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了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唤，一声比一声凄厉，好像要把整个夏天都给喊哑了。

1983年的夏天，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知了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唤，一声比一声凄厉，好像要把整个夏天都给喊哑了。

我叫陈皮，那年十三岁，不上不下，半大不小，正是猫狗都嫌的年纪。

我爸在红星机械厂当钳工，我妈没工作，街道糊纸盒的零活儿，一个月下来，也能换几斤肉票。

我们家住在城南的杂院里，三间瓦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可那是我家。

那天下午，太阳像个烧红的铁锅，倒扣在头顶上。

我刚跟院里的二强他们弹完玻璃球，输得只剩下一条满是破洞的裤衩。

汗顺着我的额角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二强抹了一把脸上的泥，神神秘秘地凑过来说：“陈皮，去看《少林寺》不？新上的片子，听说是拳拳到肉，真功夫！”

《少林寺》。

这三个字像一颗烧红的炭，一下子烙在我心上。

我们院里，凡是看过那部电影的半大孩子，走路都开始学着电影里觉远的模样，一蹦一跳，嘴里还念念有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我做梦都想看。

可我没钱。

我妈管钱管得严，一个礼拜给五分钱的零花，买一根冰棍就没了。

一张电影票，要两毛钱。

我眼巴巴地看着二强，他从兜里掏出两张崭新的两毛钱纸币，在我眼前晃了晃，得意洋洋。

“我爸给的。”

我咽了口唾沫，那口唾沫又干又苦。

“我不去，没意思。”我嘴硬，脚却像生了根一样挪不动。

“切，没钱就直说。”二强撇撇嘴，招呼着其他人，“咱们走，别理他。”

一群孩子呼啦啦地跑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像一根被太阳晒蔫了的狗尾巴草。

我回到家，屋里没人。

我妈估计又去街道开会了，我爸不到天黑不会下班。

屋子里闷热得像个蒸笼，只有那台老掉牙的座钟，在“滴答滴答”地响，敲得我心烦意乱。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北屋炕头上的那个饼干桶。

红色的铁皮桶，上面印着一个胖娃娃，笑得一脸灿烂。

那是我家的“金库”。

我妈所有的零钱、布票、粮票，都藏在里面。

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比刚才弹玻璃球输了的时候跳得还厉害。

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喊：去看吧，就看这一次！

另一个声音在骂我：陈皮，你敢！那是你妈攒着买白菜过冬的钱！偷钱是贼！要被抓起来“严打”的！

1983年，正是“严打”最厉害的时候，街上隔三差五就拉着一串剃了光头、挂着牌子的人游街。

我打了个哆嗦。

可是，觉远和尚耍棍子的样子，又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太帅了。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炕边，像个做贼的耗子。

我伸出手，指尖刚碰到冰凉的铁皮桶，又闪电般地缩了回来。

不行。

我坐在炕沿上，屁股底下像有针在扎。

大概过了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猛地站起来，豁出去了。

我对自己说，我就“借”两毛钱，等我长大了，挣钱了，我还给我妈十块，一百块！

我打开饼干桶的盖子，一股陈旧的、混着铁锈和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是一沓沓用皮筋捆着的毛票，还有一些散乱的钢镚儿。

我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我胡乱地抓了两张纸币，看都没看清面额，塞进裤兜里，然后飞快地把饼干桶盖好，放回原处。

我甚至还拍了拍上面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做完这一切，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窜出了家门。

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

风在耳边呼啸，好像是我妈在后面追着我骂。

我跑到电影院门口，才敢把手伸进兜里。

掏出来一看，手心全是汗。

一张崭新的一元大钞，还有一张皱巴巴的一元。

两块钱。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不是只想拿两毛钱吗？怎么会是两块？

在1983年，两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

够我们家一个星期的菜钱了。

我拿着钱，站在电影院门口，进退两难。

回去，把钱放回去？

可我已经出来了，二强他们肯定已经进场了。

而且，我怎么解释我突然又有了钱？

我把那两块钱攥得死死的，纸币的边角都快被我的汗给浸烂了。

最后，对电影的渴望，战胜了所有的恐惧和愧疚。

我走到售票口，声音都在发抖：“阿姨，买一张票。”

售票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两毛。”

我哆哆嗦嗦地递过去那张皱巴巴的一块钱。

她找了我八毛钱。

我捏着那张电影票和八毛钱，手心滚烫，像是捏着两块烧红的烙铁。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只有银幕上一道光。

