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卫东，二十二岁，在厂里当一名机修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闻着机油和棉絮混合的怪味，然后用扳手敲敲打打。

1990年，夏天。

空气黏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把人牢牢粘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焦躁里。

我们厂，国营红星纺织厂，已经三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我叫李卫东，二十二岁，在厂里当一名机修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闻着机油和棉絮混合的怪味，然后用扳手敲敲打打。

我爸也是厂里的老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换来的是两鬓斑白和一身的病。

他总说，卫东，安分点，厂子再难，也是铁饭碗。

我看着他被砂轮磨出老茧的手，没说话。

铁饭碗？我怕这碗还没端稳，就先把我给饿死了。

那天傍晚，揣着兜里仅剩的几张毛票，我钻进了巷子口那家“环球录像厅”。

录像厅老板是个姓赵的胖子，永远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嘴里叼着根“红塔山”，烟雾缭绕。

“小李又来了？今天放《英雄本色》，港岛原声的，带劲！”

我点点头，交了五毛钱，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

录像厅里黑乎乎的，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一股劣质香水的味道。

屏幕上，周润发穿着风衣，叼着牙签，用美金点烟。

那火光一闪，照亮了他不羁的脸，也点燃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心里那点不甘分的火苗。

我看得入了迷，感觉自己不是那个满身油污的机修工，而是那个快意恩仇的小马哥。

就在这时，旁边的座位“吱呀”一声，坐下了一个人。

一股和这里格格不入的香气，幽幽地飘了过来。

不是那种廉价的、刺鼻的香水味，是一种很清淡，但又很有存在感的味道，像雨后花园里的某种花。

我下意识地侧过头。

黑暗中，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是个女人。

她坐得很直，不像其他人那样瘫在椅子里。

我没多想，继续看电影。

小马哥在枫林阁里大杀四方，录像厅里一片叫好声，夹杂着嗑瓜子的声音。

我的心也跟着屏幕上的枪声砰砰直跳。

突然，那股香气凑近了。

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很轻，像羽毛拂过。

“小伙子，一个人？”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

那声音带着一点点沙哑，一点点慵懒，还有一丝我说不出的钩子。

我转过头，这一次，借着屏幕上爆炸的火光，我看见了她的脸。

不年轻了，大概三十岁左右，但保养得很好。

皮肤很白，嘴唇涂着当时还很少见的口红，颜色很正。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录像厅这种地方，龙蛇混杂。一个女人主动跟一个年轻男人搭话，意味着什么，我心里不是没数。

可她又和我想象中的那些“发廊妹”完全不一样。

她的眼神很干净，甚至带着点审视的意味。

“啊……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喉咙发干。

她笑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电影好看吗？”

“……好看。”

“喜欢小马哥？”

“嗯。”

她没再说话，身体往后靠了靠，重新坐直。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还停留在我脸上。

我浑身不自在，像被猫盯上的老鼠。

电影后面的内容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去，满脑子都是她那句“小伙子，一个人？”和她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她到底想干什么？

图我什么？

我摸了摸口袋，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硌得我手心疼。

我有什么值得她图的？

电影结束，灯亮了。

刺眼的光让我眯起了眼。

等我再睁开眼时，旁边的座位已经空了。

她走了。

桌上，留下了一包“53”牌的女士香烟，很精致，旁边还有一张叠起来的纸条。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把纸条攥在了手心。

走出录像厅，外面的热风一吹，我才感觉自己后背都湿了。

我找了个没人的墙角，展开纸条。

上面没有多余的话，只有一个地址和一个时间。

“明晚七点，新华路，蓝梦咖啡厅。”

字迹很娟秀，带着一股劲儿。

蓝梦咖啡厅？

我知道那个地方，城里第一家咖啡厅，一杯咖啡要十几块钱，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这事透着邪乎，最好别沾。

