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石川一生编导了156部影片，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企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最知名的电影制片厂：他是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和鼻祖。

要写中国电影史，不说张石川的电影史就是不完整的。

张石川一生编导了156部影片，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企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最知名的电影制片厂：他是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和鼻祖。

拍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1904年，张石川14岁，父亲去世。

父亲张和巨做蚕茧小生意，是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父亲，张石川只好离开家乡宁波，坐船来到上海，投靠舅父经润三。经润三是华洋公司总经理，把外甥张石川安排进公司做一份普通工作。

张石川人小志气大，看到舅父在社会上有名有利，呼风唤雨，暗暗下决心将来也要成为和舅父一样的人上人。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有本事，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就去上英文夜校。一两年后，他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这让周围的亲友同事大为惊讶。

果然，张石川23岁那年，也就是1912年，机会来了。

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美国人依什儿看好电影能赚钱，买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他和好友萨弗商量，认为在中国拍摄电影要请中国人来当顾问，这样才能赚钱。他们想到了中国朋友张石川，他机灵聪明，办事可靠，最重要的是他会说英语。他们邀请张石川担任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亚细亚拍电影的拍摄工作。

张石川对美国人的信任既感激又兴奋，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新兴的电影业前途无限，年轻人进入成长性高的行业才有奔头。他尽管连没有看过几部电影，但还是马上一口答应。

当顾问的第二年，张石川的目光盯住了南市新舞台上连台文明戏《黑籍冤魂》，这出描写一家人吸食鸦片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很受欢迎。张石川买票请美国人依什儿看戏，告诉他如果把这部戏拍成电影，肯定销路好。美国人依什尔看完戏点头同意，决定投资拍摄《黑籍冤魂》电影。

年青的时候

张石川负责搭建拍摄班子，兴奋地请朋友郑正秋入伙，他积极响应。郑正秋写得一手好剧评，会演文明戏，在戏剧界有许多朋友。这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美国人依什儿听说《黑籍冤魂》演出时，外国烟土贩子雇用流氓往后台送过炸弹，担心拍成电影会有麻烦，于是决定放弃拍电影了。

张石川遭此打击很沮丧，他认识到做事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决策权。他想出一个计谋，向美国人依什尔说，为了尽更多的责任，他想和郑正秋、他的另一位舅父经营三（经润三的弟弟）等人成立一个新民公司。

“我们负责‘亚细亚’从编剧、导演到制片的全部工作，您负责出钱和发行，我们共同分利。”张石川提议。

“好啊。”美国人一口答应。

于是，在上海香港路“亚细亚影戏公司”招牌旁，新挂上了一块“新民公司”的牌子。张石川看着公司牌子，乐不可支。

不久，张石川拿着郑正秋创作的《难夫难妻》剧本来找美国人依什尔，详细解释了剧本内容。美国人依什尔同意投资。

张石川自任导演，在香港路5号就是亚细亚公司对面的一块空地上，用竹篱笆围个圈，在圈内布置舞台，三面挂上幕布当作三堵墙，摄影棚就搭好了。为了省钱，墙上自鸣钟、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部分桌椅是让寿衣店扎出来的。

张石川召集全体演职员开会，宣布工作程序，规定每天早晨7点化妆，9点开始拍摄。

上图为拍摄《难夫难妻》的摄影机，下图为《难夫难妻》的剧照

电影拍摄开始了，美国人依什儿担任摄影师，张石川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指挥演员演戏。大约拍了5天，全片共长4本，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诞生了！

1913年9月中旬，新新舞台大门前，就是今天南京东路湖北路口的七重天宾馆，一张巨幅海报上的“难夫难妻”四个大字吸引了行人的目光；“难夫难妻”下面写着：“9月29日、30日，10月1日，夜场，8时开门，9时开幕，试映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讽刺剧电影《难夫难妻》，不可不一饱眼福。”

1913年年9月29日晚上9点，新新舞台举行《难夫难妻》首映式，电影放映前观众如潮，电影放映后全场热烈鼓掌。《难夫难妻》在上海连续放映2个多月，观众竞相前来，场场暴满。

