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的深圳，就是个巨大的工地，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尘土、汗水，还有钱。

我叫陈默。

1987年，我在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就是个巨大的工地，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尘土、汗水，还有钱。

我不是来挖土的，也不是来流汗的，我是来挣钱的。

我在罗湖口岸附近，弄了个摊子。

一张摇摇晃晃的折叠桌，一块不知道从哪个仓库捡来的塑料布，上面码着一排排录像带。

盗版的。

这玩意儿在当时，比猪肉还抢手。

香港那边刚上映的《英雄本色》，不出三天，阿强就能从他那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的渠道里给我弄来。

画质嘛，就别提了。

有时候画面里的人脸，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枪战的火光，糊成一团温暖的橙色。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封面上周润发穿着风衣，嘴里叼着牙签，那股劲儿，正宗。

这就够了。

我的顾客，三教九流。

刚下火车的民工，眼神里带着迷茫和渴望，花五块钱买一盘武打片，回去能在工棚的集体宿舍里当一晚上皇帝。

穿着的确良衬衫的“文化人”，小心翼翼地问有没有“内部参考片”，眼神躲躲闪闪，说的就是那些带点颜色的。

还有一些，是香港人。

他们过关来，买些便宜货，吃顿便宜饭，顺便，也来我这儿淘点“便宜货”。

他们精明，会砍价，普通话讲得半咸不淡。

“老板，这带子，影唔清嘎，平滴啦。”（老板，这带子，看不清的，便宜点啦。）

我通常会把眉毛一横。

“靓仔，一分钱一分货，想看高清的，去香港电影院嘛。”

他们也就笑笑，掏钱。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就算再便宜五毛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我这儿，有他们在香港电影院里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一些犄角旮旯里的欧洲文艺片，或者日本的黑白老电影。

这些是阿强弄来的“添头”，卖不掉，砸手里，纯粹占地方。

我把它们堆在桌子底下，有人问起，才懒洋洋地扒拉出来。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马路烤化。

我躲在遮阳伞下，用一把破蒲扇扇着风，汗水顺着脖子流，黏糊糊的。

生意清淡。

小兰在隔壁的凉粉摊，一边拿个小勺刮着冰块，一边冲我喊。

“阿默，过来吃碗冰粉，解解暑！”

小兰是湖南人，跟我一个省，但不同县。

她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盛满了蜜。

我应了一声，正准备起身，一个人影挡住了我的光。

他站在我的摊子前。

这人有点不一样。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麻衬衫，一条卡其色的裤子，脚上一双很旧但很干净的布鞋。

不像香港人那么时髦，也不像内地人那么土气。

大概四十多岁，头发有点乱，眼神很疲惫，但又很亮，像熬了几个通宵后，眼里还燃着一撮火苗。

他没说话，就那么站着，一盘一盘地看我那些录像带的封面。

从《倩女幽魂》看到《警察故事》。

我没搭理他。

这种人，要么是真懂行的，要么是纯闲逛的，催他没用。

他蹲了下来。

“老板，有没有……特别一点的？”

他的普通话，带着很浓的港腔，但又比我平时听到的那些要标准。

“什么叫特别一点的？”我懒懒地问。

“就是……不是这些的。”他指了指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封面，“不是打打杀杀，也不是男欢女爱。”

我心里“切”了一声。

装。

来我这盗版摊上找阳春白雪来了。

但我还是耐着性子，从桌子底下扒拉出那一堆没人要的“垃圾”。

“喏，这些，够特别了吧？”

一堆黑白封面，印着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洋文。

他眼睛亮了。

真的亮了。

就像在沙子里看到金子一样。

他一盘一盘地翻，很仔细，手指拂过那些粗制滥造的塑料壳，像在抚摸什么珍宝。

最后，他拿起一盘。

封面上，是一个男人穿着风衣，站在雨中的巴黎街头，黑白的，看不清脸。

片名是一串法文，底下有阿强用圆珠笔写的三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字。

《独行杀手》。

“这盘，讲什么的？”他问。

我哪知道。

但我不能说不知道，这是生意人的基本素养。

我想了想，把我看过的所有江湖片里的元素都揉了进去。

“一个杀手，很孤独，没朋友，没家人。接了个活儿，结果被人坑了，黑白两道都追杀他。最后，他把所有仇人都干掉了，自己也死在了一个教堂里。”

