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过后，近日我对这部片子又看了一遍。我一直在想：吴石等英雄人物的舍生取义，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义”的精神烛照；谷正文等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则是对“义”的彻底背叛与沦丧。这一鲜明对比，不禁使我进一步思考：今日社会，“义”这一传统价值是否依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过后，近日我对这部片子又看了一遍。我一直在想：吴石等英雄人物的舍生取义，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义”的精神烛照；谷正文等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则是对“义”的彻底背叛与沦丧。这一鲜明对比，不禁使我进一步思考：今日社会，“义”这一传统价值是否依然珍贵，能否在时代的洪流中焕发新的生机？
一、“义”的内涵演变及其民族精神塑造
“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中的“五常”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内涵经历了从具体仪轨到抽象道德的哲学升华过程，深深嵌入到民族的精神基因，塑造了独特的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因此，“义”远非简单的“义气”所能概括，而是一个融合了伦理准则、价值理想与行动哲学的复杂观念体系。
“义”（義）字从“羊”从“我”，本意与威仪、善美相关，后引申为适宜、正当的思想与行为。其理论体系建构始于先秦时期。孔子将“义”提升为君子的根本品质，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确立了道德主体的价值优先性。孟子对“义”的内涵作更为清晰的辩证，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仁”为内在恻隐之心，“义”则是此外化于行的必然路径。他倡导“舍生取义”，当生命与道德原则冲突时，应选择后者，从而将“义”置于超越个体生命的至高地位。孟子的“义”更具社会批判性，其“民贵君轻”思想赋予了“义”强烈的正义色彩。
与孟子“性善论”下的内在扩充路径不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强调“义”需通过后天“礼”的规范来养成，即“隆礼贵义”，使“义”更接近于一套客观的社会规范与职业准则。法家则进一步将“义”工具化，主张“去私行公，任法不任智”，将“义”与国家法度绑定，虽显严苛，却强化了其规则性与普遍性。墨家则提出“义，利也”的独特观点，颠覆了儒家义利对立的传统，然而其所谓“利”乃“天下之利”，体现了平民阶层的实用理性与平等诉求。至此，“义”的内涵基本完备：它既是内在的道德律令，又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既关乎个体人格修养，又指向社会公平正义。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为“义”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注脚。关羽被尊为“武圣”，“屯土山约三事”“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等行为，完美诠释了其复杂情境下对承诺、情谊和原则的恪守，是为“忠义”之典范。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体现了臣子对托付之“义”的极致践行，成为“责任伦理”的楷模。季布“一诺千金”，司马迁笔下郭解、朱家等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则展现了底层社会对“信义”与“侠义”的尊崇。至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陆秀夫负少帝赵昺投海，以及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慷慨赴死，则将“义”的内涵提升至对民族、文化的忠诚，是为“民族大义”的最悲壮体现。
千年的理论阐发与历史实践，使“义”如同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价值观。它培育了中国人“原则至上”的道德情操，使人们在利益诱惑面前，内心保有“该不该”的尺度，追求精神层面的“心安理得”，并奠定了“集体优先”的导向与深厚的“责任伦理”，强调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义务，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义”涵养了“重信守诺”的社会信任基石，为中华文明的有序运转提供了无形纽带。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套“崇敬英雄”的历史记忆与评价体系，那些承载“忠义”“仁勇”“民族大义”的英雄被世代传颂，深刻影响着民众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二、《沉默的荣耀》中的“义”德表现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选择潜入黑暗，不是为了逃避光明，而是为了守护黑暗中那簇微弱却坚定的火种。《沉默的荣耀》所展现的，正是以吴石为代表的隐蔽战线英雄们在无声世界中用生命践行“义”之壮丽诗篇。他们的“义”，早已超越了江湖义气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融合家国情怀、理想信念与生命价值的至高品德，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影片深刻揭示了“义”的首要体现，即对理想信念的绝对忠诚——忠义。当吴石毅然放弃国民党高官，选择一条充满危险的潜伏道路时，他完成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体系的重构。有个细节令人动容：深夜，吴石独自焚毁可能暴露身份的那些文件，火光映照着他平静而坚定的面容。在这种平静背后，是对理想毫不动摇的坚守。他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生命抉择，是对民族解放事业的终极承诺。正是这种忠义，使他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孤军奋战，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如履薄冰，每一次与同志接头都可能成为永别。吴石深知，他选择的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命运——以隐秘的方式书写历史，以沉默的姿态捍卫光明。
