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签下那份放弃老宅拆迁补偿款的协议书时，妻子王兰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坐在对面的大舅林建军，狠狠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声“”。整个家族的亲戚，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有不解，有鄙夷，也有几分看好戏的幸灾乐祸。
当我签下那份放弃老宅拆迁补偿款的协议书时，妻子王兰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坐在对面的大舅林建军，狠狠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声“”。整个家族的亲戚，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有不解，有鄙夷，也有几分看好戏的幸灾乐祸。
那一刻，我手里的笔，仿佛有千斤重。
四十多年了，从那个闷热的夏夜，在电影院的黑暗里，表姐林芳把我的手拉过去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我心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个我必须独自偿还的秘密人情。一碗红烧肉，一张电影票，一句轻声的嘱托，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我心里，却比那三十万的拆迁款，重得多。
家里人不懂，我的妻子不懂，他们只看到我傻乎乎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财富，却没人知道，我守护的，是一个少年最纯粹、也最郑重的承诺。
故事，要从1981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那年我十岁，整个夏天都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和廉价橘子冰棒的甜味。
第1章 黑暗里的那只手
1981年的夏天，好像比以后任何一个夏天都要漫长，也都要炎热。知了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把午后的阳光都叫得有些发蔫。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背心，光着脚丫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遍遍地数着地上的蚂蚁。
那年我十岁，是个瘦得像豆芽菜一样的半大孩子。父母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实行“三班倒”，家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和饥饿，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明的两种底色。
表姐林芳的出现，就像那个贫乏年代里的一抹亮色。她大我十岁，那年刚好二十，在县文化馆工作，人长得清秀，说话总是温声细语。因为外婆家和我们家住得近，她时常会过来看看我。
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下午，就是从她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开始的。
“小明，发什么呆呢？”
我一抬头，看见林芳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站在院门口，白色的连衣裙在阳光下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她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脸上却带着笑。
“姐，”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赶紧把脏兮兮的脚往后缩了缩。在干净漂亮的表姐面前，我总有些自惭形秽。
“走，姐带你去看电影。”她说着，从车把上挂着的网兜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刚发的，尝尝。”
那是一瓶橘子味儿的汽水，玻璃瓶身上还挂着冰凉的水珠。我从没喝过这么“高级”的东西，拧开瓶盖时，那“啵”的一声轻响，伴随着涌出的气泡，仿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我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一股带着甜味的凉气直冲脑门，舒服得我打了个哆嗦。
“慢点喝，没人跟你抢。”林芳笑着，用手帕擦了擦我的嘴角。
那天要放的电影是《少林寺》，票有多难买，对于当时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场盛大的节日。电影院里人山人海，空气中混合着汗味、烟味和零食的味道。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角落里找到两个连在一起的座位。
电影院里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却丝毫吹不散那股热浪。我紧张地攥着衣角，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电影院。当灯光暗下来，巨大的幕布上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样时，整个影院都沸腾了。
我的心也跟着“怦怦”直跳，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因为身边的表姐。在黑暗里，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香味，那是一种让我感到安心的味道。
电影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连杰的拳脚功夫让整个影院的男孩子们都热血沸腾，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呼和叫好。我看得入了迷，攥紧的拳头里全是汗。
就在最紧张的一个打斗场面时，我感觉身边有动静。黑暗中，一只温暖、柔软的手，轻轻地覆盖在了我紧握着的小拳头上，然后，不容我反应，就将我的手拉了过去，放在了她的腿上。
我浑身一僵，像被电击了一样。
那是表姐的手。
我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细腻而柔软。我的手又小又脏，指甲缝里还带着泥，被她这样握着，我一动也不敢动，连呼吸都放轻了。我偷偷偏过头，在银幕反射的微光里，我只能看到她柔和的侧脸轮廓，她的目光专注地看着电影，仿佛刚才那个动作只是无心之举。
