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部杰作，今天重温

摘要：丹尼尔是一位曾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这位同样来自南美小镇的文学家笔下也有一座以故乡为原型的架空小镇——萨拉斯，他毕生都在诉说这座自二十岁后便再未踏足过的小镇上的故事。

文｜路西法尔

本文曾发表于虹膜电子杂志第94期。

一

「我这辈子最值得称道的事就是逃离了那个地方，我书中的主人公永不离开，我也永不回去。」阿根廷与西班牙合拍影片《杰出公民》的主人公丹尼尔·曼托瓦尼这样说。

丹尼尔是一位曾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这位同样来自南美小镇的文学家笔下也有一座以故乡为原型的架空小镇——萨拉斯，他毕生都在诉说这座自二十岁后便再未踏足过的小镇上的故事。

文学家对故乡的感情总是格外复杂，交织着爱恨难分的情绪，例如中国人最熟悉的鲁迅，他最杰出的小说都发生在「鲁镇」上，而鲁迅本人自1919年之后便再没有回过绍兴老家，即使他晚年就居住在与绍兴相距仅一百多公里的上海，一住就是十年也从没有动过归省的念头。

愤世嫉俗的作家总是不善和现实相处。鲁迅曾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

《鲁迅》

虽然从本片中我们无从得知丹尼尔创作的本来面目，但可借片中角色之口做出推测。在领取诺奖时丹尼尔的感言桀骜不逊：「这一奖项也说明，我的作品符合评审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国王的口味和需求。」在满怀妒意的罗梅罗博士口中，丹尼尔是蓄意抹黑故乡的「叛徒」、「懦夫」，「把咱们当牲口和变态一样看待」，稍微纯良一点的乡里则疑惑地问：「为什么您不多描写一点美的东西？」可见丹尼尔的文学立场与鲁迅之间隐隐地有相通之处。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学与故乡间的矛盾？导致作家与故乡隔膜的责任往往被归咎于故乡一方的麻木、落后、守旧、狭隘；作家一方往往被刻画得孤僻、无奈的启蒙者，怀揣着诗意的乡愁却无人理解，知识分子对故乡的表述常常变成简单的二元对立。

文字与影像的表达无疑都是一种权力，运用不当时甚至是一种暴力，《杰出公民》的两位导演对此显然有着充分的估计。

影片采用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无论是诺贝尔奖颁奖现场还是萨拉斯的街头，都一视同仁的粗粝真实，丹尼尔的豪宅并不比萨拉斯的民居显得更加华丽。

除了饰演主人公和主要配角的奥斯卡·马丁内兹与达迪·布列瓦之外，影片中的大部分角色都由业余演员扮演——一切努力都是试图在知识分子和故乡之间做到平衡。

影片的结尾更安排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丹尼尔在新书发布会上对着记者露出胸膛，一道伤疤赫然在目：「看看这道疤，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这是手术造成的？还是骑自行车摔倒造成的？还是枪伤？」之前所有关于故乡的故事归结为所有可能的表述中的一种，这便从创作的角度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单一话语的权力属性。

这便是我对《杰出公民》的最初理解。

二

直到我读了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才意识到这种「启蒙主义式」的解读还是太先入为主了，带入了太多中国式的「后文革」印记。

齐格蒙特祖籍波兰，后又因政治原因而先后迁往苏联和英国，并最终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在《全球化》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拥有『全球流动权』已被提升为当今阶层划分要素的首要位置。」

随着信息交流和交通手段的发达，人类越来越脱离时空的限制，而冷战的结束又扫除了地缘政治上的全球化阻碍，时空距离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越来越不是不是问题。

然而「全球流动权」在社会全体成员间的分布却并不是平等的：对于精英分子来说，全球化意味着把他们「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预示着史无前例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无视物质的障碍，享有闻所未闻的远距离移动和行事的能力」。

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晋升到这一精英阶层的人来说，别人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却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空虚。「当今之世，有些人可以随心所欲撤离任何地方，而其他人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所居住的唯一地区从他们脚下移开。」