在孤独而又危险的潜伏生涯中，“义”还表现为战友之间超越寻常情感的“情义”。这种同志之爱，在影片中通过多个细节得以彰显：当联络人面临暴露危险时，吴石冒着自身暴露的风险巧妙预警；当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他只能在深夜独自咀嚼悲痛，天亮后继续以冷静的面貌应对敌人。有一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吴石与另一位潜伏人员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擦肩而过，没有用眼神交流，没有用言语沟通，却在瞬间完成了情报传递。这种默契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是超越个体生命的高级情感形态。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不知姓名，不识面貌，却能在关键时刻以生命相托。这种在残酷斗争中凝结的情义，甚至比血缘更为牢固，比爱情更为坚贞。
更为深刻的是，影片中英雄人物的“义”最终升华为自觉地对历史负责的“大义”。他们的视野超越了个人得失甚至党派立场，而投向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吴石在审阅文件时，思考的不仅是一次战役的胜负，更是战争结束后这片土地的命运；他在传递战略部署时，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和平。这种历史自觉，使他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清醒，在危险环境中保持定力。当个人情感与组织纪律冲突时，当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矛盾时，吴石总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选择。他的每一次决策，都不只是战术性地应对，更是对民族前途的负责任态度。
最震撼人心之处是，影片细腻刻画了四位英雄在生死关头的最终抉择，将“义”的内涵推向了极致。吴石在身份暴露后，放弃个人逃生机会，坚守岗位处理善后，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最终从容赴死，体现了“忠义”与“信义”的完美统一。聂曦作为吴石的副官，选择与战友共进退，受尽酷刑仍大义凛然，临刑前面带微笑、昂首挺胸，展现了“情义”与“勇义”的豪侠气概。陈宝仓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明知危险却临危受命，最终壮烈牺牲，诠释了军人舍生取义的责任担当。朱枫作为四位英雄中唯一女性，她的“义”更显坚韧与崇高，在狱中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始终严守秘密，宁死不屈，试图吞金自尽以保全气节，体现了“节义”的悲壮与伟大。
这四位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支撑个体生命完成精神超越、实现永恒价值的终极力量。他们的“义”，如暗夜中的惊雷，震撼了当时，照耀着后世。
值得注意的是，《沉默的荣耀》并未将英雄“神化”，而是真实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有恐惧，有犹豫，有对家人的思念，有对平静生活的向往。正是这种“人性”底色，使他们的“义”更加真实可贵。吴石在深夜想起远方的家人时眼中的柔情，面对同志牺牲时强忍的悲痛，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英雄不是没有软弱的“超人”，而是战胜了软弱的凡人。他们的伟大不在于没有恐惧，而在于明知恐惧却依然勇毅前行。这种在极端环境下对“义”的坚守，是对人性可能性的极大拓展，也是对“义”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的最深刻诠释。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吴石等人的身影或许已模糊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他们用生命诠释的“义”却愈发清晰。这种“义”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不是一时一地的策略，而是穿越时空的品格。在喧嚣、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义”如同暗夜中的一束光芒，虽不耀眼，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荣耀往往隐藏在沉默的坚守中，最高的“义”往往表现在对功名利禄的超越上。这或许就是《沉默的荣耀》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三、《沉默的荣耀》中所反映的“不义”行径
《沉默的荣耀》通过刻画反面人物的“不义”行径，构建起与英雄群体崇高“义”德相抗衡的黑暗光谱。这些角色并非简单的脸谱化反派，而是各具特色的“不义”载体，共同揭示了那个时代腐朽政权必然倾覆的内在逻辑。