可我的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父母常年忙于工作，他们爱我，但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确保我能吃饱穿暖。他们很少抱我，更不用说这样温柔地牵我的手。在那个瞬间，一种难以言喻的暖流从我们相握的手掌处，传遍了我的全身。
那是一种被珍视、被保护的感觉。在那个嘈杂、黑暗、闷热的空间里，表姐的手，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我不再是那个总被忽视的瘦小男孩，我感觉自己被一个温柔的人，牢牢地护在了羽翼之下。
整场电影的后半段，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屏幕上。我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那只被握着的手上。我能感觉到她偶尔会轻轻捏一下我的手指，像是在安抚一个紧张的孩子。我的手心开始出汗，黏糊糊的，我很不好意思，想抽回来，可她却握得更紧了些。
直到电影结束，灯光骤然亮起，她才像被惊醒一样，松开了我的手。我下意识地把手藏到身后，脸上烧得厉害，不敢看她。
“走吧，小明。”她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温柔而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那只手的温度，那个黑暗里的瞬间，像一颗种子，在我十岁的心里，悄悄地生了根。
第2章 一碗红烧肉的承诺
走出电影院，外面的天色已经擦黑。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脸上很舒服。我的脸颊还在发烫，心里乱糟糟的，既有甜蜜，又有惶恐，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郑重。
“饿不饿？”林芳推着自行车，侧过头问我。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肚子“咕噜”一声，替我做了最诚实的回答。
她扑哧一声笑了，揉了揉我的头发：“小馋猫。走，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她带我去了国营饭店。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国营饭店是个遥远而神圣的地方，只有逢年过节，爸爸拿到奖金时，才可能被带来“改善生活”。
饭店里人不多，林芳熟练地点了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还有两碗米饭。当服务员把那碗油光锃亮、香气扑鼻的红烧肉端上来时，我的眼睛都直了。
那肉烧得是真好，肥瘦相间，色泽红亮，酱汁浓郁。我咽了口唾沫，却迟迟不敢动筷子。
“吃啊，看什么呢？”林芳夹了一块最大的、带着肉皮的放到我碗里，“多吃点，看你瘦的，风一吹都能刮跑。”
我夹起那块肉，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肉皮软糯，肥肉入口即化，瘦肉酥烂入味，那股咸中带甜的浓郁香味瞬间充满了我的口腔。我敢说，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我狼吞虎咽地扒着饭，林芳自己没怎么吃，只是微笑着看着我，时不时地给我夹菜，把碗里大部分的肉都给了我。
“姐，你也吃。”我含糊不清地说着，想把碗里的肉夹给她。
“姐不爱吃肉，你吃吧。”她说着，又给我添了半碗饭，“慢点吃，别噎着。”
那一顿饭，我吃得心满意足，肚子撑得圆滚滚的。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搂着林芳的腰，脸贴着她薄薄的后背。晚风吹过，带着她身上好闻的雪花膏味，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
快到家门口时，巷子里没有路灯，黑漆漆的。林芳停下车，让我下来。
“小明，”她在黑暗中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却很认真，“今天开心吗？”
“开心！”我大声回答，生怕她听不见。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蹲下身子，与我平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黑暗中像星星一样亮。
“小明，你是个好孩子。”她慢慢地说，“以后长大了，要做个有担当的男子汉，知道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她又说：“姐姐……姐姐以后可能没什么人可以依靠了。你长大了，要对姐姐好，能做到吗？”
她的话里带着一丝我当时无法理解的忧伤和脆弱。但在那一刻，那个刚刚被电影票、汽水和一碗红烧肉彻底收买了的十岁男孩，心里涌起一股豪情。我觉得，保护这么好的表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电影院里，是她保护了我。现在，她需要我的保护。
“能！”我挺起胸膛，用尽全身力气回答道，“姐，我长大了，一定对你好！谁欺负你，我就揍他！”
黑暗中，我听到她一声轻笑，带着些许欣慰，也带着些许苦涩。她伸出手，再次揉了揉我的头。
“好，姐信你。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好不好？”
“好！”
这个承诺，就在那个夏夜的巷子口，伴随着蛙鸣和栀子花的香气，被一个十岁的男孩郑重地许下了。它没有见证人，没有契约，却比任何白纸黑字的合同都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起，林芳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变得不一样了。她不再仅仅是我的表姐，她是我要用一生去守护的人。
我会偷偷攒下几分钱的零花钱，给她买一根冰棍；我会跑很远的路，去给她买她爱吃的烤红薯；大扫除的时候，我会抢着帮她家擦最高的窗户。我的付出微不足道，甚至有些笨拙，但在我看来，每一次为她做事，都是在践行我的诺言。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是表姐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她处了一个对象，是她单位的同事，两人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谈婚论ě嫁的地步。可对方的父母嫌弃我大舅只是个普通工人，大舅妈又没有正式工作，家庭条件不好，硬是逼着他们分了手。
