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核心发展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在上海摄制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影片。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核心发展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在上海摄制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影片。

2025年12月7日 上海珍档

这些左翼电影成为反映时代进步呼声的独特光影艺术，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当年那些电影人为何纷纷选择上海？

加入三大电影公司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题材大多是武侠、恋爱、伦理之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对此类脱离现实的影片渐失兴趣，传统的电影票房惨淡，题材亟需更新。

1931年9月，“剧联”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特别关注到电影的宣传鼓动功能，并指明了努力方向：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1932年6月，在中共中央文委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是否要派人去明星影片公司，有人表示反对，有人则支持。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洪深，邀请左翼作家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人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此前尚未有党员涉足电影界。主持会议的瞿秋白最后作了结论，说：“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瞿秋白还提醒他们要特别当心，不要性急，不要暴露，保存力量，培养干部。

《上海二十四小时》电影说明书

1933年2月9日，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正式开始。3月，夏衍、钱杏邨、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成立中共电影小组，这五位都是中共党员。

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首开新风，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参与电影创作，成立了由郑正秋、洪深、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五人组成的编剧委员会，负责电影剧本创作与修改。五人中，郑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则是中共派驻电影界的重要代表。随后，阳翰笙、聂耳等左翼人士加入有“新派”之称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许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等左翼人士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在短时间内，上海的明星、联华、天一等三个较大的电影公司都有了共产党的力量。

从外行变成内行

涉足电影界之初，左翼人士“为了站住脚”，首先要熟悉电影业务。夏衍追忆说，那时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又没有内行人可以商量，报刊也很少谈到这门学问，就自己来说，主要是通过看电影来学习的。夏衍在一篇影评中自称为“电影学徒”，经常坐在电影院里，拿着小本、秒表、手电筒。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段戏或一个镜头演完后，自己用秒表算几秒钟或几分钟，记下一个镜头的长度，然后逐一研究每一个镜头，从而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

司徒慧敏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写电影评论，甚至有时从电影院发的电影说明书中抄录一段故事梗概，用速写勾画出电影中的布景构图、镜头画面构图和人物动态。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后，他放下身段，亲自到电影院去学习镜头的编辑方法。当时，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爱普罗”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夏令配克”电影院从清晨到半夜，一场接一场连续放映同一部影片，观众也是买一次票可以连场看下去，场内既不对号，也可以在放映当中进场和退席。“当我发现某一部影片有可学习的地方时，只要有时间就上这两家影院去，带着面包从早到晚地反复看、反复记录。这种影院就是我们当时很好的电影学校。”“这些艰苦的，也许是笨拙的学习，我看对我们倒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学习电影剪接手法，他和放映这些影片的管理人和放映师商量好，每天电影散场以后，在放映室的倒片台上，一本本、一段段，有些地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把画面构图，镜头的编辑次序，甚至把呎数、格数记录下来。

除了看电影，夏衍还和有经验的编剧、导演交朋友，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亲自到摄影现场看拍戏，当一个临时“场记”的角色。“在大约两年的时期内，对我自己来说，下了一点苦功，才初步掌握了编写电影剧本的基本规律。”

《狂流》的电影广告

创作电影剧本，是中共电影小组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左翼电影人打开局面的主要“武艺”。虽然在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前，夏衍、钱杏邨、郑伯奇等人都没写过电影剧本，但凭借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甫进明星公司就带去了先进的电影剧本理念。当时，明星公司拍电影没有剧本，只有故事梗概，他们帮助导演写剧本。夏衍和程步高合作的第一部影片《狂流》，在已有故事的基础上，夏衍承担分场、加工的剧本编写工作，这样电影拍摄起来，相较之前进展快速很多。

《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唱片

为了进一步钻研，夏衍还学过剪接，应云卫拍摄《桃李劫》时，夏衍就帮他搞过剪接。程步高拍摄时，夏衍每天都去看，“看我所写的分镜头剧本，他是怎么拍的，一点点记下来。经过这样的学习和努力，使我渐渐从外行变成内行，与导演们有了业务方面的共同语言，取得了有关电影艺术创作的发言权。”

1933年是中国电影年

1933年3月5日公映的《狂流》是左翼电影运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较完备文学剧本形式的电影脚本，具有开创性意义。该影片编剧署名“丁谦平”，实则是夏衍，这也是夏衍受命进入电影界后建立的首功。

该片以1932年长江流域大水灾为背景，揭露农村阶级对立和抨击时弊。导演程步高前期带队亲赴武汉，摄录了大量真实的水灾镜头，再加以仿造的近景，拼在一起天衣无缝。通过运用蒙太奇、闪回等电影新技法，使电影镜头有了很大的改观。夏衍还巧妙地将进步的思想渗入进去，在无声影片中加进革命的对话，他自己戏称这是“撒胡椒面”。在《狂流》第六幕“堤边”，男主人只商量抗洪救灾事宜，银幕映出字幕：“顶可靠的就是我们自己！”此话既符合剧情的发展，又唤醒劳苦大众要改变命运。《狂流》因现实取材，被誉为“中国电影新的路线的开始”。

以此为起点，一大批新题材、新思想、新内容的电影作品，陆续登上银幕。1933年诞生了多部优秀的国产电影，是上世纪30年代整个电影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年。明星影片公司相继拍摄《压迫》《春蚕》《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堪称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艺华影片公司拍摄《民族生存》《肉搏》等影片，联华影业公司出品《天明》《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续故都春梦》等电影，天一影片公司制作《孽海双鸳》电影。

电影拍摄是时有危险的。田汉在艺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导，在拍摄《民族生存》时，由于没有摄影棚，许多场景是利用真实的地方拍摄的。田汉追述：“至今还记得在杨树浦一家缫丝厂拍过瑞姑们跟资本家进行罢工斗争的场面；也到龙华拍过监狱的场面。” 1933年3月18日，在随摄制组前往上海吴淞口拍外景的途中，田汉遭遇车祸而受伤昏迷。正是由于田汉的坚持，电影《民族生存》非常真实地展现了上海的城市街景和工厂面貌。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1933年中国摄制了66部影片，被誉为“中国电影年”。1934年1月，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中，对国产电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将1933年国产影片的主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帝国主义”，第二类是“反封建制度”，第三类是暴露现实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在第三类作品中，洪深称颂《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天明》《都会的早晨》，是电影中的“几颗强烈的炸弹”。

左翼电影人的首创之功

1934年，中共电影小组成立了电通制片公司，夏衍、田汉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吴印咸等人参加主要工作。该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四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堡垒。其中，《桃李劫》于1934年12月16日在金城电影院首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电影。其主题曲《毕业歌》由陈瑜作词、聂耳谱曲，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35年初拍摄的《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

1935年5月24日，《晨报》刊载《风云儿女》的公映广告

左翼电影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3年末，国民党政府出台电影管控政策，严苛的电影检查制度成为新兴电影发展的重要障碍。明星影片公司迫于政府压力，于1934年10月解聘了夏衍等左翼电影人。

左翼电影创作从编剧起步，锻炼了一支由编剧、导演、演员，乃至音乐、摄影组成的比较完备的左翼电影队伍。据夏衍等人确认，1932—1937年，共出品74部左翼电影。左翼电影的出现，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以商业潮流为主的导向，涌现了一大批反帝反封建的影片，使电影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任务”。追求进步的电影人在上海创作的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左翼影片，被作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作品载入史册。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王瑜明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