《难夫难妻》放映30分钟，是情节比较简单的短片，但它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第一部中国人制作的故事片。

后来，张石川的电影公司关闭了，为了谋生，他离开了电影，去了两个舅舅那儿打工。

孤注一掷投拍《孤儿救祖记》

1922年3月，张石川想开办一家交易所做股票生意，丈人何泳昌给了他一笔资金。张石川办执照时突然改变了主意，把本来计划好的“大同交易所”换上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张石川邀请好友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和任矜苹等人入股，他们一共凑了1万元，合资成立了电影拍摄公司。

3月初，“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张石川担任总经理兼导演，郑正秋担任协理兼编剧，其他股东分别负责发行、宣传等事务。

公司最初由张石川导演了4部短片，市场反映并不见佳；公司重磅推出根据上海一件真实命案改编的电影《张欣生》，由于影片过度渲染案件的残忍，甚至出现了“蒸骨验尸”等骇人场面，被政府统严令禁止上映。

张石川始料不及,他主张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制片方针碰壁了。之前，张石川到汉口发行《张雨生》，在火车上就构思下一部电影情节故事。这时，他把构思讲给郑正秋听，获得他的高度称赞，张石川决心投拍这部电影。

这是一着险棋！明星公司已经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如果这部电影再不赢利，公司可能就要破产。

张石川义无反顾地请郑正秋编写剧本，他担任导演，动员公司所有的力量拍摄这部电影，这是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

郑正秋的剧本写好了，故事梗概是，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最后真相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

郑正秋在电影中推行他的电影要有“教化”作用的理念，影片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片中人物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儿媳余蔚如就是“贤妻良母”类型。

张石川看完剧本连声叫好。

张石川精心挑选演员。他经股东任矜苹介绍，和一位一家烟草公司打字员王汉伦见面。她装束时髦，英语流利，是当时少见的摩登女郎，张石川邀请她扮演寡居的贤妻良母。张石川邀请一家眼镜公司验光员王献斋出演角色，他是在修眼镜时认识王献斋的。

《孤儿救祖记》剧照

1923年，明星公司在海宁路锡金公所的隔壁，圈了一块空地当做露天摄影棚。拍摄期间，天气炎热，导演和演员等天天在烈日下工作。张石川花了8个月，终于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

王汉伦尽管初上银幕，却成功地扮演了一位温柔坚韧的旧式妇女，王献斋也是演得活灵活现。在明星公司初创时期，张石川捧红了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四大名旦”。此是后话。

《孤儿救祖记》在公司内部放映，大家一致叫好。影片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剪接好，连字幕还没有上去，负责发行的任矜萍已经兴奋地把它送到上海大戏院试映，上海大戏院声誉好，许多外国好片都在这家影院公映。经理曾焕堂看了一半就发火了，“笑话！这种片子也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放映吗？”任矜萍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公司把事情说了，大家都怒形于色，愤愤不平，张石川则低着头羞愧万分。

“后期制作一定要做得精致。”张石川强调说。

〈〈孤儿救祖记〉〉可以公映了，可是《义和团》《北洋水师》《木兰从军》三部电影风行一时，这时公映以普通家庭为表现对象的社会剧《孤儿救祖记》会有票房吗？这部电影的销路会决定明星公司的命运。

张石川和郑正秋心里都没有底，最后，张石川决定立即上映《孤儿救祖记》。

1923年12月18日，影片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试演，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和公司同仁等都极为紧张，密切关注观众和评论界的反应。影片放映结束，观众席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报纸杂志一片赞扬。

有个片商立即来到公司，要以8千元巨额买下南洋放映权

1923年12月28日，影片在六马路申江大戏院即中央大戏院公映，引起轰动。以后，又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获得观众热烈追捧。

