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夜的燥热被晚风吹得有了一丝缝隙，银幕上正放着《少林寺》，鏗鏘的打斗声混着几百号人的嘈杂，成了1981年夏天最廉价也最热闹的消遣。我叫卫东，刚满二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钳工学徒，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儿，可心里却慌得像揣了只兔子。因为我旁边坐着的那个女人，我们厂办
夏夜的燥热被晚风吹得有了一丝缝隙，银幕上正放着《少林寺》，鏗鏘的打斗声混着几百号人的嘈杂，成了1981年夏天最廉价也最热闹的消遣。我叫卫东，刚满二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钳工学徒，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儿，可心里却慌得像揣了只兔子。因为我旁边坐着的那个女人，我们厂办的“一枝花”淑芬嫂子，正若有若无地往我这边挤。她身上的皂角香，比风里的青草味儿还好闻，也更要命。就在李连杰一脚踢翻一个坏蛋，人群爆发出喝彩时，她柔软的胳膊彻底贴在了我的胳膊上，侧过头，温热的气息吹得我耳朵痒痒的，用蚊子哼哼似的声音说：“卫东兄弟，我……我怕蚊子。”
那年头，男女之间别说挨得这么近，就是在路上多看两眼，都能被唾沫星子淹死。我一个毛头小子，哪里经过这个阵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炸开了一锅沸水。她是怕蚊子，还是怕别的什么？或者说，她嘴里的“蚊子”，到底是不是指天上飞的那种？这个问题，像一根扎进心里的刺，让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坐立难安。
说起这事儿，还得从那个夏天开始讲。八十年代初，娱乐活动少得可怜，厂里组织的露天电影，就是我们这些单身小伙子最大的盼头。一来是能看不要钱的热闹，二来嘛，厂里的小姑娘、小媳妇们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来，黑灯瞎火的，胆子大的还能跟心仪的姑娘多说两句话。我性子闷，就是纯粹去看电影的。那天我下班晚了，扛着小马扎到广场的时候，好位置早没了，只能在边边角角找了个空。刚坐下，一股香味就飘了过来，扭头一看，竟然是淑芬嫂子。
她叫沈淑芬，是我们厂里公认的美人，皮肤白，眼睛大，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像江南水乡里走出来的人。可惜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她男人叫高建军，是机修车间的，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厂里人都说，沈淑芬嫁给他，是当年父母包办，吃了大亏了。我平时跟她没什么交集，只在食堂打饭时见过几面，每次她都低着头，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
那天她就坐在我旁边，抱着膝盖，安安静静地看电影。我一个大小伙子，挨着这么个漂亮嫂子，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连电影里演的啥都有点看不进去了。一开始，我们之间还隔着一拳的距离，井水不犯河水。可电影放着放着，我就感觉不对劲了。她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我这边挪。我心里直打鼓，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心想：这是啥意思？难不成是看上我了？可转念一想，不可能啊，我就是一个穷学徒，要啥没啥，人家是正式工的老婆，怎么会瞧得上我。我只能安慰自己，是地方太挤了，人家不小心的。
可后来，她的肩膀都快靠到我身上了，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衣服布料的柔软。我的天，我当时脸肯定红得跟猴屁股一样，幸亏天黑看不见。就在我脑子里一团乱麻，不知道是该躲开还是该装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贴着我耳朵，说了那句让我记了好些年的话：“卫东兄弟，我……我怕蚊子。”
怕蚊子？这话说的，换了谁都得琢磨琢磨。夏天的蚊子是多，可几百号人都在这，也没见谁怕成这样，非要往一个大男人身上贴啊。我当时年轻，脑子里想的也简单，一半是紧张，一半是莫名的窃喜。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主动亲近我，哪个小伙子能不心猿意马？我木木地点了点头，嗓子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一整场电影，我就像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动不敢动，任凭她的体温透过薄薄的的确良衬衫传过来，心里是又煎熬又有点说不清的期待。电影散场的时候，人群乱糟糟的，她冲我浅浅一笑，就混进人堆里不见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站了好久，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天以后，我心里就像长了草。上班的时候老是走神，脑子里全是沈淑芬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和那句“我怕蚊子”。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她。我发现，她总是独来独往，很少跟厂里其他的女工扎堆聊天，脸上也总是带着一丝化不开的忧愁。有一次在水房，我看见她手腕上有一块青紫，她察觉到我的目光，慌忙把袖子拉了下来。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不好的念头冒了出来。厂里关于高建军打老婆的传言，不是一天两天了。