我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电影已经开始了。

李连杰扮演的觉远，正在被师兄们欺负。

周围的人都在笑，在惊呼，在嗑瓜子。

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张被我留在家里桌子上的崭新的一元大C钞，和我妈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她要是发现钱少了，会怎么样？

她会打我吗？

肯定会的。

我爸呢？我爸会不会用他那双焊电焊的大手，把我拎起来，扔到大街上去？

我越想越怕，电影里打得再热闹，我也感觉不到一丝兴奋。

我只觉得冷。

从脚底心一直冷到天灵盖。

好不容易熬到电影散场，天已经擦黑了。

夕阳的余晖把西边的天空烧成了一片橘红色，像是我心里的血。

我磨磨蹭蹭地往家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回家的路，从来没有这么长过。

我甚至在心里排练好了说辞。

如果我妈问我，我就说，钱是我在路上捡的。

对，就说是捡的。

她会信吗？

我不知道。

我拐进我们家那条熟悉的胡同。

胡同口，王奶奶正坐在小马扎上乘凉，摇着一把破蒲扇。

她看见我，眼神有点奇怪。

“陈皮，你……你可算回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腿都软了。

完了，我妈肯定已经在家等着我了。

我硬着头皮往里走，一边走一边想，是先挨顿打，还是先挨顿骂。

胡同不长，几十步就到了头。

我们家就在胡同的最里面。

我抬起头，看向我们家那扇熟悉的、刷着红漆的木门。

然后，我愣住了。

门没了。

墙也没了。

屋顶，也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砖头、瓦砾、断裂的木梁，还有被砸得稀烂的家具。

那台老座钟，歪歪斜斜地倒在废墟上，钟摆早就停了。

北屋炕头那个红色的饼干桶，被砸扁了，像一张可笑的鬼脸，咧着嘴嘲笑我。

我的家，没了。

就好像被人用一块巨大的橡皮，从这个世界上，硬生生地擦掉了。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只有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

叫得我心慌。

这不是真的。

我肯定是看错了，或者走错胡同了。

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

没错，这就是我们家的位置。

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在，树底下还有我昨天用粉笔画的“跳房子”的格子。

可家没了。

我疯了一样冲过去，扒开那些砖头瓦块。

“妈！爸！”

我声嘶力竭地喊。

没有人回答我。

只有砖块滚落的声音，和扬起的灰尘。

我的手被碎瓦片划破了，血流了出来，和泥土混在一起。

我不觉得疼。

“妈！爸！你们在哪儿啊！”

我哭了，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周围的邻居都围了过来，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这孩子，可怜见的。”

“下午刚拆的，人呢？”

“听说是被带走了。”

“造孽啊……”

王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陈皮，别喊了，你爸妈不在了。”

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死死地抓住她的手：“王奶奶，我爸妈呢？他们去哪儿了？我们家怎么了？”

王奶奶叹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同情。

“今天下午，厂里来人了，还有派出所的，说是你爸……你爸犯事儿了。”

“犯事儿了？”我懵了，“我爸能犯什么事儿？他就是个钳工！”

我爸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窝囊。

在厂里，别人分外快的工作他抢着干，评先进他永远没份。

在家里，我妈骂他，他从来不还嘴，就嘿嘿地笑。

他能犯什么事？

“具体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哪知道啊。”另一个邻居李大爷凑过来说，“就听见吵吵嚷嚷的，说你爸是‘严打’的对象，然后就把人给铐走了。”

“你妈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抱着你妹妹，被厂里的人用一辆解放大卡车拉走了，说是给你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我们问他们，你怎么办，他们说你出去玩了，让我们看见你，告诉你一声。”

告诉我一声？

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家没了，爸被抓了，妈也走了？

我的世界，在这一瞬间，彻底塌了。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人丢弃的垃圾。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如果我没有偷那两块钱，如果我没有去看那场该死的电影，我是不是就能跟妈和妹妹一起走了？

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一个人扔在这里？

是我。

都是我的错。

是我偷了钱，老天爷在惩罚我。

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死死地缠住了我的心脏。

天，彻底黑了。

邻居们叹着气，陆陆续续地散了。

只有王奶奶，给我塞了两个还热乎的窝窝头。

“孩子，先吃点东西吧。今晚，要不就上奶奶家挤一挤？”

我摇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吃不下。

我坐在废墟上，抱着膝盖，坐了一整夜。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地叫，在我身上叮出一个又一个的包。

我不觉得痒。

我只觉得，我的心，被掏空了。

第二天，天亮了。

太阳照常升起，胡同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

有人在倒痰盂，有人在生炉子，孩子们在追逐打闹。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我，和这一堆废墟，像两个不合时宜的怪物。