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被男方家退婚，对一个女孩子的名誉是很大的打击。表姐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但那段时间，她瘦了很多。她带我去看电影，给我买好吃的，或许只是想找个方式，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而我，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十岁男孩，却把她无意中流露出的脆弱，当成了一份需要我用一生去回应的托付。
这个承诺，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一头系着那个夏夜，另一头，牵引了我之后的整个人生。
第3章 老宅拆迁的风声
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多年。
我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国企，成了一名技术员。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兰，我们结婚，生子，过着和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人一样，平凡而琐碎的日子。
父母早已退休，身体还算硬朗。而表姐林芳，却一直没有结婚。
年轻时，因为那次感情的创伤，她对感情的事变得很淡漠。后来年纪大了，也相过几次亲，但高不成低不就，就这么耽误了下来。她一直住在大舅家，也就是我们家族的老宅里，照顾着年迈的大舅和大舅妈。这些年，她的身体也不太好，年轻时落下的胃病，一直没能根治，人也比同龄人显得憔셔悴。
我对她的承诺，从未忘记。逢年过节，我给父母买什么，就一定会给她也准备一份。她生病住院，我总是第一个赶到医院，跑前跑后地缴费、拿药。我的儿子小宇出生后，我告诉他，除了奶奶，林芳姑姑也是他最应该尊敬的长辈。
妻子王兰对此，起初并没有说什么。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也知道林芳不容易，对她一直很客气。但时间久了，她偶尔也会在我耳边念叨几句。
“陈明，我知道你跟你表姐感情好，可你对她，是不是有点太好了？”有一次，我把刚发的一个月奖金，拿出三分之一给林芳送去当医药费，回来后王兰就忍不住了，“咱们家也不宽裕，小宇马上要上初中了，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你表姐有你大舅他们管，你这么上心干嘛？”
“她是我姐。”我只是简单地回答。
我没法跟王兰解释那个夏夜的电影和那碗红烧肉。在我看来，那是属于我和表姐两个人的秘密，说出来，就好像把一份珍藏多年的宝贝拿出来示众，会失去它原有的分量。
王兰看我这样，叹了口气，也不再多说。但我们夫妻之间，因为这件事，终究是留下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让这道裂痕彻底爆发的，就是老宅拆迁的事。
我们家的老宅，位于城市的旧城区，是一座典型的老式院落。当年外公外婆还在时，几个子女都住在一起。后来大家陆续成家搬走，只有大舅一家还留守在那里。按照当年的分家协议，这座宅子的产权，归大舅、我妈，还有远在南方的小姨三家共有。我们家占三分之一的份额。
前几年，市里规划要改造旧城，风声传了很久，一直没动静。直到去年年底，一纸正式的拆迁公告贴了出来，整个家族都沸腾了。
根据补偿方案，我们家的老宅，可以置换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外加一百万的现金补偿。
一百万！
这个数字，对于我们这样好几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
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家的电话就没停过。远在广州的小姨一家也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讨论这笔钱该怎么分。
按照产权，最简单的分法就是三家平分。每家可以分到大约三十三万的现金，新房子折价后，也能再分个几十万。
那天晚上，王兰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给我算账：“陈明，这下好了！咱们能分到差不多六七十万呢！小宇将来上大学、结婚的钱都有着落了。我们还可以换辆好点的车，剩下的钱存起来，日子一下子就轻松了。”
她规划着美好的未来，脸上洋溢着久违的轻松和喜悦。我看着她，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林芳那张略带病容、总是带着一丝忧郁的脸。
她没有工作单位，只有一点微薄的居民医保。大舅和大舅妈年纪大了，退休金也只够自己开销。这些年，林芳看病吃药，花销巨大，几乎全靠几个兄弟姐妹接济。如今老宅一拆，她和大舅他们住哪儿？她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在想什么呢？”王兰推了推我。
“我在想，姐她怎么办。”我轻声说。
王兰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有些不自然地说：“那不是有大舅他们吗？分的钱，大舅那一份肯定是留给她的。再说了，小姨和妈也不会不管她吧。”
我知道她说的是人之常情，可我心里那个埋藏了四十多年的承诺，却在隐隐作痛。
“长大了，要对姐姐好，能做到吗？”
那晚，林芳在黑暗中的话语，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回响。我觉得，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刻，可能就要到了。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拆迁，不会那么顺利。它像一块巨大的试金石，将要考验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人的亲情与人性。
第4章 第一场家庭会议
拆迁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我们这个大家族里激起了层层涟漪。第一个正式的家庭会议，定在了大舅家，也就是那座即将消失的老宅里。
周末的下午，阳光正好。我骑着电瓶车带着王兰，穿过熟悉的街巷。老宅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只是墙角长满了青苔，砖缝里也冒出了杂草，处处都透着一股行将就木的衰败气息。
我们到的时候，小姨陈秀芬和小姨夫也从广州赶了回来，正坐在院子里和大舅林建军、大舅妈赵秀英说话。林芳则在厨房里忙活着，准备晚饭。
“陈明，王兰，来啦。”大舅妈挤出一丝笑容，招呼我们坐下。她的脸色不太好，眼袋很重，看得出这段时间没少操心。
大舅林建军闷着头抽烟，一根接一根，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烟头。他是个典型的老派家长，性格固执，不善言辞，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习惯了自己拿主意。