我胡诌的。

其实我连封面都没仔细看过。

他听得很认真，点了点头。

“说得好。”

他顿了顿，又问：“你看过？”

“当然。”我脸不红心不跳，“不好看我能进货吗？”

他笑了，是一种很轻的，带着点自嘲的笑。

“好，就要这盘。”

“十块。”我报了个高价。

这种“垃圾”，平时三块钱我都卖。

他没还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我。

“谢谢。”

他拿着那盘录像带，转身走了，背影有点萧索，融进了深圳下午晃眼的阳光里。

我捏着那张十块钱，感觉像是白捡的。

小兰端着一碗冰粉过来了。

“卖出去了？那堆破烂玩意儿？”

“碰上个怪人。”我说着，接过冰粉，一口下去，冰凉的甜意从喉咙一直爽到心里。

“什么样的怪人？”

“一个想在垃圾堆里找宝贝的怪人。”

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在1987年的深圳，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和事从你眼前流过，像河里的水，抓不住，也记不住。

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和城管斗智斗勇，他们一来，我就卷起塑料布和带子，撒腿就跑，那速度，不比刘翔差。

和阿强接头，他总是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某个小巷子里，从一个巨大的帆布包里掏出最新的片源，叮嘱我“小心点，最近风声紧”。

和隔壁摊的“猫哥”抢生意，他卖的也是盗版带，价格比我低五毛，我俩经常为了一个顾客，用眼神互相厮杀三百回合。

还有，和小兰一起吃夜宵。

收摊后，我们会在街边的大排档，点一盘炒牛河，两瓶啤酒。

她会说起家里的弟弟妹妹，说要多挣点钱，寄回去。

我会吹牛，说等我攒够了钱，就去华强北开个正经的音像店，带空调的那种。

她就托着下巴，笑着看我。

“阿默，你别卖那些带子了，不正经，还危险。”

“不正经的才来钱快。”我说。

“那你攒够了钱就收手，好不好？”

“好。”

我答应得干脆，心里却没底。

钱，像海绵里的水，看着多，一挤就没了。

房租，给阿强的货款，寄回家的生活费，还有偶尔被城管没收的“罚款”。

开音_像店的梦想，就像挂在天边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深圳的楼越盖越高，我的摊子还是那张折叠桌。

香港的电影明星换了一拨又一拨，我的录像带封面也跟着换。

唯一不变的，是空气里那股躁动不安的气息。

每个人都急匆匆的，好像慢一步，就会被这个时代抛下。

大概过了一年多，快到89年了。

那天，阿强又来找我。

他的脸色比平时更凝重。

“阿默，这批货你拿着，我可能要出去躲一阵子。”

“怎么了？”

“上头要搞‘大扫除’，我那个仓库，被人盯上了。”

我心里一沉。

阿强是我的上家，他要是倒了，我的生意也就断了。

“严重吗？”

“不好说。”他把一个沉甸甸的包塞给我，“这里面的货，你先卖着，别说是我给的。钱也别急着给我，等我回来再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了声音。

“记住，万事小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说完，他就钻进人群，不见了。

我提着那个包，感觉像是提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那段时间，风声鹤唳。

街上穿制服的人明显多了，猫哥的摊子被抄了，人也被带走了，据说要罚一大笔钱。

我不敢再出摊。

每天把录像带藏在出租屋的床底下，心里七上八下的。

小兰看我这样，劝我。

“阿默，算了吧，把那些东西扔了，我们找个正经活儿干。”

“扔了？这一包货就是几千块钱，我拿什么扔？”我冲她吼。

吼完我就后悔了。

我看到她眼圈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声音软了下来。

“我知道你急。”她吸了吸鼻子，“可是我怕。”

我没说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

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我也怕。

我怕的不是被抓，不是罚款。

我怕的是，好不容易在这个城市扎下的一点根，就这么被连根拔起，然后变回那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穷小子，两手空空。

那种感觉，比死还难受。

我们沉默地抱了很久。

最后，我说：“小兰，等我把这批货处理完，我就不干了。我发誓。”

