能证明叙事的机巧，而在这背后的爱情背叛所带来的情感崩溃，才对观众具有最大的冲击力。观众不禁将自己代入律师韦菲爵士（查尔斯·劳顿饰），立即赦免了克莉丝汀包庇杀人、做伪证和杀人的三重罪行，转而义愤填膺地要为她做无罪辩护了。这说明正是克莉丝汀对爱情的义无反顾让观众忽略了她的不理智选择（她不惜让自己身败名裂而帮丈夫脱罪，但她完全明白伦纳德的罪行，甚至不排除她也参与了共谋）。

《控方证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无论律师韦菲爵士、陪审团还是银幕外的观众，都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因为大家都不能容忍这样强烈的爱被辜负，但同时也就忘记了伦纳德这个角色是好莱坞情节剧中很常见的渣男人设，即伪装成小白兔的大灰狼。但这种角色往往是扁平的、缺乏深度的，作为“恶男”，他显然不如查尔斯·劳顿自己导演的《猎人之夜》里的那个“猎人”令人印象深刻。

关于爱情极致性的书写

元好问的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可以适用于全世界。实际上，比利·怀尔德正是在书写这样的爱情极致性。在他的作品中，有些爱情是“终成眷属的”，像《龙凤配》这样浅浅的“小妞爱情”，或是《热情如火》这样的“追女仔”喜剧，以及《桃色公寓》这般虽有些许酸涩、但终归甜蜜的爱情。但他最好的几部电影都是在讲一种极致的爱情：《双重赔偿》中的保险代理人明知自己在投入一段飞蛾扑火的爱情。《日落大道》中的过气女明星拼命维持着年轻时的迷人幻象，其实不过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真爱。而在《控方证人》中，克莉丝汀那种超越了日常伦理的、可以说既理性又不理性的爱，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事件”。

从定义来看，“事件”都是带有某种“奇迹”的，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也可以是宏大的事情。爱情也具有事件性。齐泽克认为，我们并非因为某些具体的理由（例如对方的笑容、嘴唇等）才爱上对方，而是因为爱上了对方，他（她）的笑容才如此打动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相信并理解这种爱，才有可能相信爱的理由。同时，“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恋爱中，我们总是让自身的弱点在所爱之人面前暴露无遗：当我们赤裸相对时,对方不经意间的嘲讽笑容与评论就可能让魅力变成笑柄。爱意味着绝对信任：当爱一个人时，我就授予了他（她）能够摧毁我自己的力量，但我希望/相信对方不会使用它。”

真爱是一种与他者的遭遇。遭遇他者，即意味着来到了一个边界地带，一切“正常的”“日常的”生活都被悬置了，进入一种“例外状态”。如果说《控方证人》的观众与法官都对克莉丝汀给出了反常的反应，那正是因为真爱就是带有创伤性的，令当事人战栗，给人一种内心的震撼，所以柏拉图将爱比作一种癫狂与着魔。

在“事件”中，恋爱中的人对爱人的激情与依恋，使其他的道德义务显得苍白，让日常生活显得庸常。所以体验这种“事件”是需要一些人生阅历的。或者说，恰恰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样的智者才更应当步入爱河，而普通人往往缺乏那样的勇气。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现代婚介机构和过去的包办婚姻相似，都在尽可能地排除爱情的风险，这种选择伴侣的过程其实已经“自我商品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事件”需要的“跌倒”不太可能发生，所有的创伤性几乎都已经被提前排除了。

引人入胜处在“法庭之外”

当今天的观众说自己被《控方证人》所震撼的时候，很可能是感受到了爱情事件的创伤性。《控方证人》固然被看作法庭剧的经典，但影片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正在“法庭之外”吗？

实际上，查尔斯·劳顿扮演的律师韦菲爵士才是这部电影的第一男主角，这位大律师有着光鲜的履历，但在今天看来，罪犯伦纳德的自我表演并不高明，因此韦菲爵士的智者形象也因此要打些折扣，他设计的那些表演道具（聚光灯一样的眼镜片、雪茄等）都显得过于戏剧化了。但他与护士的那些吵闹却并非仅仅为了增加喜剧效果：护士对大律师的“过度”看护也是出于爱。在现实中，扮演护士的艾尔莎·兰切斯特与查尔斯·劳顿有着长达36年的婚姻，但由于劳顿的个人原因，这段婚姻的维系实际上充满了痛苦，对于劳顿、艾尔莎来说都是一个“事件”，银幕上大律师对“真情”毫无掩饰的同情，与他生活中痛苦的情感仿佛产生了共鸣。

整部影片中还有一段“戏中戏”，伦纳德作为战后盟军的一员，在柏林为落难歌女克莉丝汀解围，这也成就了他们的爱情传奇。这个传奇似乎又为克莉丝汀能如此牺牲自己提供了动机——他带她来了英国，否则她就会留在柏林墙的另一边。不过，这个动机依然是不够充分的。克莉丝汀的扮演者、传奇德裔女演员玛琳·黛德丽与导演合作的上一部电影《柏林艳史》与此形成了互文。或许“黛德丽”译作“迪特里希”更好，这位从魏玛共和国时期便以中性装扮引领潮流的女星，某种程度正是好莱坞地缘政治美学意义上的“他者”形象。在法庭上，这个“他者”与其说是证人，不如说是被审问者，黑色电影的“蛇蝎美人”和“冷漠的德国女人”的刻板印象叠加在一起，最终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效果。

◎黑择明

来源：北青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