我饿得头晕眼花。

我想起了王奶奶给我的那两个窝窝头。

我从兜里掏出来，窝窝头已经变得又冷又硬。

我咬了一口，粗糙的玉米面剌得我嗓子疼。

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我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

我要去找我妈。

李大爷说，他们是被厂里的人拉走的。

那他们一定在厂里。

我爸的厂子，红星机械厂，我知道在哪儿。

我把剩下的一个半窝窝头揣进兜里，从地上爬起来。

我拍了拍身上的土，看了一眼身后的废墟。

我在心里说，爸，妈，你们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红星机械厂离我们家不远，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厂门口，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门卫，像两尊门神一样守着。

我不敢直接进去。

我绕到厂区的围墙边。

围墙很高，上面还插着碎玻璃。

我找了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棵大树，树枝正好搭在围墙上。

我爬上树，像一只猴子一样，敏捷地翻进了厂区。

厂区很大，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

工人们穿着油腻腻的工服，在车间里忙碌着。

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突然闯入的小不点。

我去哪儿找我妈？

李大爷说，是厂里给安排了新的住处。

那应该是家属区。

我凭着记忆，往家属区的方向走。

红星厂的家属区，是一排排红砖盖的苏式小楼。

比我们家那个大杂院，看起来气派多了。

可我一栋楼一栋楼地找，问了好多人，都说没见过我妈。

有个好心的大婶告诉我：“孩子，厂里最近没分新房子啊。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心一点点往下沉。

难道李大爷骗我了？

不可能啊。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我爸车间的张叔叔。

我赶紧跑过去：“张叔叔！”

张叔叔看到我，吓了一跳：“陈皮？你怎么在这儿？”

“张叔叔，我妈呢？我妈和我妹妹是不是被接到这里来了？”我急切地问。

张叔叔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压低了声音说：“陈皮，你听我说，你快走，别在这里待着。”

“为什么？我妈到底在哪儿？”

张叔叔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你爸……你爸出事了。”

“我知道，他们说我爸被‘严打’了。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不是‘严打’。”张叔叔摇了摇头，“前几天，车间里出了安全事故，死了人。你爸……你爸是当班的班长，厂里为了平息家属的怒火，就把责任都推到你爸身上了。”

我如遭雷击。

“我爸是被冤枉的？”

“嘘！小声点！”张叔叔紧张地看了看四周，“这事儿你别跟任何人说！厂领导下了封口令的。你妈……你妈已经被送回乡下老家了。”

乡下老家？

我妈的老家，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

我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要送我妈回老家？我们的家呢？”

“家……拆了。”张叔叔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愧疚，“厂里说，你爸犯了这么大的事，不能再占着厂里的地了。就……就让街道给拆了。”

原来是这样。

不是我偷钱的惩罚。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我爸成了替罪羊，我们一家，成了牺牲品。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

“陈皮，你听叔叔的，赶紧离开这儿。”张叔叔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塞到我手里，“这是叔叔身上所有的钱了，你拿着，去火车站，想办法回你妈的老家。你妈的村子叫……叫陈家沟。”

“你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

我捏着那几张带着体温的钱，点了点头。

“谢谢你，张叔叔。”

我没有再哭。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

我离开了红星机械厂。

我没有立刻去火车站。

我知道，张叔叔给我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买一张去陈家沟的火车票。

我得自己想办法。

我回到了那片废墟。

我的家。

我在废墟里，像一只寻食的野狗，不停地翻找着。

我想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

可家里的东西，要么被砸烂了，要么被埋在了最底下。

翻了半天，我只找到了几本被水浸湿了的书，还有我爸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搪瓷茶缸，上面磕掉了好几块漆。

天又黑了。

我饿了。

我把剩下的那个窝窝头吃掉，然后蜷缩在废墟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儿。

我白天在垃圾堆里翻吃的，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废弃的工棚里。

我学会了跟野狗抢食，也学会了躲避那些比我更大的流浪孩子的欺负。

我兜里那几张皱巴巴的钱，我一张都舍不得花。

那是我回家的希望。

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一个小饭馆的后门，等人家倒泔水。

我看到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盆剩菜走出来。

里面有半只没吃完的烧鸡。

我的眼睛都直了。

我冲上去，想从泔水桶里把那半只鸡捞出来。

结果被那个服务员一脚踹倒在地。

“滚！小叫花子！”

我趴在地上，闻着那股混杂着油腻和馊味的香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可我没有哭。

我只是默默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了。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坐在饭店里，点一整只烧鸡。