这一趋势一点也不难理解：只要看一看有多少权贵名流悄然把国籍改换成外国就一目了然。然而全球大分化的后果却是复杂而深远的。在《杰出公民》中，主人公丹尼尔无疑就属于精英阶层，他虽然生长南美小镇却长期旅居欧洲，拥有世界级的声誉，是举世瞩目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

在返回萨拉斯之前，观众们已从丹尼尔的助理口中得知世界各地的大学、政府和图书馆等公立机构都在向他敞开大门，他属于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康德在1795年最初提出了这个概念时，「世界公民」意味着超越狭隘的地方立场去追求适合人类整体的价值，而在今天，这个词如字面所言意味着享有全球流动的权利。

而萨拉斯镇的居民来说无疑属于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掉队的一方：他们被牢牢束缚在这块与世隔绝狭小的土地上，无论情愿以否都必须日复一日重复着死气沉沉的生活。在影片中丹尼尔最忠实的粉丝要数茱莉亚，她和偶像上床的动力就是「我想离开这破地方，我不想一辈子耗在这里，过我老妈那样的苦日子。」

「『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一定差别是前者可以把后者甩在后面，而不是相反。当代城市是反向种族隔离之所：有能力者纷纷逃离那些肮脏污浊之地，而没有能力移居者只能固守那些污秽之处……在华盛顿，在房屋市场无歧视可言。不过，沿西部的十六街和西北部的波托马克河有一条无形的界线。那些被抛弃到后面的人倒很明智，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边界两边根本没有交流。生活经历是如此地迥异不同，即使两边居民真的相遇并驻足交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间能谈些什么。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狮子开口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它们。』」齐格蒙特如是说。

大作家与乡民无法沟通只是表象，言语鸿沟的实质是全球与本土的鸿沟，两个世界、两种精神既无交流的能力，也无交流的渴望。

讽刺的是，丹尼尔之所以狼狈不堪完全是因为他走错了地盘，倘若不是他心血来潮回乡领受「杰出公民」勋章，父老乡亲本该继续以他为荣下去。

三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主人公丹尼尔与故乡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诺贝尔奖得主究竟作了什么才激怒了生养他的小镇？

表面上看丹尼尔被逐出小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萨拉斯的居民本来就对他的文字缺乏共鸣，他们只是天真地相信了自己就是丹尼尔笔下的角色，再受了罗梅罗博士的挑唆后，镇民们便相信丹尼尔在书中对他们又做了大量恶毒的歪曲以讨好「欧洲人」，于是对他群起而攻之。

而丹尼尔招惹上罗梅罗博士的原因则是没有在绘画大赛上相中这位当地名流的得意之作；二是丹尼尔和旧情人艾琳以及艾琳的女儿茱莉亚的暧昧关系令自己引火上身。

艾琳的丈夫安东尼奥本是丹尼尔的儿时玩伴，丹尼尔离开小镇后他便娶了艾琳。当他刚回到小镇时算得上是对他最为热情的人，却也不时地流露出醋劲儿和敌意。以上两个原因，无论哪一个都指向了嫉妒。

问题是仅仅是罗梅罗和安东尼奥两个人直接有嫉妒丹尼尔的理由，可是弥漫在整座小镇空气中的嫉妒又怎样解释呢？更奇怪的是为何丹尼尔本人也对现实中的故乡怀有奇怪的内疚——既然他以逃离萨拉斯为豪，那么他这种愧疚又从何而来？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无意间和初恋情人的女儿上了床或拒绝了残疾青年买轮椅的要求所带来的。丹尼尔的愧疚爷不应该被曲解为罗梅罗博士拙劣的阴谋论：他把故乡的见闻改头换面，以一种扭曲而夸张的方式贩卖给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丹尼尔说过自己创作的源泉是想象，如果认为诺贝尔奖得主尚需依赖写生素材来创作，未免太小看文学的构思了。对一个大作家来说，这种愧疚更加神秘，更富有本体论意味。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虚构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本来是两个世界，就如同丹尼尔所生活的世界和萨拉斯居民所生活的世界一般泾渭分明，而且这两个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并没有交流的必要。