可心里那个叫嚣着不甘分的小马哥，却在怂恿我。

李卫东，你难道就想一辈子待在那个破厂里，闻一辈子机油味吗？

万一……这是个机会呢？

那一晚，我失眠了。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

车间主任吼了我好几次，我都像是没听见。

扳手从手里滑下来，砸在脚上，疼得我龇牙咧嘴。

旁边的工友马小军凑过来，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计。

“东子，你咋了？丢了魂似的。”

我摇摇头，“没事，没睡好。”

“是不是又跟你爸吵架了？”

“没有。”

马小军叹了口气，“厂里这情况，大家心里都堵得慌。我听说，下个月可能要放长假了。”

放长假，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变相下岗。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下班铃声响起，我像个游魂一样走出厂门。

回到家，我爸正坐在小马扎上，修理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链条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用一块破布，一点一点地擦着。

“回来了？”他头也没抬。

“嗯。”

“今天发工资了吗？”

“……没有。”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擦。

“吃饭吧，你妈给你留了饭。”

饭桌上，一盘炒豆芽，一碗白米饭。

我妈坐在旁边，给我扇着扇子。

“卫东，多吃点。下午我去菜市场，看见人家卖处理的猪肉，给你买了二两，明天给你包饺子。”

我看着她额头的汗珠，心里一阵发酸。

“妈，我吃饱了。”

我放下碗筷，回了自己的小屋。

小屋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

蓝梦咖啡厅。

我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白衬衫。

去。

我必须去。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去闯一闯。

我不想再看到我爸那双沾满油污的手，不想再让我妈为了二两处理肉而高兴半天。

晚上六点半，我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对着镜子梳了梳头。

镜子里的我，眼睛里有紧张，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豁出去的决绝。

蓝梦咖啡厅的门是玻璃的，推开的时候，门上的风铃“叮铃”作响。

一股冷气扑面而来。

这里面，是另一个世界。

悠扬的音乐，柔软的地毯，穿着西装马甲的服务员。

我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先生，请问几位？”

“我……我找人。”

“请问您找哪位？”

我正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声音从角落传来。

“这里。”

是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衬得她皮肤更白了。

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她正用一个小勺子轻轻搅动着。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拉开椅子，坐下。

服务员跟过来，“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

我看着菜单上那些天书一样的名字，脸涨得通红。

“……跟他一样。”我指了指她的杯子。

服务员点点头，走了。

她看着我窘迫的样子，笑了。

“紧张什么？”

“没……没有。”我嘴硬。

“我叫苏梅。”她自我介绍道。

“李卫东。”

“我知道。”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我想知道的事，总有办法知道。”她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

“李卫东，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机修工，家住解放路筒子楼，对吗？”

我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她竟然把我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你……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苏梅放下杯子，身体微微前倾。

那股好闻的香气又飘了过来。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挣钱的机会。”

“挣钱？”

“对，挣大钱。”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让我心惊肉跳的光。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你敢来。”苏-梅笑了，“我调查过你，你不是个安分的人。你不甘心一辈子待在那个破厂里，对不对？”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你想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她说，“帮我送点东西。”

“送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是五百块钱，算你的定金。明天晚上八点，到城南的废弃仓库等我。”

五百块！

我爸三个月的工资！

我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圈套？”我强作镇定。

苏梅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俯下身在我耳边说：

“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心里有火，而我，可以给你添点柴。”

说完，她转身就走，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杯还没动的咖啡和那个厚厚的信封发呆。

第二天，我揣着那五百块钱，感觉像是揣着一块烙铁。

我没去上班，请了病假。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了一天。

我去了百货大楼，给自己买了一双崭新的回力鞋，又给我妈买了一块她念叨了很久的上海牌硫磺皂。

剩下的钱，我一张一张数了好几遍，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床板底下。

晚上七点半，我骑着我爸那辆破自行车，往城南赶去。

废弃仓库在一片荒地里，周围连个路灯都没有。

我把车停在远处，摸黑走了过去。

仓库的大铁门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里面漆黑一片。

“苏姐？”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只有风吹过仓库破洞的屋顶，发出“呜呜”的声响。