我要让我妈，我妹妹，都吃上烧鸡。

我开始想办法挣钱。

我去捡破烂，捡烟头，捡汽水瓶子。

一个汽水瓶子，能卖两分钱。

一天下来，运气好的话，能挣个一两毛。

离火车票的钱，还差得远。

有一次，我在街上捡瓶子，看到一个男人在街边摆摊，用三个碗扣一个球，让人猜。

猜中了，押一赔二。

很多人围着看。

我挤进去看了一会儿，发现那是个骗局。

那个摊主的手法很快，但他每次把球藏起来的时候，小拇指都会不自觉地翘一下。

我动了心思。

我身上，还有偷来的那两块钱里，剩下的八毛钱。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要不要赌一把？

赢了，我就有路费了。

输了……输了我就继续捡瓶子。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摊主的手。

等他又一次把碗扣下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球在中间那个碗里。

我把那八毛钱，全都押了上去。

“小孩，你可想好了？”摊主眯着眼睛看我。

我点了点头。

周围的人都看着我，有的人在摇头，觉得我疯了。

摊主笑了笑，掀开了中间那个碗。

空的。

球在左边的碗里。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完了。

我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摊主把我的八毛钱收进兜里，得意地笑了。

我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周围的人群渐渐散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朋友，想不想把钱赢回来？”

我抬起头，警惕地看着他。

他大概二十出头，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你是谁？”

“我叫周梁。”他笑了笑，“我看出来了，刚才那是个托儿。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把他们的钱赢过来？”

我没说话。

“你负责看，我负责下注。赢了，我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我还是不说话。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

“你不信我？”周梁看出了我的心思，“这样吧，下一把我先下注，你看着。如果我赢了，你就信我。”

下一局开始了。

我看到刚才那个赢了我钱的摊主，又把球藏了起来。

他的小拇指，又翘了一下。

球在右边的碗里。

周梁看了一眼我，我冲他使了个眼色。

他毫不犹豫地把五块钱押在了右边的碗上。

摊主的脸色变了。

他掀开碗。

球，赫然在碗底。

周梁赢了。

他拿回了十块钱。

他把三块钱分给了我。

我捏着那三块钱，手都在抖。

这比我捡一个月瓶子挣得都多。

“怎么样？合作吗？”周梁笑着问我。

我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和周梁，横扫了那条街上所有的赌局。

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负责看破绽，他负责下注和跟那些人周旋。

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一共赢了三百多块钱。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我们找了个小饭馆，周梁点了一桌子菜。

有烧鸡，有红烧肉，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感觉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周梁把一张“大团结”推到我面前。

“这是你应得的。”

我看着那张十块钱，摇了摇头。

“我们说好了，三七分。”我从那堆钱里，数出了一百多块钱，推了回去，“这些是你的。”

周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你这小孩，有意思。”

他把钱收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陈皮。”

“陈皮？中药名啊。”他笑了，“我叫周梁。你呢，接下来打算去哪儿？”

“我要去找我妈。”我把我的事，简单地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太危险了。”

“我不怕。”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这样吧，我正好也要去南方办点事，可以路过你老家那里，我送你一程。”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不该信。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我就是……觉得你这孩子挺不容易的。就当交个朋友。”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一起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又慢又挤，车厢里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味道。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受。

因为我知道，我离我妈，又近了一步。

周梁很照顾我，给我买吃的，给我讲故事。

他告诉我，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考上了大学，才留在了城里。

他说，人只要有本事，到哪儿都能活下去。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

在一个叫“鹰潭”的小站，周梁要下车了。

他给我买了一大包吃的，又塞给我五十块钱。

“陈皮，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凡事多动脑子，别跟人硬碰硬。”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湿。

“周大哥，谢谢你。”

“谢什么。”他拍了拍我的头，“以后有机会来广州，就来找我。”

他给我留了一个地址。

我把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火车再次开动。

我看着周梁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

但我不再害怕了。

从鹰潭转了一趟长途汽车，又坐了一段烧木炭的拖拉机，我终于在第三天的下午，到了陈家沟的村口。

这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

到处都是黄土和石头。

我按照周梁教我的，找人打听我妈的名字。

村里的人很淳朴，听说我是来找亲的，都很热情。

一个大叔指着半山腰的一座土坯房说：“刘翠莲家？喏，就在那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座房子，比我们家以前的瓦房，还要破败。

我的心，又揪了起来。

我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

离得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快。

我看到那座土坯房的门口，坐着一个女人，正在低头缝补着什么。

她的头发很乱，衣服上打着补丁。

她旁边，一个小女孩正在玩泥巴。

是妈妈！是妹妹！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跑过去，声音都变了调。

“妈！”