制度性不义最深刻的危害在于其系统性扭曲。这一局面并非因某个人的道德沦丧，而是整个权力机制将不义行为合理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当制度本身将猜忌奉为准则，将迫害美化为“忠诚”，所有参与其中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影片中，审查、监禁、刑讯这一整套精密运作的国家机器，使得每一个齿轮都在“奉命行事”的自我欺骗中，消解了个人的道德负罪感。这种制度性不义比个体作恶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力，因为它让非正义戴上了“必要之恶”的堂皇面具。
情报头目谷正文是这种“制度之恶”的典型代表。他的不义深藏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外衣之下：笔挺的中山装、文雅的谈吐、对古典权谋的娴熟运用，无不彰显其身份特征。在一场内部审查戏中，他端坐办公桌后，灯光将他的面容分割成明暗两半。他一边把玩古董印章，一边用近乎温和的语气向颤抖的下属发问。这种表面冷静的质问，实则是将系统性迫害包装成了“必要之恶”的冷酷计算。当他以“组织纯洁”为由将自己的同僚送入牢房时，脸上甚至掠过一丝惋惜。谷正文的“不义”在于，他将自己的智慧与冷静完全奉献给了一个畸形的制度，成为吞噬人性机器的精密齿轮。
变节者庄阿臣则展现了“背叛之恶”的悲剧性。影片通过揭示他原本是一位热血青年，使其堕落的过程更显深刻。被捕后，敌人并未立即施以重刑，而是通过水牢的黑暗寒冷、虫鼠噬咬等进行精神摧残。在他濒临崩溃时，一顿美餐和关于家人“被妥善照顾”的消息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写镜头中，庄阿臣污浊的脸上双眼涣散，按手印时颤抖的手指和混着泥水的泪水，昭示其不仅是肉体的投降，更是灵魂的缴械。他的背叛不仅切断了多条联络线，更玷污了信仰本身，成为“不义”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个篇章。
而腐败的台工委书记老郑，则是“腐败之恶”的生动写照。在灯火辉煌的宴会上，他举着酒杯游刃于宾客之间，桌上摆着前线将士一年都吃不到的山珍海味。他品着美味、打着饱嗝向同僚抱怨，镜头另一面却是城外饥民遍野的悲惨场景。这种在民族危亡之际醉生梦死、中饱私囊的行径，使其“不义”显得尤为刺目。
这三种“不义”并非孤立存在：谷正文构建的恐怖氛围催生了庄阿臣等的背叛，而以老郑为代表的腐败投敌，正是谷正文之流能够肆意妄为的土壤。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恶性生态体系。影片通过这组有血有肉的反派群像，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当制度纵容谷正文式的冷酷计算，当环境逼迫出庄阿臣式的背叛，当腐败投敌如老郑大行其道，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已然从内部宣告了死刑。
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的是，这些角色的“不义”往往戴着“忠诚”“务实”甚至“无奈”的面具。谷正文自诩为组织纯洁的守护者，庄阿臣的背叛被包装成“不得已而为之”，而老郑则将贪腐行为美化为“各方打点”。这种对“不义”的合理化叙述，比赤裸裸的邪恶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力。
《沉默的荣耀》通过这些反面形象的刻画塑造，不仅为英雄的“义”提供了黑暗的对照背景，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历史病理学解剖。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溃败往往始于其价值体系崩塌，当“不义”被系统性地合理化、常态化时，再强大的外表也难以掩饰其内在的腐朽堕落。正是在这重重“不义”的映衬之下，吴石等人所秉持的那份“义”才愈发显得珍贵，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芒，虽然微弱，却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最终方向。
四、余论
“义”这一源自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价值，历经先秦诸子的哲学锤炼与历代志士的躬身实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兼具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个人操守与集体伦理的文化基石。新时代，我们亟须对“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重焕生机。传统中的“义”常与个人情谊相连，今天则应注入法治精神与公共意识，使其从“江湖义气”升华为以公平正义为内核的“社会公义”。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提倡在关键时刻“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在法律框架内维护正义。同时，在职业领域，“义”体现为爱岗敬业、廉洁奉公的责任伦理，如医生的仁心、教师的师德、公务员的担当，都是“义”在当代的具体实践。
同时，“义”的践行方式也需从崇高的“舍生取义”拓展至日常的“微义举”。通过完善的志愿服务体系、诚信制度建设，将助人为乐、守信重诺融入生活常态，使“义”从英雄壮举转化为每个人可及的“举手之劳”。在教育传播上，应摒弃说教，借助影视、文学等多种媒介，塑造真实可感的“义者”形象。通过展现平凡人在岗位上的忠于职守，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义”的当代价值。
总之，让“义”真正“活”在当下，关键在于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成为构建人们精神家园、激发社会担当的文化源泉。唯有实现这种活化传承，“义”才能继续滋养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
来源：红色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