她点了点头。

为了处理掉那批货，我只能打游击。

背个包，在天桥上，在人来人往的地下通道里，像个做贼的。

“靓仔，要不要片子？最新的香港片。”

有人感兴趣，就拉到一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一个月。

我瘦了十斤，精神高度紧张，晚上睡觉都做噩梦，梦见自己被一群穿制服的人追。

终于，包里的带子越来越少。

还剩下最后几盘，都是些没人要的冷门货。

其中一盘，我印象很深。

是阿强当时非要塞给我的，说是一个日本导演拍的，叫什么《奏鸣曲》。

封面上，北野武一脸横肉，在海边沙滩上玩一个很幼稚的游戏。

“这玩意儿谁看啊？”我当时就抱怨。

“你不懂，这叫艺术。”阿强说得煞有介事。

结果，这盘“艺术”，就成了我最后的库存。

那天晚上，我揣着这盘《奏鸣曲》，在东门的老街上闲逛，想碰碰运气。

路过一家录像厅，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今日放映：《喋血双雄》”。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录像厅里烟雾缭绕，混杂着汗味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屏幕上，周润发和李修贤，白鸽飞起，教堂枪战。

我看着，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

我想起我卖给那个香港导演的《独行杀手》。

那个故事，也是一个杀手，最后死在教堂里。

艺术，真的就是这样抄来抄去的吗？

那我的生活呢？我的挣扎，我的恐惧，是不是也只是某个剧本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

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

他就坐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

侧脸，瘦削，头发还是有点乱。

是那个买走《独行杀手》的香港导演。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好像也刚从电影里缓过神来，慢慢地站起身。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他走出录像厅，在街边点了一支烟。

火光一闪，照亮了他那张疲惫却依旧有光的脸。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

“先生。”

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疑惑。

“你……是？”

“我卖录像带的。”我说，“在罗湖口岸。一年多以前，你从我这里买过一盘带子。”

他想了想，恍然大悟。

“啊，是你。那个法国片，《独行杀手》。”

他居然还记得。

“对。”我点了点头，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我手里还捏着那盘《奏鸣曲》，手心全是汗。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

“随便逛逛。”我撒了个谎，“你呢？你也喜欢看这种电影？”

他笑了。

“我是拍这种电影的。”

“哦。”我应了一声，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们俩就这么站在嘈杂的街边，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那盘带子，很好。”他说。

“是吗？”

“是。”他看着我，眼神很诚恳，“给了我很多灵感。”

我的心又是一跳。

“所以……你拍了一部新电影？”

“正在筹备。”他说，“一个关于杀手的故事。一个很孤独的杀手。”

我感觉喉咙有点干。

“他……他最后是不是死在教堂里？”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比上次更开怀。

“你怎么知道？”

我没说话，只是从包里拿出那盘《奏鸣曲》。

“这盘，要不要？”我问，声音有点抖，“也是讲一个很特别的杀手的故事。”

他接过那盘录像带，看了看封面。

“北野武。”他念出了那个名字，“我知道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十块。”我说。

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钱。

这次，他掏出来的是一张一百的港币。

“不用找了。”他说，“谢谢你的‘艺术’。”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拿着那盘《奏鸣曲》，转身走了。

我捏着那张一百块的港币，站在原地，很久都没动。

那晚之后，我把剩下的几盘带子都扔进了河里。

我去找小兰。

“我收手了。”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真的？”

“真的。”

我用那一百块港币，请小兰吃了顿好的。

不是街边大排档，是当时深圳最有名的那家海鲜酒楼。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安静。

后来，我用攒下的那点钱，加上跟亲戚借的，在华强北盘下了一个很小的铺面。

不开音像店了。

我开了一家五金店。

卖螺丝，卖电线，卖水龙头。

都是些实实在在，能抓在手里的东西。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糊口。

我和小兰结了婚，就在深圳租的那个小房子里。

没有酒席，没有婚纱，只有两本红色的结婚证。

我觉得有点亏欠她。

她却说：“有你在，在哪儿都一样。”