那个女人猛地抬起头。

她的脸，比我记忆里苍老了许多，眼角多了好几道皱纹。

她看着我，愣住了，好像不认识我了。

“妈！是我！我是陈皮啊！”

我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

我把这一个多月的委屈、害怕、愤怒，全都哭了出去。

妈妈的身子，一开始是僵硬的。

然后，她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我。

她的手，很粗糙，像老树皮。

“陈皮……我的儿啊……”

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她也哭了。

我们母子俩，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

妹妹被我们吓到了，也跟着“哇哇”大哭起来。

哭了很久，我们才停下来。

妈妈拉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好像要在我身上看出几个洞来。

“你这孩子……你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妈快想死你了！”

她说着，扬起手，想打我。

但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最后，只是轻轻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瘦了，黑了。”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

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个男人。

是我的舅舅。

他看到我，也是一脸惊讶。

“陈皮？你小子怎么找来的？”

晚上，舅舅家杀了唯一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给我接风。

饭桌上，我才知道，那天我去看电影，我妈在家等我，等到天黑都没等到。

她以为我被拐走了，急得快疯了。

就在这时候，厂里和派出所的人来了，说我爸是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要逮捕他。

然后，就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拆了。

我妈一个女人，带着我妹妹，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厂里的人，连夜把她们母女俩塞上卡车，扔到了回乡的火车站，给了二十块钱，就不管了。

我妈身无分文，只能带着妹妹，一路乞讨，回到了娘家。

“你爸……你爸他……”我妈说着，又开始掉眼泪。

“妈，我知道了。”我打断了她，“爸是被冤枉的。”

我把张叔叔跟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舅舅听完，一拳砸在桌子上。

“欺人太甚！”

舅妈在一旁唉声叹气：“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人家是大厂子，我们是泥腿子，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是啊。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捏紧了拳头。

那顿饭，我吃了很多。

我要把身体养好。

我要长大。

长得比所有人的大腿都粗。

我在舅舅家住了下来。

舅舅家也很穷，多了一张嘴，日子更紧巴了。

我每天跟着舅舅下地干活，割猪草，放牛。

我什么都学，什么都干。

我从来不喊累。

村里的人都说，刘翠莲家这个外甥，是个能吃苦的好娃。

我妈看着我，总是偷偷地掉眼泪。

我知道，她在想我爸。

我也想。

我常常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起我爸那双粗糙的大手，想起他背着我去看灯会的样子。

我把周梁给我的地址，还有剩下的钱，都藏得好好的。

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希望。

半年后，村里来了个邮递员，送来一封信。

是厂里寄来的。

信上说，我爸因为“生产事故责任罪”，被判了十年。

十年。

我妈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她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陈皮，你爸他……他这辈子毁了……”

我没有哭。

我只是对她说：“妈，你放心，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把爸接回来。”

从那天起，我干活更卖力了。

我把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化作了力气，用在了地里。

我要挣钱。

我要去城里。

我要去找那个叫周梁的大哥。

我要学本事。

又过了一年。

1985年的春天。

我已经十五岁了。

因为常年干农活，我的个子蹿得很快，人也变得又黑又壮，看起来像个大人了。

我跟我妈说，我要出去。

我妈不同意。

“你才多大？出去了能干啥？被人骗了怎么办？”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爸还在等我们。”

我妈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的眼神里，有不舍，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最后，她点了点头。

“去吧。”

她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我当初带回来的那些钱，还有她这两年攒下的几块钱。

“把钱带上，路上小心。”

我跪下来，给她磕了三个头。

“妈，你和妹妹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走了。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再一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了迷茫和恐惧。

只有目标。

我要去广州，找周梁。

我要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城市，闯出一条路来。

为了我爸，为了我妈，也为了那个被夷为平地的家。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如果我没有偷那两块钱，如果我没有去看那场电影，我的人生会是怎样？

也许，我还会是那个在胡同里弹玻璃球的半大孩子。

也许，我们一家，还会挤在那三间又破又小的瓦房里，过着清贫但安稳的日子。

可是，没有如果。

那场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只看懂了打打杀-杀。

而现实这场电影，我却用了两年，甚至要用一辈子，去读懂它的残酷和沉重。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电影票。

《少林寺》。

票根的背后，是我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下的几个字：

“家没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把那张票根，撕得粉碎。

然后，我打开车窗，让那些碎片，随着风，飘向了不知名的远方。

再见了，陈皮。

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新的名字。

来源：笑到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