气氛有些沉闷和尴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今天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但谁也不愿意先开口。
还是小姨陈秀芬先打破了沉默。她在南方做生意，见多识广，性格也最外向。
“大哥，大姐，这次回来，主要就是商量下老房子的事。”她开门见山，“方案都下来了，一百万现金，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咱们三家，按理说，就该平分。”
我妈陈秀琴赶紧点头附和：“是这个理儿。当年爸妈走的时候就说好了的，这房子三家都有份。”
大舅弹了弹烟灰，没说话。大舅妈看了一眼丈夫，清了清嗓子，开口了：“秀琴，秀芬，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你们也知道，这些年，一直是我和你们大哥住在这儿，守着这老房子。还有，芳芳的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她说着，眼圈就红了，“她一个没结婚的闺女，身体又不好，以后我们俩腿一蹬，她可怎么办啊？这老房子一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
这话一出，院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更加凝重。
小姨夫是个实在人，他插话道：“大嫂，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芳芳是我们的外甥女，她有困难，我们肯定会帮。但一码归一码，这房子的产权是三家的，补偿款也该按产权来分。分完了，我们再各自拿出一部分来帮衬芳芳，这是情分，对不对？”
小姨夫的话说得在理，既讲了原则，也讲了情面。
可大舅妈显然不这么想。她抹了抹眼泪，声音拔高了些：“什么叫情分？芳芳是你们的亲外甥女！她都这样了，你们做姨的，难道不该多为她考虑考虑吗？这钱，要是平分了，我们这一家子，拿着那三十多万，连个像样的两居室都买不起，以后住哪儿？睡马路吗？”
“大嫂，你这话就没意思了。”我妈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我们家也不宽裕，陈明他们还要养孩子。秀芬家看着风光，做生意也有赔有赚。谁家没本难念的经？”
眼看着就要吵起来，大舅终于把烟头摁灭在砖缝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都别吵了。我的意思是，房子，我们要了。那一百万现金，我们家拿五十万，剩下的五十万，你们两家分。”
“什么？”小姨陈秀芬第一个叫了起来，“大哥，你这是什么分法？凭什么你们家拿大头，还要占了房子？”
“凭什么？”大舅的嗓门也大了起来，他站起身，指着这院子，“就凭我们在这儿守了三十年！就凭芳芳是我闺女，她没个依靠！你们一个个在外面都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窝，她有什么？这个家就是她的根！现在根要被拔了，你们还想把土都给刨走？”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砸得在场的人都说不出话来。
王兰坐在我身边，一直没说话，但她的手已经悄悄地在桌子底下掐住了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和愤怒。
我心里也很乱。我知道大舅是心疼女儿，他的要求虽然霸道，但背后的那份父爱，却让人无法苛责。可小姨和我妈说得也没错，亲兄弟明算账，这关系到几十万的利益，谁也不可能轻易让步。
就在这时，林芳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从厨房里出来。她显然听到了院子里的争吵，脸色苍白，眼神里带着一丝惶恐和哀求。
“爸，妈，姨，你们别吵了……”她把西瓜放在桌上，声音细得像蚊子叫，“钱……钱都给两个姨，我们不要了。只要能有个地方住就行。”
“你给我闭嘴！”大舅冲着她吼了一声，“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回屋去！”
林芳吓得一哆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求助似的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看到她眼神里的无助，就好像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个在感情上受到重创，只能通过对一个孩子好来寻求慰藉的二十岁女孩。
“长大了，要对姐姐好。”
那个承诺，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
我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王兰在我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那力道，疼得我一激灵。她用眼神警告我，不让我说话。
我知道，一旦我开口，就是站在了自己家庭的对立面。
那天的家庭会议，最终在激烈的争吵和不欢而散中结束。晚饭谁也没心思吃，小姨和小姨夫摔门而去，我妈也气得拉着我爸回了家。
我和王兰走在最后。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林芳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门口，昏黄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无声的叹息。
那一晚，我和王兰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陈明，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和你小姨都快跟人打起来了，你就跟个木头一样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一回到家，王兰就关上门，压低声音对我吼道。
“我能说什么？”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说什么？你应该站那边！那是我们家的钱！六七十万，不是六七十块！你大舅那是什么分法？简直是抢劫！”王兰气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姐她不容易……”
“又是你姐！”王兰打断我，声音里带着哭腔，“陈明，我跟你过了二十年，我真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林芳是不容易，可我们呢？我们就容易吗？小宇的补习班一学期多少钱？我身上这件衣服穿了三年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省吃俭用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一笔钱，能让咱们松口气，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