又过了几天，厂里发福利，一人两斤肉。我提着肉回宿舍，路过他们家那栋楼，正巧看到高建军和沈淑芬在楼下吵架。高建军嗓门跟洪钟似的，隔着老远都能听见：“让你去我妈家送趟东西，你磨磨蹭蹭到现在！是不是又跟哪个小白脸眉来眼去了？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沈淑芬低着头，小声辩解着什么，声音小得听不清。高建军根本不听，一把就将她推了个趔趄，手里的网兜掉在地上，里面的苹果滚了一地。
沈淑芬也不敢哭，只是蹲下身，默默地去捡苹果。那背影，瘦弱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高建军还不解气，指着她的鼻子骂骂咧咧，话越说越难听。周围有几个邻居探头探脑，但没人敢上前管。高建军在厂里是出了名的混不吝，没人愿意惹这个麻烦。我当时血气方刚，拳头攥得咯咯响，真想冲上去给他两拳。可理智告诉我，这是人家的家务事，我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只能躲在墙角，眼睁睁看着沈淑芬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然后跟着高建军上了楼。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那天晚上，她为什么要往我身上靠了。那夜的露天电影院，高建军也在。他就坐在他们那一片家属区的最前面，跟几个哥们喝酒吹牛。而沈淑芬，却一个人坐到了我们这些单身汉的区域。她靠过来，也许根本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她不是在寻找刺激，而是在寻找一个临时的避风港。在那个人多嘈杂的环境里，挨着一个陌生的、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年轻男人，或许能让她暂时忘记身边那个随时可能爆发的“丈夫”，获得片刻的安宁。她怕的，哪里是蚊子，分明就是不远处那个像凶神恶煞一样的男人啊！他就是那只最毒的“蚊子”，让她不得安生。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点旖旎的幻想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同情和愧疚。我为自己之前的胡思乱想感到脸红。人家正在水深火热里煎熬，我却还以为是桃花运来了。从那以后，我看到沈淑芬，眼神里就多了一份理解。有次在路上碰到，我还主动冲她点了点头，她愣了一下，也回了我一个微笑，虽然那笑容里带着苦涩，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真实。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着暴雨的晚上。那天我上中班，半夜十二点才下班。刚走到宿舍楼下，就听到一阵压抑的哭声和男人粗暴的咒骂声，是从高建军家传出来的。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被砸了。我心里一紧，赶紧跑到他们家窗户下。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我看到沈淑芬被高建军推倒在地，高建军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抓起一个暖水瓶就要往她身上砸。
“我让你犟！我让你犟！老子今天打死你！”他吼叫着。
我脑子一片空白，也顾不上什么“别人的家务事”了。人的良心告诉我，再不管，就要出人命了！我冲上楼，也顾不上敲门，用尽全身力气一脚就把那扇薄薄的木门踹开了。屋里的景象让我目眦尽裂。沈淑芬蜷缩在地上，头发散乱，脸上已经有了血印子。高建军举着暖水瓶，满脸狰狞。
看到我闯进来，高建军愣住了，然后勃然大怒：“你小子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活腻歪了？”
我那时候年轻，又是厂里的民兵，练过几天拳脚，根本不怕他。我指着他喝道：“高建军！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有本事在车间使，别在家里打老婆！你再动她一下试试！”
高建军估计是没想到会有人敢出头，加上喝了点酒，把暖水瓶往地上一扔，骂骂咧咧地就朝我扑了过来。我们两个就在那狭小的屋子里扭打在了一起。我虽然年轻，但他毕竟力气大，几下就把我掀翻在地。就在他一拳要砸到我脸上的时候，我看到角落里的沈淑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抄起一个板凳，用尽全身力气砸在了高建军的后背上。
高建军惨叫一声，回过头，眼神凶狠得要吃人。沈淑芬吓得扔掉板凳，连连后退，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决绝。这一闹，惊动了整栋楼的邻居，大家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厂保卫科的人也来了，把我们三个都带走了。