我心里开始打鼓。

这地方，太瘆人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走的时候，一束手电光突然照在我脸上。

“进来。”

是苏梅的声音。

我定了定神，走了进去。

仓库里，苏梅站在几个大木箱子旁边。

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裤装，显得很干练。

“东西都在这里。”她用手电照了照箱子。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我找了根铁棍，撬开一个箱子。

里面全是崭新的手表，金光闪闪，表盘上印着“ROLEX”的字样。

劳力士！

我在港片里见过，一块要好几万！

“这……这都是真的？”我声音都变了。

苏梅嗤笑一声，“你觉得呢？要是真的，还用得着你来送？”

我明白了。

是假货。

“让我送这个，犯法的。”我心里有点发虚。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苏梅的语气很平淡，“你把这批货送到火车站的寄存处，会有人去取。这是地址和钥匙。”

她递给我一张纸条和一个小铜锁的钥匙。

“事成之后，再给你一千。”

一千块！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块。

我咬了咬牙，“干了！”

我用自行车驮着两个大箱子，感觉整个车身都在晃。

那晚的月亮很亮，照得路面发白。

我的心跳得比车轮转得还快。

一路上，我总觉得后面有车跟着，路边每一个黑影都像警察。

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我找到了那个寄存柜。

把箱子塞进去，锁上门。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回到仓库，苏梅把一沓“大团结”塞到我手里。

“干得不错。”

我捏着那沓钱，厚厚的，带着油墨的香味。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

“苏姐，这些货……是从哪来的？”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

苏梅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冷。

“不该问的，别问。”

从那以后，我成了苏梅的专用“送货员”。

有时候是假表，有时候是假名牌包，有时候是走私来的外国香烟。

我辞掉了厂里的工作。

我爸知道后，气得差点拿皮带抽我。

“你这个败家子！铁饭碗你不要，你要去干什么？当二流子吗？”

我没跟他吵，只是把两千块钱拍在桌上。

“爸，这钱你拿着，别再那么累了。”

我爸看着那沓钱，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妈在一旁偷偷抹眼泪。

我搬出了那个拥挤的筒子楼，在外面租了个单间。

我开始穿名牌衣服，抽“万宝路”，出入那些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高档场所。

马小军来找过我几次。

他看着我身上的“新装备”，眼神很复杂。

“东子，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听人说，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小军，你不用管我，我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你这是在玩火！”他急了，“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托人问了，咱们厂要搞承包，说不定以后会好起来的。”

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起来？怎么好起来？一个月还是一百块钱？小军，时代变了。”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很快就被挣钱的快感冲散了。

我和苏梅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教我怎么分辨不同档次的假货，怎么跟人谈价钱，怎么看人。

我发现她懂的很多，不光是生意上的事。

她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知道哪个国家的红酒好喝，甚至还懂一点古典音乐。

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好奇。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交易完，在路边摊吃宵夜。

我喝了点酒，胆子也大了起来。

“苏姐，你……不是本地人吧？”

她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口音。”

“我老家是上海的。”她说。

“上海？那么远，你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慢慢开口：“躲一些人，躲一些事。”

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悲伤。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攀。

她也会累，也会难过。

“以后别叫我苏姐了，”她说，“叫我梅姐吧。”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

她住在一个很高档的小区，门口有保安站岗。

到了楼下，她突然对我说：“上来坐坐？”

我心跳漏了一拍。

她的房间很大，装修得很漂亮。

空气里还是那股好闻的香味。

她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尝尝，法国的。”

我学着她的样子，晃了晃杯子，喝了一口。

又酸又涩，一点都不好喝。

她看着我，笑了。

“是不是觉得还不如二锅头？”