日子像深圳河的水，安静地流淌。

90年代初，深圳一天一个样。

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来越宽，华强北也成了全国闻名的电子一条街。

我的五金店，就在这片繁华的浪潮里，像一叶小舟。

偶尔，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香港导演。

我会去录像厅，或者后来兴起的VCD影碟店，留意香港电影。

我想看看，他到底把那个故事拍成了什么样。

但一直没有消息。

也许，他只是说说而已。

也许，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拍成。

香港电影圈，瞬息万变，一个项目黄掉，太正常了。

我渐渐地，也就不再想了。

我的生活，被更具体的事情填满。

儿子的出生，奶粉钱，学费，店里的租金。

我和小兰，像所有在这个城市打拼的普通夫妻一样，为了生活，忙忙碌碌。

有一次，店里来了个客人，要买一种很偏的进口开关。

我翻箱倒柜地找。

在仓库最底下的一个纸箱里，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盘录像带。

黑白的封面，一个男人站在雨中的巴黎街头。

《独行杀手》。

我居然还留着一盘。

可能是当时阿强给我的货底，我自己都忘了。

我把带子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

晚上，等老婆孩子都睡了，我找出家里那台早就淘汰不用的录像机，把带子放了进去。

录像机发出“咔哒”一声，然后是老旧的马达转动的声音。

电视屏幕上，雪花点闪烁了一阵，然后，出现了画面。

画质比我当年卖的那些还要差。

人物的脸模糊不清，声音也嘶哑失真。

没有中文字幕，只有一句都听不懂的法语。

我就那么看着。

看着那个沉默的杀手，穿着风衣，戴着礼帽，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他的任务。

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鸟笼。

他独来独往，眼神空洞。

我当年跟那个导演胡诌的剧情，居然猜对了一半。

他确实很孤独。

电影的节奏很慢，慢得让人昏昏欲睡。

但我却看进去了。

我好像能理解那个杀手的孤独。

那种身处人群，却与世界隔绝的感觉。

就像当年，我守着那个盗版摊，看着人来人往，心里却一片荒芜。

电影的最后，杀手完成了复仇，他走进一家俱乐部，故意引人注目，然后被警察乱枪打死。

他没有死在教堂里。

我猜错了。

他死在了喧嚣的人群中。

电影结束，屏幕上又是一片雪花。

我坐在黑暗里，点了一支烟。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极致的孤独和自我毁灭的故事。

那个导演，他看到了什么？

他想把这个故事，变成什么样？

时间到了1993年。

我的五金店，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华强北的崛起，带动了周边的一切。

我换了个大点的铺面，还雇了个小工。

小兰不用再那么辛苦，在家专心带孩子。

儿子上了小学，很淘气，成绩一般，但很健康。

生活，好像终于走上了正轨。

那天，我去给一个客户送货。

路过一家新开的电影院。

门口挂着巨大的海报。

海报上，一个男人，穿着黑色的风衣，戴着墨镜，手里拿着两把枪。

他的背后，是一座教堂，白鸽纷飞。

电影的名字，叫《枪火》。

导演那一栏，写着一个我有点眼熟，又有点陌生的名字。

徐克？不对。吴宇森？也不是。

是个姓杜的导演。

我站在海报前，看了很久。

那个构图，那个感觉，太熟悉了。

我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

电影院里很冷清，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

灯光暗下，龙标出现。

然后，是电影的开场。

低沉的，带着宿命感的音乐响起。

一个男人，从黑暗中走来。

他是个杀手。

沉默，专业，独来独往。

他的雇主背叛了他。

一个警察，开始追踪他。

这个警察，不是为了抓他，而是为了理解他。

他们之间，有一种亦敌亦友的惺惺相惜。

我看着，心跳越来越快。

这不是《独行杀手》的剧情。

但是，那种气质，那种神韵，简直一模一样。

那个杀手走路的姿势。

他整理衣领的习惯性动作。

他擦拭枪支时，那种近乎虔诚的专注。

甚至，他在一个场景里，对一只笼子里的鸟说话。

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些细节，全都来自那部法国老电影！

电影的高潮，是在一个教堂里。

杀手和背叛他的兄弟们，进行最后的对决。

白鸽在枪林弹雨中飞过。

圣洁的雕像下，是血腥的杀戮。

最后，杀手和那个理解他的警察，互相用枪指着对方。

对峙。

然后，屏幕一黑。

电影结束了。

我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我浑身冰凉，又感觉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乱窜。