“我没有……”
“你就有！”王兰指着我，“我看得清清楚楚，刚才你表姐一看你，你就想说话了！你想说什么？你想同意你大舅的方案是不是？你想把我们家的钱，拱手让给他们是不是？”
我沉默了。因为她猜对了。
那一刻，我确实动了恻隐之心，我确实想说，要不就按大舅说的办吧。
我的沉默，在王兰看来就是默认。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陈明，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你。你心里只有你那个表姐，根本没有我和儿子。”她说完，就冲进了卧室，把门“砰”地一声甩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一边是结发二十年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埋藏了四十年的承诺和那个孤苦无依的表姐。
我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两边都是煎熬。
第5章 最后的通牒
第一次家庭会议不欢而散后，我们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冷战状态。
王兰不再跟我吵，但她也不怎么跟我说话。她会按时做饭，把我的衣服洗干净，照顾儿子的学习，把一个妻子的本分做得无可挑剔。但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我们俩就像在同一个屋檐下合租的陌生人，客气，疏离。
我知道她在等，等我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期间，我妈和小姨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商量对策。她们统一了战线，坚决不同意大舅的分配方案，甚至还去咨询了律师。律师的答复很明确：按照继承法，三家拥有同等的产权，理应平分所有补偿。
这个消息让我妈和小姨的底气更足了。她们决定，如果大舅再坚持，就直接走法律程序。
“亲情？他林建军都不讲亲情了，我们还讲什么？”我妈在电话里愤愤地对我说，“陈明，你可得拎得清！这事关乎咱们家的未来，你别犯糊涂！”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是一团乱麻。
我试着去找林芳谈谈。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提前下了班，绕到老宅去。大舅和大舅妈都出去散步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她正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就着夕阳的光看书。看到我来，她显得有些局促，连忙站起来。
“小明，你怎么来了？”
“姐，我来看看你。”我看着她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憔셔悴的脸，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坐在院子里，一时相对无言。还是我先开了口：“姐，为了房子的事，大家闹得不愉快，你别往心里去。”
她低下头，轻轻地说：“我知道……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爸妈也不会……”
“不关你的事。”我打断她，“姐，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舅他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她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眼睛里蒙着一层水雾：“我爸的意思，是想用这笔钱，在郊区买个小点的二手房，我们一家人搬过去。剩下的钱，留着给我看病养老。可是……可是我知道，这对和小姨不公平。”
“小明，”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恳求，“你回去劝劝二姨和小姨吧。钱，我们真的可以少要点，只要能保证我们有个住的地方，能让我爸妈安度晚年就行。我不想因为我，让一家人闹得跟仇人一样。”
看着她这副委曲求全的样子，我心里那杆天平，再次剧烈地倾斜了。
四十年前，她像个大姐姐一样，用她微薄的力量保护我，温暖我。四十年后，她却要为了生计，这样低声下气地求我。
“姐，你别说了。”我站起身，语气坚定，“你放心，有我呢。我不会让你没地方住的。”
“小明，你……”
“我答应过你，要对你好。我说到做到。”
我没敢再看她的眼睛，说完这句话，就匆匆离开了老宅。我怕再待下去，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的决心，在那个下午，彻底定了下来。
回到家，王兰已经做好了晚饭。儿子在房间写作业，饭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今天去哪儿了？”她给我盛了碗汤，状似无意地问。
“去了一趟我姐那儿。”我没有隐瞒。
她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冷笑了一声：“怎么？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娘俩扫地出门吗？”
“王兰，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我皱起眉头。
“我怎么说话了？陈明，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她放下碗筷，表情严肃得吓人，“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少！那是我们应得的！是你儿子的教育金，是我们未来的保障！你要是敢动歪心思，敢把它让出去，陈明，咱们这日子，也就过到头了。”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提“离婚”这两个字。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只剩下决绝和失望。我认识她二十年，她一直是个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的女人。我知道，她不是贪财，她只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这个小家。
我们都没有错。
错的是命运，是现实。
“王兰，”我艰难地开口，“算我求你，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吗？”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拒绝，“陈明，没有商量的余地！要么，你要这个家，要我和儿子。要么，你就去当你的好外甥，去还你那不知道欠了什么的人情债！你自己选！”