《孤儿救祖记》成功了！

1928年，明星公司公开扩股20万元（每股10元），人们纷纷认股，很快就招足了20万元；5年前的1923年公司刚成立时公开招股，无人问津。

张石川踌躇满志，决心再甩开膀子好好大干一番！

>开辟了电影新样式

张石川既当老板又当导演，整天很忙，不是在拍电影就是在准备筹拍电影，或者在洽谈卖他的电影，因此很少在家，根本顾不上孩子的学习，这导致了孩子的成绩很差。

一天吃晚饭时，他问儿子月考分数多少，听到又有两门学科开红灯，不由得又气又恨，大声斥责儿子。

那天深夜张石川回家，进门就看见儿子房间里的灯亮着，感到很高兴。儿子用功了，不过，这么晚了也应该休息了。他隔着玻璃窗说“当心身体，早点睡觉”，他看见儿子匆忙抓过一本书盖住他面前的书，心里顿生疑惑，于是推门而入，结果发现儿子面前的书，是风靡全国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

张石川发火了，打了儿子一记耳光，还没收了小说。他回到自己房间，随手翻书，马上也被吸引了。他眼睛一亮，这本书拍成电影肯定赚钱啊！

还有一种说法，张石川坐在马桶上方便，随手拿起一本《江湖奇侠传》解闷，看着看着，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拍成电影一定叫座。

不管如何，张石川看中《江湖奇侠传》，这部小说的人物金罗汉、甘联珠、知圆和尚、红姑、柳迟与飞剑小侠陈继志等都是家喻户晓，把小说改编拍成电影，一定会引起轰动。

张石川决定改编这本武侠长篇小说，把它拍摄成电影。

当时，中国电影界还从来没人拍过武侠片，明星公司层也有不同声音，认为这种片子太“下里巴人”，观众不会喜欢。

张石川还是投拍了这部定名《火烧红莲寺》武侠片，亲任导演。他使尽浑身解数，赶拍这部电影。

张石川请著名摄影师董克毅担任电影摄影，他透过真实人物与卡通形象融合的办法，在银幕上将人任意放大和缩小，用特技摄影技术使人物“分身”；董克毅凭着想象，创造了空中飞人的拍摄法——吊钢丝。

张石川让著名演员胡蝶扮演主角红姑，胡蝶身着戏装、腰挂铁丝悬在空中，在巨型电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衣袂飘飘，微笑着如神仙一般向观众飞来，令人惊心动魄，如痴如醉。电影拍摄的几十年后，胡蝶已经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一天她碰到一位60多岁的影迷，他对胡蝶说：“我看过您的《火烧红莲寺》，那时我也只有七八岁，但是红姑在银幕上徐徐飞行的轻功，我至今也还记得。您那时演的红姑真够潇洒！”

1928年5月13日，《火烧红莲寺》在上海中央大戏院正式公映。

《红烧红莲寺》剧照

上图：演员胡蝶 下图：胡蝶在《火烧红莲寺》剧照

电影引起巨大轰动，人人争看此片。南京、天津、北平、广州等地，都争先恐后地上映。报纸用“争先恐后”、“誉满东方”、“人人欢迎”等语言来称颂这部影片。

作家茅盾在文章中也说：“《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

张石川也为电影的成功欣喜若狂，他在三年内，连续拍出了18集续集。从1928年起到1931年6月最后一集上映，几乎每集都引起巨大的轰动。《火烧红莲寺》在商业获得巨大成功，开辟了一种新的电影样式。

《火烧红莲寺》的问世，引发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神怪片拍摄热潮，从1928年到1931年大约3年间，上海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400部影片，武侠片就占了227部。在张石川拍摄《火红红莲寺》之后，武侠电影成为世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

《火烧红莲寺》上映8年后，1936年2月，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夫妇到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明星电影公司，会见了张石川、郑正秋和胡蝶等人，卓别林夫妇并赶到共舞台大戏院观看了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