我尴尬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她说了她的过去。

她曾经是上海一个大老板的情人，那个老板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了，她也受了牵连，只好跑到这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小城市，隐姓埋名。

她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叫“彪哥”，我们做的这些生意，都是彪哥的。

苏梅只是一个中间人。

“彪哥这个人，心狠手辣。”苏梅的眼神很凝重，“卫东，你记住，我们这行，钱是挣不完的，但命只有一条。任何时候，保命最重要。”

我点点头。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气氛太暧•昧。

我看着她被灯光映照的侧脸，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她没有挣脱，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卫东，你还小。”她说。

“我不小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苏梅已经不在身边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把车钥匙和一张纸条。

“车在楼下，以后送货方便。小心开。”

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

我摸着冰凉的车身，感觉像在做梦。

我，李卫东，一个曾经的穷小子，现在有车了。

我开着车在城里兜风，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虚荣心。

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主宰。

但很快，我就发现，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彪哥开始不满足于做这些小打小闹的生意。

他搭上了一条南边的线，开始搞大家电走私。

彩电，冰箱，洗衣机。

这些在当时都是紧俏货，利润高得吓人。

但风险也大得吓人。

被工商查到，就是投机倒把，要坐牢的。

第一次送大家电，是在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

我开着一辆大卡车，苏梅坐在副驾驶。

雨刮器疯狂地摆动，也刮不干净前挡风玻璃上的雨水。

“别紧张，跟平时一样。”苏梅递给我一根烟。

我叼着烟，手心全是汗。

到了交货的地点，一个废弃的养猪场。

对方来了三辆车，下来七八个壮汉，个个面露凶光。

为首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有条狰狞的刀疤。

“货呢？”光头问。

“钱呢？”苏梅反问。

光头拍了拍手，后面的人拎过来两个大皮箱。

打开，里面全是成捆的钞票。

我们这边也打开车厢，让他们验货。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

“条子来了！快撤！”光头大喊一声。

那伙人扔下钱，跳上车就跑。

“快！上车！”苏-梅拉着我，也准备上车。

我看着地上的两个大皮箱，眼睛都红了。

“钱！”

我不顾苏梅的阻拦，冲过去抱起一个皮箱就往车上跑。

太沉了！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它拖上车。

“疯了你！不要命了！”苏梅发动汽车，猛地一脚油门踩下去。

卡车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泥泞的路上疯狂甩尾。

警笛声越来越近。

我从后视镜里，能看到闪烁的警灯。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完了。

这次死定了。

苏梅却异常冷静。

她猛打方向盘，车子拐进了一条小路。

这条路地图上根本没有，坑坑洼洼，差点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

不知道开了多久，警笛声终于听不见了。

我们在一个山坳里停下车。

我瘫在座位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苏梅一言不发，从储物格里拿出一瓶水，一口气喝了大半瓶。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害死我们两个？”她转过头，眼睛里满是怒火。

“我……”

“钱比命还重要吗？”

我看着她，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害怕的表情。

“对不起。”我低下了头。

她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

“卫东，这不是港片，死了就真的死了。”

那晚之后，我们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彪哥那边也没了动静。

我拿着那半箱子钱，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恐惧。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见自己被警察追，或者被人用枪指着头。

我去找过马小军。

他还在那个破厂里上班，厂里搞了承包，效益好了点，他当了个小组长。

他请我到家里吃饭。

他家还是那个老样子，小小的，但很温馨。

他媳妇给我们炒了几个菜，他儿子在一旁玩积木。

“东子，喝点。”马小军给我倒了一杯酒。

我看着他脸上满足的笑容，心里五味杂陈。

也许，他选择的路，才是对的。

平淡，但踏实。

“小军，你说，人这辈子，到底图个啥？”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图啥？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就图个安稳吗？”

安稳。

多么奢侈的一个词。

从马小军家出来，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

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不属于这里。

我回到了租的房子，苏梅竟然在等我。

她看起来很憔悴。

“出事了。”她说。

“怎么了？”

