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战争片习惯于在银幕上塑造英雄人物、讲述史诗故事时，《得闲谨制》另辟蹊径，将视角沉降至战火中求生的工匠、溃兵与平民。

作者：胡建礼

当战争片习惯于在银幕上塑造英雄人物、讲述史诗故事时，《得闲谨制》另辟蹊径，将视角沉降至战火中求生的工匠、溃兵与平民。

在黑色幽默、看似荒诞的外壳下，包裹着对日军侵略罪行的控诉、强烈的反战精神、独特的隐喻体系以及对国民性的揭示。

这是一部优点大于缺点、既具有很强观赏性，又具有浓厚作者风格的电影。

影片既匠心独具，又略显匠气，是孔笙、兰晓龙和肖战走出舒适区，自我突破的一次可贵尝试，将在国产战争片中留下颇具个性的一笔。

本片的匠心独具，首先构筑于隐喻表达。《得闲谨制》不是一个简单的片名，而是一把开启主题的密钥。“得闲谨制”四个字，脱胎于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的“物勒工名”制度，是匠人对自身作品的负责与署名。

当主人公莫得闲（肖战 饰）将这四个字印刻于自己制作的每件器物上时，反战的主旨悄然确立：

侵略者的杀戮是要毁灭文明与抹去名字，而工匠的职责是创造文明与留下名字。

片中莫家三代：有闲、得闲、等闲”的名字，是一条被战争粗暴打断的、对安宁生活的渴望之链。

肖战饰演的“莫得闲”名字本身便是一个悖论，姓氏“莫”对“得闲”的否定，预示了他永无宁日的人生。

他儿子“莫等闲”的名字，又悄然嵌入了岳飞《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壮志，象征着被迫中断的传承中，仍有不屈的火种在等待复苏。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杨新鸣饰演的“太爷”。他随身携带亲人灵牌，其行动逻辑看似疯癫，实则是战火中民族文化最顽固的“活体传承者”。

他对“理要讲，人要杀”的践行，正是古老“止戈为武”思想的民间化身：武力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守护家园。

片中的“戈止镇”，是隐喻的核心表达。这个被逃难者视为“桃花源”的所在，其名字却被日军误读为“武镇”。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戈止”是和平的愿景，而“武”是暴力的征服。

小镇从“止戈”的幻象，到成为“以战止战”的修罗场，完成了一次对“桃花源”叙事的残酷解构。它意味着，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阴影下，没有任何真正的“桃花源”，无论是“死老百姓”还是“渣兵”，都只有逃无可逃、躲无可躲的殊死抗争。

兰晓龙的剧本延续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平民叙事风格，以“小切口”承载“大历史”，将鄂西会战的宏大背景，浓缩于戈止镇的方寸天地。

影片后半段长达一小时的戈止镇攻防战，被处理成一场充满意外、巧合与游戏感的“遭遇战”。

从村民的粪叉菜刀，到防空炮被放平打坦克的“土法”用法，再到老太爷手持斧头砍坦克，充满了荒诞的意味，让人想起《举起手来》等经典抗日喜剧。

但本片并非单纯消解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这种“不对等”的战斗，衬托出平民抗争的悲怆与智慧，以及战争本身反逻辑、反理性的本质。

然而，这种叙事风格让影片在“正剧”与“谐剧”间频繁切换，带来了显著的割裂感。更核心的挑战和割裂在于兰晓龙标志性的、高度文学化与哲学化的台词风格。

‌“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我们都算不得活。”

“就让我们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

“ 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

这样的台词固然很精彩且意味深长，但不符合人物身份，会让观众觉得“这话不该由这个角色在此时说出”，只不过是编剧想说的话，影响了观众观影的沉浸感。

《得闲谨制》是国剧金牌团队正午阳光、金牌导演孔笙和编剧兰晓龙、顶流明星肖战在大银幕上寻求自我突破的一次可贵尝试。

作为孔笙执导的首部院线电影，影片从平凡人的恐惧与坚韧切入，打破了战争片的宏大叙事和常规表达；兰晓龙延续对小人物的深度刻画，摒弃天生英雄的套路，让钳工莫得闲和炮兵肖衍（彭昱畅 饰）等角色在绝境中觉醒。

正午阳光以“谨制”精神拍摄制作，拍出了一部与众不同、内涵丰富的抗战题材影片。这次尝试不仅拓宽了团队的创作边界，更让观众看到了金牌创作班底突破自我的无限可能。

肖战在本片中的表演堪称他从影以来最佳，是一次彻底“丢掉偶像包袱”的尝试。粗布衣衫、灰头土脸的造型，以及大量南京方言台词的使用，都显示了他转型的决心。

片中，莫得闲绝望的呐喊、悲愤的泪水，展现了他演技的提升。不过，表演的层次感和爆发力仍有提升空间。

《得闲谨制》在匠心和匠气之间分寸把握的略显失衡，使得其并不完美，但这份不完美本身，也是国产电影在艺术表达上探索的一部分。

来源：洞察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