就是他！

就是那个故事！

他做到了！

他把那个法国人冷冰冰的孤独，变成了香港式的，充满暴力美学和兄弟情义的悲歌。

他甚至把我当年胡诌的“教堂结局”，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偷窥者，窥见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又感觉自己像一个共谋，参与了一场伟大的创作。

尽管，我的参与，只是卖出了一盘价值十块钱的盗版录像带。

我走出电影院，深圳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我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我回到店里。

小工问我：“老板，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摇了摇头。

“没事。”

我回到里屋，找出那个纸箱，找出那盘《独行杀手》。

我又把它看了一遍。

然后，我把《枪火》的VCD也找来看了一遍。

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

那种感觉，更奇妙了。

就像看着一个人的前世今生。

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肉身。

一个是源头，一个是河流。

我开始魔怔了。

我疯狂地搜集关于这部电影，关于这个杜姓导演的一切信息。

报纸，杂志，电视采访。

我知道了他叫杜琪峰。

我知道了《枪火》在当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拿了很多提名。

我知道了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赞誉，说它开创了香港警匪片的新格局，说它的风格冷峻，凌厉，自成一派。

没有一个人，提到那部叫《独行杀手》的法国电影。

在所有的报道里，这都是杜琪峰的原创。

他的天才之作。

我心里堵得慌。

凭什么？

我不是为那个叫梅尔维尔的法国导演不平。

我甚至不是为我自己。

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真相，不应该被埋没。

我跟小兰说了这件事。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阿默，你想怎么样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那你想去找他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秘密？”

我愣住了。

去找他？

我拿什么去找他？

一个在华强北开五金店的小老板，去找一个香港的大导演？

我跟他说什么？

说：“嘿，杜导，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你在我这买过盗版带，你那部牛逼的电影，是抄来的。”

他会怎么反应？

叫保安把我打出去？

还是笑一笑，说我疯了？

我泄了气。

是啊，我能怎么样呢？

“算了吧。”我说，“就当我做了个梦。”

小兰抱住我。

“阿默，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是啊，很好。

有老婆，有孩子，有自己的小生意。

安稳，踏实。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努力让自己把这件事忘掉。

我把那两盘带子，锁进了抽屉的最深处。

我专心做我的生意，陪我的家人。

但是，总有一些瞬间，这件事会毫无预兆地冒出来。

看到电视里重播《枪火》。

听到有人在谈论杜琪峰的新电影。

甚至，在店里卖出一卷黑色电工胶带时，我都会想起那部电影里黑色的风衣。

它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不疼，但你永远知道它在那儿。

时间又过了几年。

香港回归了。

深圳和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很多香港的剧组，会来内地取景。

有一次，一个剧组的道具师来我的店里，买一大批电线和灯泡。

我们聊了起来。

我旁敲侧击地问他，认不认识杜琪e峰导演。

他说：“杜sir？当然认识啦，银河映像的大佬嘛。”

我心里一动。

“那……他最近在忙什么？”

“在拍一部新戏啊，叫《暗战》，刘德华演的。好像就在深圳这边取景。”

我的心，又开始不合时宜地狂跳起来。

我问清了剧组的大概位置。

第二天，我跟店里请了假。

我跟小兰说，我出去办点事。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担忧，但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说：“早点回来。”

我找到了那个片场。

在一个废弃的码头。

现场拉着警戒线，围了很多人看热闹。

我挤在人群里，往里看。

我看到了监视器，看到了摇臂，看到了忙碌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比我记忆中老了一些，也胖了一些。

穿着一件简单的T恤，戴着一顶鸭舌帽。

正对着一个演员说着什么，表情很严肃，时不时挥舞着手臂。

还是那股劲儿。

专注，投入，像一团燃烧的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我也不知道我来了之后要做什么。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

从早上，一直站到黄昏。

剧组收工了。

人群渐渐散去。

他从监视器后面站起来，揉了揉脖子，一脸疲惫。

他朝着我的方向走了过来，准备上车。

我的机会来了。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打鼓。

上，还是不上？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

他看了我一眼。

很随意的一眼。

就像看一个普通的围观群众。

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他当然不记得我了。

十几年了。

我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

发福，微秃，眼角有了皱纹。

而他，从一个寻找灵感的导演，变成了香港电影界的大佬。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天，一个地。