在保卫科，事情的经过很快就清楚了。高建军因为赌钱输了，回家找沈淑芬要钱，沈淑芬不给，他就动了手。这种事，在那个年代，往往都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教育两句就让回家了。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这个“外人”的介入，性质就变了。高建军反咬一口，说我跟沈淑芬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半夜三更闯进他家，是想“图谋不轨”。
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眼光都变了。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怀疑，看沈淑芬的眼神充满了鄙夷。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的名声比命都重要。如果这个罪名坐实了，我们俩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沈淑芬急得直哭，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一遍遍地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气得浑身发抖，高建军这种人，真是坏到了骨子里。打老婆不算，还要毁了她的名声。
就在我百口莫辩的时候，沈淑芬突然不哭了。她擦干眼泪，抬起头，目光像淬了火的钢，直视着保卫科的科长，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科长，高建军常年打我，全楼的人都知道。他赌钱，欠了一屁股债，厂里也有人知道。今天晚上，是卫东救了我，不然我可能就被他打死了。至于他说我们有不正当关系，纯属血口喷人！那天看露天电影，他也在场，他喝多了对他那帮狐朋狗友吹牛，说回家要好好‘收拾’我。我害怕，才坐得离他远了点。我挨着卫东，是因为我看他是个老实人，不像坏人，我想着人多，高建军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对天发誓，我跟卫东兄弟清清白白！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楼里的邻居，问问高建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这番话，掷地有声，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直接把皮球踢给了保卫科。科长也是个明白人，派人去楼里一问，高建军的德行早就人尽皆知了。邻居们虽然平时不敢管，但现在有人捅破了窗户纸，也都七嘴八舌地证实了沈淑芬的话。真相大白。高建军因为诬告和家庭暴力，被厂里记了大过，还关了几天禁闭。
而我和沈淑芬，虽然洗清了嫌疑，但在那个风言风语能杀人的年代，还是成了别人背后的谈资。我倒无所谓，一个光棍小伙子，身正不怕影子斜。可对沈淑芬来说， это等于把她架在火上烤。我以为她会熬不下去。可没想到，几天后，她做出了一个让全厂都震惊的决定——她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在八十年代，离婚，尤其是一个女人主动提出离婚，那可是天大的事，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但她却异常坚定。她说，她不想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她说，与其被“蚊子”活活叮死，不如豁出去拼一把。
离婚官司打得很艰难，但因为有家暴的证据，最后还是判离了。沈淑芬几乎是净身出户，离开了那个让她噩梦连连的家。她被调到了分厂，离我们总厂很远。走的那天，她来找过我一次。她给我纳了一双鞋垫，针脚细密。她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说：“卫东兄弟，谢谢你。你是个好人。这辈子，我记着你。”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感慨万千。那个夏天看露天电影的夜晚，那句“我怕蚊子”，像电影的定格画面一样，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一句看似暧昧的话语背后，可能藏着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一个柔弱的女人，身体里也可能蕴藏着挣脱枷锁的巨大勇气。人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沈淑芬。听说她在分厂干得很好，后来还自己学了技术，成了一个小组长，再后来，嫁给了一个同样离异的中学老师，日子过得挺平静。而我，也在厂里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生子，成了一个普通的油腻中年人。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露天电影早就不放了，但每到夏天，听到院子里的蚊子嗡嗡叫，我还是会想起1981年的那个夜晚，想起那个叫沈淑芬的女人，和她那句卑微而又勇敢的求救。那一刻，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一个碰巧坐在她身边的普通人，用自己笨拙的善良，为她挡了一下扑面而来的“蚊子”。这就够了。人这一辈子，谁还没怕过几只“蚊子”呢？只是有的人，怕的是真的蚊子，而有的人，怕的是穿着人皮的恶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来源：远见卓识奶酪HE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