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半段的剧情，纤毫毕现地刻画了大后方的流亡岁月——长江上随时会触碰水雷的轮渡，码头边上等待接收重组的工厂、大学与机关，夹杂着散兵游勇的难民队伍，以及不断被硝烟浓雾覆盖的古朴自然。

由孔笙导演、兰晓龙编剧、肖战主演的电影《得闲谨制》，在国产同类型中拍出了如同片名一样的独特质感。

后半段的战场戏有一种机甲暴力美学的味道，可视为微缩版的《狂怒》，军事细节严密扎实，战斗逻辑经得推敲，做到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前半段的剧情，纤毫毕现地刻画了大后方的流亡岁月——长江上随时会触碰水雷的轮渡，码头边上等待接收重组的工厂、大学与机关，夹杂着散兵游勇的难民队伍，以及不断被硝烟浓雾覆盖的古朴自然。

这些具体而微的场景，以往很少被视觉化再现，而这部电影不仅补足了“国破山河在”的肌理，孔笙的镜头调度也很见功力，对得起“正午阳光第一部院线电影”的名头。

当然，《得闲谨制》的另一个看点则是编剧兰晓龙，这个因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圈粉无数的创作者，最擅长塑造的，便是一群贪生怕死之人的英勇。

关于电影前面的铺垫，不熟悉兰晓龙风格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有些不知所云。

从南京城破，到沿着长江逃难，在宜昌安家，再到宜昌沦陷，直至众人转入乡间的戈止镇，前半段的叙事看似于主旨无益，实际上大有文章。

简单来说，创作者铺垫的是流亡到后方的国人身上浑浑噩噩的心理状态。

于兵，是心里面想着很快会打回去，但实际上是在苟且偷生；于民，是觉得随遇而安已经不错，但实际上又度日如年。

阿如那饰演的麻郭富看到戈止镇的第一句话是“好地方，我们就怕好地方”，因为只要是好地方就有人跟他们抢，你能从这句台词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是既疲惫又狼狈，既窝囊又胆怯。

《得闲谨制》里的“渣兵团”，容易让人联想到《团长》里的“炮灰团”：长期溃败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让没羞没臊成为可耻但有效的本能，当群体开始依赖本能，就会忘记现实还有别的选项。

于是，肖战饰演的机修厂钳工编排他们一天到晚只会跑，廖凡饰演的货郎也调侃他们，明明在大后方躲清闲，每天还装模作样地操练。

这群人从躲到打的转变，看似来自莫得闲那句“从南京逃出来的人还存侥幸心理”，但实际上，弧光的第一缕抛线，是河边梅德福临死前对肖长官的话剧腔：

“我只是死了，你只是还没死，甚至谈不上活。你是选择顺着水流，还是逆着水走？”

莫得闲边跑边向村民喊话的时候说，梅德福是第一个反抗的，自己愿做第二个。

梅德福的反抗，不仅是他以肉身引开了日军注意力，给了主人公逃生机会；也不仅是指他凭着最后一口气漂到了河的下游，向肖长官传递情报；而是他以自己的死，坚决唤起这群几乎快要变成行尸走肉的袍泽，为他们重新注入魂魄。

正是由于影片前半段对忍气吞声的铺垫，才能凸显后半段众人忍无可忍的坚决，催化出哀兵之战的气质，这并非司空见惯的大词动员与廉价鸡血，而是弓弦压缩到极致后的自然反弹。

电影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写。

逃难者行驶在长江上，前面的船碰到了水雷，只有一只羊侥幸靠着木板活了下来，以一个近景的画面缓缓驶过众人。

这个镜头语言很有意思，第一层比较明显，是说这一大群人就像眼前这只待宰的羔羊，第二层更加深刻，是说受困于一条船的军人和老百姓，其实没有区别。

当年的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杀人机器，而中国久经训练的老兵，在全面抗战的头两年已经伤亡殆尽。拿电影中的炮兵们来说，除了少尉肖衍和一炮手梅德福，其他人都来自前者一路上的临时动员，连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经验都没有。

影片中的交火场景，可能会令一些年轻观众感到不解，甚至气恼，觉得三个日本兵怎么就能弹压一个50余人的村子。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面对本性善良又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村民，一个日本兵一挺机枪就够了，都用不了三个人。

打仗不是想当然地堆人数，而是武器性能、弹药供给、后勤组织、训练素养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全方位比拼，在以上层面，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均落后于战前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日本。

管虎拍《八佰》的时候提过一个细节，是八路军出身的父亲管宗祥告诉他的，侵华日军打中国人都是瞄着眉心打，可见其射击的精准度，以及对于枪法的高度自信。

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在自传体小说《虚构的大义》中，也记述过侵华日军对于单兵作战的要求：

“面对射程300米的伏靶，不仅五发子弹要全部击中，而且至少要有三发集中在一拳大的单位面积；达标后，就练限秒射击，最初是在四秒内击中300米外的靶子，然后是限两秒；再达标后，就要求戴防毒面具快跑300米再进入限秒射击。”

而当时的国军，士兵文盲率高达95%以上，参军后第一件事是学习分辨左和右；大部分士兵入伍一年，实弹射击仍不足10发；很多士兵没有配枪，只能使用手榴弹和冷兵器；日军冬天有厚实的呢大衣，而国军受困于有限给养，不少部队均穿单衣草鞋。

电影开场的音乐《三国战将勇》，原是北洋陆军第四镇的军歌，因三国故事的耳熟能详，在民初旧军队中流传甚广，乃至抗日战争时，仍在国民革命军中大规模传唱。

这个历史细节，也体现了在那个“国家观”与“民族意识”普遍缺乏的年代，国军仍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前现代性，仍须凭借古时的“忠勇”动员士气，与经受现代化训练、接受工业化洗礼的对手之间存在代差。