“彪哥被抓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那我们……”

“我们也被供出来了。”苏梅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警察很快就会找上门。”

我的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

“那怎么办？跑？”

“跑？能跑到哪去？”苏梅苦笑了一下，“我已经订了两张去南方的火车票，今晚就走。”

“去南方干什么？”

“重新开始。”

她从包里拿出一沓钱，还有一个存折。

“这里有五万块钱，存折里还有十万，密码是你的生日。你拿着，找个小地方，做点小生意，别再走这条路了。”

“那你呢？”我抓住她的手。

“我……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了。

她根本没打算跟我一起走。

她是要一个人去扛下所有事。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吼道。

“卫东，听话。”她的眼圈红了，“你跟我不一样，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毁在我手里。”

“什么叫毁在你手里？我做的这些事，都是我自愿的！”

“你懂什么！”她突然激动起来，“你以为彪哥为什么会倒？是我把他给举报了！他想让我去替他顶罪，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我彻底愣住了。

“所以，警察现在找的不是我们，是你？”

她点点头。

“那你更要走了！”

“我走不了。”她摇摇头，“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原来，她一直被彪哥控制着。

她做的所有事，都是被逼的。

“卫东，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再回来。”她把火车票塞到我手里。

“我不走！”我把票撕得粉碎，“梅姐，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你傻啊！”她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可能真是个傻子吧。”我抱住她，“从我在录像厅看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傻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跑。

我给她做了一顿饭，我唯一会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她吃得很香。

她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我们像一对最普通的夫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正在为家里的事操心。

苏梅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她睡得很沉，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我看着她，心里很平静。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这一刻，我很满足。

凌晨三点，敲门声响了。

很轻，但很有力。

来了。

我轻轻地把苏梅的头放到枕头上，给她盖好被子。

然后，我站起身，走过去，打开了门。

门口站着几个穿制服的警察。

为首的一个，国字脸，眼神很锐利。

“李卫东？”

“是我。”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

“好。”

我回过头，看了一眼卧室的方向。

希望他们不要吵醒她。

我被带到了审讯室。

一盏大灯照着我，晃得我睁不开眼。

“姓名，年龄，职业。”

“李卫东，二十二岁，无业。”

“你跟苏梅是什么关系？”

“朋友。”

“只是朋友？”

“……是。”

“据我们调查，你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就再也没有去纺织厂上过班，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我沉默了。

“李卫东，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伙同苏梅、王彪等人进行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证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知道，我一旦开口，就会把苏梅牵扯进来。

我不能这么做。

审讯持续了很久。

他们轮番上阵，软的硬的都试过了。

我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那个国字脸警察走了进来。

他给我递了一根烟。

“抽吧。”

我接过来，点上，猛吸了一口。

“李卫东，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他说，“苏梅已经全都招了。”

我心里一惊，但脸上不动声色。

“她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说你是被她利用的，对所有事情都不知情。”

“她说，她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只求我们能对你从轻处理。”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这个傻女人。

“她在哪？”我声音沙哑地问。

“你现在没资格见她。”

“我要见她！”我激动地站起来。

旁边的两个警察立刻把我按住。

“李卫-东，你还年轻，别自毁前程。”国字脸警察说，“给你一个机会，做我们的污点证人，指证王彪的犯罪团伙，我们可以给你申请减刑。”

“如果我不呢？”

“那你就等着跟苏梅在牢里作伴吧。数罪并罚，至少十年。”

十年。

我的人生，还有几个十年？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苏梅的脸。

她在录像厅里问我“小伙子，一个人？”的样子。

她在咖啡厅里说“我们是同一种人”的样子。

她在暴雨夜里骂我“不要命了”的样子。

还有她靠在我肩膀上，睡得像个孩子的样子。

“好，”我睁开眼，“我答应你们。”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要见她一面。”

