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潇湘电影集团的创作谱系中,《那山那人那狗》和《旁观者》犹如两座相互呼应的山峰,以不同的方式抵达同一处情感高地,那是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父子之情。前者诞生于1999年,正值中国电影在体制改革与艺术探索之间寻找方向;后者上映于2024年,在短视频与算法主导的时代重
在潇湘电影集团的创作谱系中,《那山那人那狗》和《旁观者》犹如两座相互呼应的山峰,以不同的方式抵达同一处情感高地,那是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父子之情。前者诞生于1999年,正值中国电影在体制改革与艺术探索之间寻找方向;后者上映于2024年,在短视频与算法主导的时代重新谈论家庭与理解,本身就是一种逆流而行的勇气。相隔二十五年,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故事,更是两个时代的情感方式。
从“靠近”到“理解”:
父子叙事的语法更新
在《那山那人那狗》中,父与子的关系是被“走出来”的。邮路、山路、脚步,这些具体的地理距离,构成了情感靠近的物理路径。影片以极简的叙事和自然主义影像,让“沉默”成为那一代人爱的方式。导演霍建起用克制的镜头语言,描摹了九十年代中国家庭的伦理结构,一个仍以父权为核心、情感以忍耐为底色的社会氛围。父亲的背影是威严的,也是可靠的;儿子的理解并不通过言语完成,而是在一次次并行的脚步中被默默继承。这种靠近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无言的和解”。
《旁观者》则让这段距离变得无形。影片讲述三兄妹在父亲病危后重聚的故事,叙事被安置在一次漫长的“理解过程”中。导演松太加选择了冷静而审慎的“旁观”视角,让情感不再通过事件推进,而是在细节中被缓慢显影。父亲的沉默不再是爱的隐喻,而是关系断裂的象征;子女的“理解”不再是顺从与体谅,而是一次对父辈情感逻辑的重新追问。影片将代际矛盾转化为心理过程,以克制的影像节奏让观众成为“理解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见证者”。
这种转变不仅是叙事策略的更新,更是时代情感结构的演化。九十年代的父子关系仍以伦理秩序为支撑,理解往往意味着接受;而当下的父子关系则进入了“共情时代”,强调心理对话与情感平权。前者以“靠近”达成情感的统一,后者则以“理解”完成情感的共振。
潇影的“真诚传统”:
两种现实主义的镜像
从山路到病房,从自然风景到室内光影,潇湘电影集团始终在现实语境中寻找情感的真实位置。《那山那人那狗》的现实主义带着诗意温度,它的镜头相信自然本身能承载情感。群山、晨雾、犬吠与脚步声构成了人与自然共振的节奏,影片以“看见生活”作为抵达情感的路径。这种现实主义是带有人文抚慰力的,它在温柔中呈现生活的真相。
《那山那人那狗》剧照
而《旁观者》的现实主义更冷静、更克制,它关注的不是自然空间,而是情感空间。影片的镜头几乎拒绝外部景观,所有的叙事都压缩在室内的有限空间中。空间的逼仄成为心理的隐喻,留白与静默构成影片的节奏。松太加让现实主义从“观察生活”转向“分析关系”,让镜头成为观众心灵的一面镜子。
这两种现实主义看似相距甚远,却共享同一精神内核——真诚。潇影这两部影片均不设计观众的情绪,它相信好故事的自足性,相信观众能从节制中感知力量。无论是霍建起镜头下的山村雾气,还是松太加笔下的城市沉默,潇影始终坚持以最简约的方式抵达最复杂的情感。这种创作信念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未被时代的喧嚣所动摇。
《那山那人那狗》用温情的叙事抚平转型期的焦虑,《旁观者》则以冷静的叙事回应信息时代的失语。前者像山中的清晨,朦胧却温热;后者像城市的夜色,清醒而克制。它们共同构成了潇湘电影集团的现实主义镜像,也标示出一种历久弥新的创作姿态——
相信真诚,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从“父权叙事”到“共情叙事”:
中国家庭影像的变奏
在叙事主体上,《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父亲是中心,影片通过“儿子看父亲”的视角完成一次对父爱的重新认同;而在《旁观者》中,父亲的角色被去中心化,成为一种情感的他者。影片不再追问“父亲为何沉默”,而是让观众理解“沉默本身”。这标志着潇影在现实题材创作上完成了一次从宏大伦理到个体心理,从“表达爱”到“理解爱”的重要转向。
《旁观者》剧照
这种变化,也是中国家庭影像表达的一次进化。父亲不再是需要被证明的角色,而成为情感共生中的一员。影片中的“旁观”其实是一种新的凝视:平视、对话、理解。它回应的,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一个时代关于“理解”的普遍焦虑。
从《那山那人那狗》的山路到《旁观者》的病房,潇影用两部电影串起了中国父子关系的二十五年变奏史。一个以行走达成靠近,一个以沉默换取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影像技术的更新,更是时代心理的迁移,从“表达”到“体察”,从“叙述父亲”到“倾听父亲”。
当我们回望这两部作品,会发现它们指向同一个答案,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情感的诚实。
编辑:唐乾 / 责编:袁卓熙
来源:潇湘电影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