30年代的张石川

张石川的眼光又盯上了有声电影。

1930年6月，在美国发明有声电影不久，张石川大胆决定，立即导演拍摄《歌女红牡丹》有声电影。影片由洪深编剧，董克毅摄影，胡蝶、王献斋、蔡楚生等人主演。拍摄近6个月，张石川日夜工作，吃住都在公司，很少回家。历经半年的多次失败，花费了几倍于默片的拍摄成本，张石川终于制作出用蜡盘配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这部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上演了，立刻轰动，一些东南亚片商竟然花八、九倍于普通片的价格购买在当地的放映权。

婚姻生活和人生的结局

叙说一个男人的奋斗故事而不说其婚姻生活，那是不完整的。

张石川从宁波到上海滩，在一家妓院里结识了一名妓女，一见钟情就爱上了她，两人迅速同居。不久他们有了孩子，一家人生活和和睦睦。

1920年，张石川结识了上海“皮货大王”何咏昌，他连连夸奖张石川精明强干，有志向，将来必能成大事。当时瑞洋行聘请何咏昌当经理，他隆重推荐张石川，这样，张石川担任了瑞慎洋行买办，很受外国老板赏识。

何咏昌把张石川介绍给女儿何秀君，说：“你们两人满相配的，我拣个良辰吉日，给你们成亲吧！”

何秀君看到张石川相貌堂堂，聪明能干，不由得满心欢喜。

“这个姑娘活泼可爱，父亲有财有势，娶了她做妻子，真是太好了！”张石川非常高兴。

张石川把迎娶新人的事告诉发妻，发妻惊愕，但没有理由反对。她出身贫贱，没有能力帮上丈夫，丈夫找的新人特别富有，对丈夫的发展肯定有利。

“我要做正房。”发妻对张石川坚决地说。

“我是大家闺秀，要做二房怎么行？”何秀君对张石川坚决地说。

张石川左右为难，只好去找好朋友郑正秋帮忙。

“你与何秀君去杭州完婚，回上海后同居新巢；原妻和孩子仍然住在原处。”郑正秋出主意。

1950年代初，张石川（中）和妻子（左）何秀君

张石川把这安排告诉了发妻和新人，双方都表示同意。

说几句张石川和郑正秋的故事。张石川和郑正秋合作23年，两人友情非同一般。1935年7月，郑正秋病危。7月14日，张石川赶到郑家探望，两人还热烈地憧憬公司的未来。15日晚，张石川接到告急电话，马上赶到郑正秋家；这时，郑正秋或而清醒，或而昏迷，张石川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直陪伴好友郑正秋，直到天亮才匆匆赶回公司。郑正秋病情恶化，终于于世长辞。7月18日下午2时举行公祭大会，张石川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全场为之动容。3时，举殡发引，郑正秋的灵柩由张石川、胡蝶和蔡楚生等16人扶上灵车，直达江湾八邑山庄，送行的有二千余人。

张石川和郑正秋

1936年8月7日，在郑正秋逝世一周年之际，明星公司在长沙路举行隆重的“郑正秋逝世周年公祭”纪念会，张石川向郑正秋遗像献了花圈，说，“假如正秋还在，那革新后的明公司更为热闹。”他还以《转瞬一年》为题写了纪念文章，“……在这一年当中，的确是时常要想到这位多年共患难的老大哥……”

言归正传，随着岁月流逝，张石川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可是日本人侵入上海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转折。1937年11月，明星公司拒绝与日伪联合拍片，枫林桥摄制厂被日伪纵火烧毁。张石川带着残存的部分机械、物资加入国华影片公司。以后，他先是在伪军“中联”电影公司担任分厂厂长兼导演，1943年5月参加伪“华影”任职制片部长。上海沦陷期间，张石川导演过两部电影《快乐天使》和《回头是岸》。

张石川的女婿吴绍澍

抗战胜利，张石川正在香港拍摄《长相思》电影，突然从上海传来消息，张石川和张善琨、柳中浩、陈燕燕、李丽华等十六七人以“汉奸罪”被论处。张石川大吃一惊，惶惶不安。他本来患有许多慢性病，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发作，病倒在床。待到病情稍稍缓和，他把拍了一半的《长相思》丢给其他人拍摄，带病匆匆赶回上海。