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我见到了苏梅。

她穿着囚服，头发剪短了，瘦了很多，但眼神依然很亮。

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用电话交谈。

“你……还好吗？”我问。

她点点头，“挺好的，这里面管吃管住，比在外面提心吊胆强多了。”

她笑了笑，但比哭还难看。

“你都跟他们说了？”

“嗯。”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所有事都自己扛下来？”

“因为我欠你的。”她说，“是我把你拉下水的。”

“我不后悔。”我说。

我们都沉默了。

电话两头，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卫东，”她先开了口，“好好活着。”

“你也是。”

“出去以后，别再回来了。找个好姑娘，结婚，生个孩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好。”

“忘了我吧。”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忘不了。”

她的眼泪，终于还是掉了下来。

会见时间结束了。

我看着她被带走，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铁门后面。

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我被判了三年，缓期两年执行。

苏梅，因为主犯和举报的双重身份，最终被判了八年。

我从看守所出来的那天，天气很好。

马小军来接我。

他开着一辆半旧的“面的”，说是厂里给他配的。

“东子，上车。”

我坐上车，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一切都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以后有什么打算？”马小军问。

“不知道。”

“要不，回厂里吧。我跟领导说说，你以前也是技术骨干。”

我摇摇头，“不了。”

我回了趟家。

我爸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

他没骂我，只是给我下了一碗面。

“吃了面，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说。

我跪在他面前，磕了三个头。

我爸转过身，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我用苏梅留给我的钱，在市郊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铺。

我本来就是机修工出身，干这个也算得心应手。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糊口。

日子一天天过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再也没去过录像厅。

我把那辆桑塔纳卖了，换来的钱，都存了起来。

我时常会想起苏梅。

想起她身上的香味，想起她说话的语气，想起她看着我时，眼睛里的光。

八年，很长，也很短。

2000年，我三十二岁了。

修理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雇了两个伙计，自己当起了老板。

我在城里买了房，不大，但很温馨。

马小军已经是厂里的副厂长了，他儿子都上初中了。

他时常来找我喝酒。

“东子，你这日子过得可以啊。你看你，有房有事业，就差个媳妇了。”

我笑笑，不说话。

这些年，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

但我都拒绝了。

我心里，始终住着一个人。

那天，我正在店里算账，一个伙计跑进来。

“老板，外面有个人找你。”

“谁啊？”

“不知道，一个女的。”

我放下账本，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很普通的风衣，头发长了，烫着卷。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还和十年前一样亮。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是苏梅。

她也看着我，笑了。

“小伙子，还认识我吗？”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她走过来，轻轻地帮我擦掉眼泪。

“哭什么，我这不是出来了吗？”

“你……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想找的人，总有办法找到。”

她说的，和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带她回了家。

我给她做了一顿饭，还是西红柿炒鸡蛋。

她吃得很香。

她说，她还是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她说，她在里面表现好，减了刑，提前出来了。

她说，她出来后，回了一趟上海，家里已经物是人非。

她说，她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来找我。

“你不怕我连累你？”我问。

“不怕。”她摇摇头，“这辈子，我什么都怕过，就是没怕过跟你在一起。”

我把那个存了十年的存折拿出来，放到她手里。

“密码，还是你的生日。”

她看着存折，又看看我，笑了。

“傻瓜。”

后来，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宾客，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个证。

我们把修理铺扩大了，做起了家电销售。

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长得很像她，特别是那双眼睛，又黑又亮。

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会靠在我怀里，问我。

“卫东，你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后悔那天在录像厅，我跟你搭话。”

我抱着她，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只后悔，那天为什么没早点认识你。”

窗外，是这个城市璀璨的灯火。

我知道，属于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那个躁动不安的九十年代，像一场盛大的焰火，绚烂过，也落寞过。

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也成就了很多人的爱情。

而我，李卫东，只是那场焰火下，一个被照亮了的幸运儿。

来源：暮归念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