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就在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开口了。

“杜先生。”

我的声音不大，有点沙哑。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

“你叫我？”

“是。”我鼓起勇气，迎上他的目光。

“我们……见过。”我说。

他皱了皱眉，仔细地打量着我。

“不好意思，我……”

“罗湖，87年，一个卖盗版带的摊子。”我一口气说了出来，“你买了一盘《独行杀手》。”

他的表情，凝固了。

他身边的助理，想上来拦我。

他摆了摆手，示意助理退下。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时间都停止了。

他的眼神，从疑惑，到惊讶，再到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最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客套的笑。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点释然，又带着点感慨的笑。

“我想起来了。”他说，“那个卖‘艺术’的小老板。”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他说，“那盘带子，我找了很久。”

我们俩，就这么站在码头的晚风里。

“那部电影……”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踞了多年的问题，“《枪火》……”

“是。”他没有回避，“灵感来自它。不止是它，还有你后来卖给我的那盘《奏鸣曲》。”

我愣住了。

“《奏鸣曲》？”

“对。”他说，“那两部电影，让我知道，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可以这么冷，也可以这么热。可以这么安静，也可以这么暴力。”

他顿了顿，看着远方的海面。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东看看，西看看，偷一点，抢一点，然后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没有人是完全原创的，上帝才是。”

我沉默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坦白。

“那……为什么从来没人提过？”

“为什么要提？”他反问我，“我提了，谁知道那部法国片？谁知道北野武当时在香港还只是个搞笑艺人？说了，是给自己找麻烦。不说，我的电影成功了，那些被我‘偷’过的东西，才有可能被更多人知道。这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我忽然觉得，我心里那根扎了多年的刺，松动了。

“谢谢你。”我说。

这次，轮到他愣住了。

“谢我什么？”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说，“也谢谢你……拍出了那部电影。”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

“应该我谢谢你。”他说，“没有你那盘十块钱的带子，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枪火》。”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有空来香港，我请你喝茶。”

我接过名片。

很简单的设计，只有他的名字和电话。

“我走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上了车。

车子开走了，留下一串尾灯的红光。

我拿着那张名片，站在原地。

晚风吹来，带着海水的咸味。

我忽然觉得，无比的轻松。

我没有去找他喝茶。

那张名片，被我夹在了那盘《独行杀手》的盒子里。

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的五金店，还在华强北的喧嚣里，迎来送往。

我和小兰，也开始有了白头发。

儿子长大了，去了外地读大学，学的也是电子工程，他说他喜欢华强北。

我再看杜琪峰的电影，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我像一个老朋友，看着他在光影的世界里，继续着他的“偷窃”和创造。

《暗战》，《PTU》，《黑社会》。

我能从他的每一部电影里，看到一点点别人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东西。

那种独一无二的，叫“杜琪峰”的烙印。

有一次，我和儿子通电话。

他说他在学校的电影社团，看了一部很牛逼的老港片，叫《枪火》。

“爸，你绝对想不到，那电影多酷！站位，枪战，简直了！”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喊。

我笑了。

“是吗？那你知道那部电影的灵感，来自哪里吗？”

“不知道啊，导演太牛逼了，原创的吧？”

我说：“来自一部法国老电影，叫《独行杀手》。还来自一部日本电影，叫《奏鸣曲》。”

电话那头沉默了。

“爸，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的书多。”我笑着说。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

窗外，是深圳璀璨的夜景。

万家灯火，像天上的星星。

我想起1987年的那个下午。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疲惫男人，和我这个守着盗版摊的迷茫青年。

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时代路口，我们相遇了。

他从我这里，买走了一颗种子。

后来，这颗种子，在他的世界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而我，也在我的世界里，从一棵飘摇的野草，长成了一棵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小树。

我们谁也没有亏欠谁。

我们只是，在各自的命运里，完成了一次小小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交接。

这就够了。

我拿出那个锁了很久的抽屉，打开。

拿出那两盘录像带。

封面已经泛黄，塑料壳也变得很脆。

我看着它们，就像看着我的整个青春。

那些在深圳燥热的空气里，躁动不安的，充满渴望的，又带着点卑微的梦想。

都封存在这两盘小小的，粗制滥-造的带子里。

我笑了笑，把它们，又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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