当两个世界的边界被打破时，真正令人不适的并不是作家的虚构歪曲了现实故乡的样子，而是现实的故乡正像虚构一样荒诞，甚至比虚构更荒诞。

就如同丹尼尔正在当地电台上接受采访，主持人突兀地插入了一段饮料的广告，在作家看来这当然是毫无常识的粗鲁举动，然而这种反常识对于萨拉斯人来说却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常识」。这一刻，丹尼尔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无法融入这片土地了。

他绝非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攻击萨拉斯，是萨拉斯自己出卖了自己，可是萨拉斯人自己却对此浑然无知，这种无知也成为了萨拉斯扬名世界的理由。

作家的羞愧来自「外面」世界的规训，来自对于「人应当怎样生活」的期待，一句话，来自他的世界公民身份。别看丹尼尔在领受诺贝尔奖时表现的愤世嫉俗，但他也同样深受普世文明的规训。

齐格蒙特认为全球化创造了「旅游者」和「流浪者」两种人，前者就是自由自在享受全球化之利的「世界公民」的别名，后者则是被动卷入全球化的本地人的别名，前者自由自在，后者颠沛流离。流浪者是旅游者的噩梦，又是旅游者的必要补充，流浪者的景观化为旅行者增添了额外的乐趣：「流浪者的命运越不鲜美可口，旅行者的旅程就越美味芳香。流浪者的处境越糟，做个旅行者的自我感觉就越好。要是没有流浪者，旅行者倒还得创造他们一些出来呢……」

齐格蒙特的观点乍听起来太过偏激，然而就像萨拉斯人投向丹尼尔的目光中难免惨杂着嫉妒，丹尼尔投向故乡的目光中难道没有一丝庆幸？嫉妒和羞愧正是两个阶级的居民突然意识到越界后的不同反应。

贫穷带来嫉妒，富有带来羞愧，然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不是「原罪」，「原罪感」本身正是被各自身处其中的文明规训的后果。《杰出公民》最杰出的地方就是将这种双方理智情况下绝不会坦然承认的罪恶感展示出来。

四

在罗梅罗博士的策划下，萨拉斯的居民发动了一场迷你的地方抵制运动，驱逐了丹尼尔。这让萨拉斯越来越接近当今世界的缩影：

「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世界公民，你就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保守党大会上如是说，台下的听众对她的发言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她的前任卡梅伦因脱欧派在公投中胜出而引咎辞职，此次公投也拉开了最近一轮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回潮的序幕。面对咄咄逼人的独立党，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原本对留欧持中立态度的梅首相一步步改弦更张，「硬脱欧」的调门也一日高过一日。

比起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胜选对于全球化的冲击更大，分析者普遍把这场史上最具争议的大选结果归因于铁锈区白人蓝领阶层的报复。

选民的分布清晰地呈现出了美国经济的分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移民众多的城市化地区倾心民主党的开放政策，而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任何好处却不得不承担全球化的后果的共和党选民却情愿把票投给有史以来最夸夸其谈的候选人，因为他承诺给这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全球化进程踩一脚急刹车。

大西洋两岸的同时刮起的民粹主义风暴清楚地证明了当今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一半人认为全球化是互利的，要求这个世界更加流动开放；另一半人则把全球化看作一场零和游戏，要求国家首先保卫本土，赞同与反对全球化的人恰好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民粹主义又一次撕碎了普世主义的玫瑰色梦想，却无法从根上制止全球化的扩张。民粹主义的兴起折射的是全球化运动的黑暗面，发达国家抬高移民门槛阻止不了拥有全球流动权的超级精英阶层的大迁移，只会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化趋势。

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勃发期不同，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恰恰是民族国家普遍衰落的结果，新一轮民粹主义运动的主题并不是不同民族间的群体对抗，而是作为群体的民族与个体间的对抗。

遗憾的是，作为一门技术、资本与意识形态高度结合的艺术，电影并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如《杰出公民》一般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影片很大程度上多半并非自觉为之，自由主义所热衷的多元平等叙事仍是将民族作为集体单位来表述的，好莱坞还在为不同人种间正面形象的分配而争论不休，刻板的理念使得当代电影越来越缺乏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