《得闲谨制》很好地呈现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兵员素质，这种呈现并非苛责先人，而是一种更深刻的体恤，为的是撇开那些虚假抗战剧的滤镜，呈现真实抗战的艰难与惨烈。

虽然片中这批士卒不能代表精锐部队，但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得不到充足装备和妥善训练的壮丁。当然在影片的后半段，这群看上去不像英雄的人，以非常真实可信的方式挺身而出，而这个过程，也非常符合兰晓龙对于英雄的一贯理解。

真正的英雄，很可能长期处于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状态，在他们慷慨就义的前一秒，他们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不起眼。

电影始终在传递的另一点核心价值是，危机来临时，军人不管能不能打，都要挡在老百姓前面——如果当兵的身位领先于老百姓，这是你的使命；如果当兵的身位落后于老百姓，剧情就要安排你挨酸、挨骂、受白眼。

日军斥候闯入村子后，莫得闲与梅德福那番“相濡以沫”的对话，看上去饱含调侃，其实就在此处大有深意。五年来养了你们14个人，老百姓已经尽了义务，只要枪声一响，那就得看你们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整部电影的硬件，确实称得上谨制。

防空炮兵们脖子上的蓝色领章，是一个容易被观众忽略的细节。在以往的影视剧中，国军的领章几乎都是红色，可实际上，红色只是步兵领章，不能包办一切兵种。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领章，依照的是国民政府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以11种颜色来区分军种：步兵为红色、炮兵为蓝色、骑兵为黄色、工兵为白色、辎重兵为黑色、通信兵为灰色、宪兵为粉色、军需为紫色、测量为棕色、军乐为杏色、军医为绿色。

除此之外，抗战初期投入使用、人数更为稀少的装甲兵，领章则为烙银色。

《得闲谨制》中清晰可见的蓝色领章，应当是国内抗战题材影视剧对于国军炮兵领章的首次正确显示。

这类别开生面的细节虽不会影响剧情发展，却足见主创对于历史的考究和对于创作的真诚。尤其是在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抗日神剧”的环绕中，更显得难能可贵。

而以往的同类作品，也有一些涉及了步兵之外的兵种。

《八佰》里姜武饰演的老铁，设定是东北军的炮兵，但由于影片的摄影风格是偏绿的冷色调，加上人物穿着盖着领章的呢子大衣，很难进行区分。

《南京！南京！》里出现了在南京巷战中伏击日军的装甲兵，可惜的是，由于《南京！南京！》是黑白电影，看不清装甲兵非常有标志性的银色领章。

由蒋龙、史策等一众喜剧演员参演的《狗剩快跑》，和《得闲谨制》类似，是一部黑色幽默风格的非典型抗战剧，也是电影《我不是王毛》的剧版，该剧知名度有限，服化道方面却出奇地考究，出现了标志军医兵种的绿色领章。

除了领章标识，《得闲谨制》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武器。

如荷载4人的日军97式中型坦克与那门瑞士进口的苏罗通炮，都是剧组根据图纸1:1复原而成。

坦克车长有特写的配枪，则为侵华日军的第一款制式手枪——南部十四年式，即中国军民俗称的“王八盒子”。南部十四年式手枪在性能上有诸多缺点，除了片中表现的易卡壳，还有击针击发无力、易断裂等。

而电影巧妙结合这一武器性能，来呈现车长对莫老太爷的射杀未果，借此传递出的深意，即中国的文化传统命不该绝。

被炮兵们当作宝贝的苏罗通，全称是ST-5式20毫米高射炮/机关炮，它名义上由瑞士苏罗通公司制造，但实际上是一款正宗的德系武器。苏罗通的瑞士生产商，是二战前纳粹德国为规避《凡尔赛条约》，由莱茵金属公司在瑞士设立的子公司。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曾向欧洲各国购置过一批防空火炮，用以装备最精锐的调整师。一个建制规整的“德械师”，共配备30门20毫米小口径高炮，大部分都是来自瑞士的苏罗通。

电影开头，莫得闲揶揄肖衍时说他们守南京时未曾开炮，可能只限于眼前这14人。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15日，日军第一次轰炸南京时，高炮部队就在南京大校场机场以苏罗通击落过日机。

而结合武器性能与实际需要，在抗日战场上，苏罗通更多是被当作平射机关炮使用，以穿甲弹和燃烧弹对付日军坦克。苏罗通填充的硬质合金弹芯，100米距离可以轻松穿透40毫米均质钢板，只要把握射击精度，可以轻松打穿大部分日军坦克的前装甲。

台儿庄战役末期，汤恩伯部就曾以苏罗通靠前部署，重创日军坦克与机枪碉堡，取得不俗战果。

这款重武器唯一的问题，就是依赖进口，数量较少，因此在抗战的战场上，日军坦克经常可以肆无忌惮地突击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国军阵地，而守军只能以血肉之躯和集束手榴弹接敌。

在电影中，彭昱畅饰演的肖衍口头禅就是“保护炮”，他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惊惶失措的溃兵，但即便如此，这个角色也有一个信念，就是人在炮在，哪怕是跑，也要拉上炮一起跑。

原因有两点。一是这门炮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实在太稀罕了。二是肖衍作为技术兵种，这门炮寄附着他的所有虚荣和骄傲，如果炮没了，他和他带的十几号人，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类似《团长》里的康丫，原是运输营的副排长，自从汽车被日本飞机炸上天之后，就只能跟着他口中的“旱鸭子”满地走了。

明白了这一点后，再看肖衍后面的那番去车站接炮、在校场操练的念白，就不会显得拖沓了，因为那是一个必死之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是他成仁前脑海中过电影一般闪烁的美好画面。

来源：秦朔朋友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