张石川的妻子何秀君这样回忆道：“当时，我随石川在香港，上海的家里只有一群年轻孩子。一接到传票，都吓慌了。幸好当时吴绍澍正在追求我们一个女儿。吴当时集军事代表、党务特派员、上海副市长三大头衔于一身。他得知情况后答应出力，经过吴绍澍一番疏通，石川连投案这一过场也不需要，汉奸这顶帽子就悄悄地从他头上抽下了。不久，吴绍澍成了我家的乘龙快婿，也就更没人再提这件投敌附逆的往事了。”

从1946年春天开始，张石川经常卧病在床，无力拍摄电影。

1948年1月，电影老板柳中亮新组成立大同电影公司，前来探望张石川，明确表示希望他出山。这时，张石川已经饱受冷落多时，看到柳中亮的热情邀请，十分感动，马上回答：“好！”

不久，他就做了“大同”的制片主任。可惜，他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雄心了，柳中亮说他不必到公司，有事就上门请教。

以后，柳中亮的儿子柳和清经常上门请教，张石川在病榻上详尽地给予指点。“大同”从1948年成立开始拍片一直到1949年，总共拍了十来部电影，都是张石川拍片的风格，1948年，张石川出场，导演了一部《乱世的女性》，这是他最后的作品。

1950年，张石川全家迁居苏州，不久又重返上海。他辗转病榻三年，因心脏病、糖尿病医治无效，1953年6月8日在上海逝世，终年64岁。

张石川的事业兴旺，完全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有雄心斗志，有大魄力，办事果断，特别是拥有独到的经营眼光，这在同时代影人中不多见的。

张石川从影30多年，总共拍摄了156部电影，他在艺术上或技术上的强项和创新，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奇迹。在他影片里担任角色的演员，不少人都成为名演员，如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等“四大名旦”，他也捧红了胡蝶、周璇和白云等影星。

有人说他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指责他拍电影就是为了赚钱，可是，拍电影为了赚钱有什么错吗？

张石川对电影的贡献，无人能够企及，更不要说超越了，他就是电影史上的一束光，不会在流年里斑驳暗淡，永远闪烁着一片光芒。

人物档案：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浙江宁波镇海霞浦(今属北仑区)人。中国电影界首位导演艺术家、电影事业家、电影企业家。张石川字蚀川，因蚀含有亏本之意，他拍电影后就改名为石川。

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合作，在上海杜美路（今东湖路）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因经营得法，明星公司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影片公司。

张石川一生导演长短故事片156部，其中《空谷兰》《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三部影片最有知名度。

1953年6月他在上海去世，享年64岁。

延伸阅读：拍摄《啼笑因缘》风波

张石川在1930年开拍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影片采用六集连拍的模式讲述长篇故事，这事实上成为后来风行的“电视剧”的雏形。

拍摄此片，张石川被卷入一场激烈的诉讼。他为了拥有电影拍摄的版权，和大中国影片公司老板顾无为发生了激烈竞争，双方都请求上海滩大亨予以支持，张石川请了杜月笙，顾无为请了黄金荣，最后双方还向法院缴纳高达10万元的保证金，要在法庭一争高下。最终，在杜月笙、黄金荣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合解。不过，张石川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延伸阅读：上战场拍摄纪录片

1932年,上海爆发日本人入侵的“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19路军与日军血战，轰动了世界。那天上午，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脱下大衣西装，换上一身普通棉衣，头戴钢盔，扛起摄像机，驱车直赴战场。他用镜头真实摄录下这场血战的真实情景，有几次子弹呼啸着从耳边擦过，令他他险些丧命，他还是不顾地切地继续拍摄。

延伸阅读：女儿成为童星

张石川非常喜爱小女儿张敏玉，经常带她到摄影棚。拍摄《空谷兰》时需要小演员，张石川让让她试镜头，引起众人一片叫好。她拍摄了《空谷兰》，以后又拍摄了《忏悔》《瑟琶春怨》和《女性的呐喊》等电影，成为电影童星。

来源：上海故事周末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