她说完，就站起身回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对着一桌子渐渐变凉的饭菜。
最后的通牒已经下达。
我知道，我即将要做出的决定，可能会让我失去我的家庭。
那几天，我彻夜难眠。我一遍遍地回想那个夏夜，回想那只在黑暗中握住我的手，回想那碗香甜的红烧肉，回想那个十岁男孩郑重的承诺。
我也一遍遍地回想和王兰从相识到相爱，从组建家庭到养育儿子的点点滴滴。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我心里一清二楚。
一边是刻骨铭心的恩情和承诺，一边是相濡以沫的亲情和责任。
我被撕扯着，痛不欲生。
最终，拆迁办约定的签字日期到了。那一天，将会是我做出最终抉择的审判日。
第6章 我签下了那份协议
签字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一家人悉数到场。大舅一家，我父母，小姨一家，还有我和王兰。大家分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两侧，泾渭分明，谁也不看谁，空气压抑得像凝固了一样。
王兰坐在我身边，从出门开始就一言不发，脸色冷得像冰。她的手紧紧攥着自己的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着她的决心和最后的警告。
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是个姓李的中年男人，他显然也看出了我们这家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他把一式三份的协议书和补偿方案摆在桌上，公式化地讲解了一遍，然后说：“方案大家之前都看过了，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确认。补偿款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按照你们提供的账户，分别打过去。”
他指了指协议书上关于补偿款分配的空白栏：“这一栏，需要你们内部协商好，写清楚每家的份额和银行账号，我们照此执行。”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几张纸上。
“李主任，”大舅林建军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地开口，“我们家的想法是，房子归我们，一百万现金，我们拿五十万，剩下的五十万，给我两个妹妹家，一家二十五万。”
“我不同意！”小姨陈秀芬立刻反驳，“大哥，你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房子现在市价至少值一百五十万，你拿了房子，还要拿一半的现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妈也跟着说：“对，我们不同意。必须三家平分，这是底线！”
“你们……”大舅气得脸都涨红了，刚要发作，大舅妈在底下拽了拽他的衣角。
大舅妈换上一副哭腔，对着工作人员诉苦：“李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啊。我们家就这么一个闺女，没成家，身体又不好。我们老两口都快七十了，以后走了，她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把林芳的不幸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林芳坐在她身边，头埋得低低的，肩膀微微颤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看着她那个样子，心如刀割。
“行了，大嫂，你别在这儿演戏了。”小姨不耐烦地打断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要么平分，要么就法庭上见！”
“你……”大舅气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眼看又要吵起来，李主任赶紧出来打圆场：“大家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都是一家人，别伤了和气。”
可到了这个地步，和气早就伤得差不多了。
王兰一直冷眼旁观，这时，她突然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陈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想想儿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大舅的固执，大舅妈的眼泪，我妈和小姨的寸步不让，还有妻子眼中的决绝。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林芳身上。
她也正抬起头，怯生生地看着我。那眼神，和四十年前在电影院散场时，那个不知所措的二十岁女孩的眼神，重叠在了一起。
她的眼神里没有贪婪，没有算计，只有无助、哀求和深深的疲惫。
那一瞬间，我脑海里所有关于利益的计算、关于家庭的权衡，全都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夏夜，那个十岁男孩最郑重的承诺。
“长大了，要对姐姐好。”
我欠她的，不是钱，是一份心安，是一份守护。如果今天我为了钱，为了我的小家，让她再次陷入那种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我陈明，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了桌上的笔。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王兰的呼吸都停滞了。
我没有去看她，也没有去看任何人。我只是平静地对李主任说：“李主任，我们家的份额，我们不要了。”
“什么？”
整个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没理会他们的反应，拿起笔，在那份协议的补充说明栏里，一笔一划地写下：
“本人陈明，自愿放弃名下所占老宅产权对应的所有房屋及现金补偿，并将其全部无偿赠予林芳女士。”
写完，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下了红色的手印。
整个过程，我的手异常地稳，心异常地平静。仿佛卸下了一个背负了四十多年的沉重包袱。
“陈明！你疯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我妈，她尖叫着扑过来，想抢我手里的笔。
小姨也目瞪口呆，指着我说不出话来。
