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庆档上映的《震耳欲聋》是一部题材深刻的电影，讲述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律师李淇，为聋人群体打官司而被卷入一场聋人反诈案的故事。这不仅是一部揭露聋人反诈困境的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
国庆档上映的《震耳欲聋》是一部题材深刻的电影，讲述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律师李淇，为聋人群体打官司而被卷入一场聋人反诈案的故事。这不仅是一部揭露聋人反诈困境的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
“元素过载”下的叙事裂痕
文｜宋明海
电影《震耳欲聋》讲述了律师李淇因精通手语而卷入一场针对听障群体房产骗局的故事，影片以细腻的笔触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电影也存在“元素过载”所造成的叙事裂痕，包括声音过载、符号过载、情绪过载三个维度。
影片《震耳欲聋》在声音设计上做了一些探索，大胆地将听障人士的直观听觉感受搬上银幕，呈现全新的听觉体验。影片成功地将手语的视觉节奏与听障人士的内心情感相链接，于“无声”中实现人物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影片在某些关键节点过多地选择了以饱满的音乐来确保情感的传递。这在影片中成为一种叙事上的补偿机制——用声音的“洪流”去填补剧情逻辑或人物弧光中的断裂。例如，男主角李淇从利用案件谋取名利到良心发现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后缺乏足够细腻的剧情铺垫，带有不同情感属性的音乐便在此时成为“加固”叙事裂痕的“黏合剂”。倘若能在影片的某些时刻敢于“放手”，让无声的表演、手语的细微颤动本身承载更多叙事重量，或许能在视听上获得更好的艺术呈现效果。
影片《震耳欲聋》充满了精心设计的视觉隐喻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些符号构成了影片独特的作者性美学，但是，直白且密集的符号运用，使影片从艺术化的“隐形意味”滑向直白的“显性表达”，形成一种极富“强制”意味的符号过载。观众在不断“解码”这些带有明确指向性的符号时难免会感到疲惫，其主动思考和情感代入的通道反而因此受到阻塞。
电影《震耳欲聋》为了追求作品的情绪感染力，简化了系统性的法律问题，用“情”覆盖了“法”的复杂肌理，过量的煽情叙事导致情绪过载。这样的问题在最后的“法庭戏”中暴露得最为直观，缜密的法理推断与剧情线索的紧密耦合被煽情叙事遮蔽。影片的叙事动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李淇个人的情感觉醒与道德抉择上，这固然符合类型片的叙事规律。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情绪流输出，在让观众深切共情主角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让影片中的听障群体成为情感的“客体”。也正因为听障群体“主体”性的失位，影片不得不以过载的电影元素来模拟、想象、代言他们的痛苦，其结果便是导致影片在“单向度的宣泄”中出现叙事裂痕。
以真实叩击，让沉默可视
文｜王汝冉
电影中，张小蕊的录取通知书在马料巷居民的手中传阅，银幕逐渐暗了下去，字幕缓缓升起，观众们也陆续起身，当我手指触碰到手机静音键的一刻，主人公李淇在法庭上震耳欲聋的正义发声，猛然间在耳边回响。
电影《震耳欲聋》由万力导演，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从小生活在聋哑家庭环境的律师李淇，为那些被金总诈骗的聋哑乡亲们辩护，最终赢回被骗财产。
影片中，李淇的内心无疑是挣扎的，既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弥补儿时的自卑，也不忍看着聋哑邻居上当受骗。当两件事被置于天平的两端，李淇究竟会如何取舍？影片开篇几分钟，便用几个细节完成了李淇早期形象的塑造：谈判桌上刻意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晃动手腕上的盗版手表而致镜片脱落、穿着不合脚的廉价皮鞋、吹嘘自己２０００元一小时的辩护费以及对普通老百姓流露出的不屑……
影片中的小胖和金总，仿佛是李淇的两个侧面，金总在利益诱惑下走上了歧路，小胖则完全不同，他是有良知的律师，李淇在天平两端的抉择，实质上是在金总和小胖两种人生选择之间的徘徊。
影片善于用细节隐喻来编织叙事暗线，吴阿姨手上的金手镯容易被误解为“炫富”，实则是她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这种朴实的愿望，与李淇初登场时手腕上晃眼的金手表形成了微妙的对照。更有深意的是片中的《水浒传》人物卡，武松卡出现的时刻，成为整部影片的转折点，李淇化身武松，以打虎姿态对抗不公。
影片的画面语言同样充满叙事张力，李淇儿时自尊心受挫，家里灯泡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红色，这不仅是灯泡的故障，更是他被自卑灼烧的内心，此时，小卖部老板帮他修好灯，也驱散了他内心的阴霾。后来小卖部老板被赶出房子，在打工房与李淇聊天的场景，暖光范围明显超过冷光，冷暖交织仿佛李淇内心天平的倾斜，逐渐下定了要帮助邻居们的决心。
全片最出彩的镜头是李淇和小胖的那场争吵，五分钟的长镜头中，镜头跟随着两人的争执不断晃动，广角的镜头畸变放大了他们的情绪，电梯内昏暗的灯光、逼仄的空间，显示着他们观念上的隔阂。
影片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冗杂的配乐喧宾夺主，挤压了演员自然的情感流露。张小蕊和李淇在河边聊天的情绪高潮处，音乐骤起，导致了“情感高潮全靠音乐强行提高”的割裂感。影片整体剧情走向也略显模式化，在剧情上，“从失意到成功却失去本心，再到找回本心”的叙事框架略显俗套。
来源：齐鲁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