大舅和大舅妈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而王兰，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睛一瞬间就红了，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彻骨的失望和悲哀。
“好，好，好……”她连说了三个“好”字，声音都在发抖。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走。
她的背影，决绝得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里。
我签下了那份协议。
我知道，我守住了一个四十年前的承诺，但我也可能，就此失去了一个家。
第77章 沉默的回家路
办公室里的闹剧还在继续。
我妈哭喊着，说我被鬼迷了心窍。小姨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败家子。大舅林建军，这个固执了一辈子的男人，此刻也愣在原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大舅妈，在最初的震惊过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欣喜，也有不安。
而林芳，她从座位上“霍”地站了起来，脸色比纸还白。她冲到我面前，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颤抖：“小明，你这是干什么？你快把这个划掉！我不要！我不能要！”
我看着她，轻轻地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平静地说：“姐，这是我欠你的。”
说完，我不再理会身后的喧嚣，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外面，天色更阴了，风刮得很大，卷起地上的尘土和落叶。我看到王兰就站在不远处的马路边上，没有打车，也没有离开，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尊雕塑。
我走到她身边，喉咙发干，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没有看我，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川流不息的车辆。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沙哑而平静，不带一丝感情。
“走吧，回家。”
回家的路，是我骑着电瓶车。她坐在后面，没有像往常一样搂着我的腰，甚至连手都没有扶着我。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那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路无话。风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我却觉得周围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声。
回到家，儿子小宇还没放学。
王兰走进家门，就像一个客人一样，审视着这个她操持了二十年的家。她摸了摸沙发，看了看墙上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悲伤。
然后，她走进卧室，拿出了一只行李箱。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王兰，你……”
她没有理我，开始沉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几件常穿的衣服，她的化妆品，一本相册。她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下都很有条理，仿佛早就演练过无数遍。
我站在门口，手脚冰凉，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不知所措。
“我们谈谈。”我终于鼓起勇气，沙哑地开口。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看着我。这是她从拆迁办出来后，第一次正眼看我。
“谈什么？”她问，语气平静得可怕，“陈明，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谈的？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我的脸，打了我们这个家的脸。你为了你那个表姐，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你做的选择，我成全你。”
“不是的，王兰，你听我解释……”我急切地想告诉她那个埋藏了四十年的秘密。
“我不想听。”她打断我，“陈明，我跟你过了二十年，我以为我很了解你。我以为你是个老实、本分、有责任心的男人。可我今天才发现，我错了。你不是老实，你是愚孝，不，你那甚至都算不上孝。我不知道林芳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钱，我可以不要。日子苦点，我们也能过。但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在你心里，我和儿子，是不是比不上你那个所谓的承诺？”
“我……”我张口结舌，无法反驳。
因为在我签字的那一刻，我确实把那个承诺，放在了我的小家之上。
“你不用说了。”王兰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但她很快就用手背擦掉，脸上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离婚协议书，我会尽快找律师写好。房子，是婚前你父母买的，我不要。存款，我们一人一半。儿子归我，你每个月付抚养费。”
她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不给我留任何回旋的余地。
“王兰，别这样，我们……”
“陈明。”她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从你签下那个字开始，我们之间，就完了。”
她说完，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拖着箱子，从我身边走过，没有一丝留恋。
门“咔哒”一声关上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墙上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里，王兰和儿子笑得那么灿烂。可那个家，在刚才那一刻，碎了。
我慢慢地滑坐在地上，无声地痛哭起来。
我守住了对一个人的承诺，却辜负了另外一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
第8章 一碗红烧肉的真相
王兰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我的人生，仿佛一下子被按下了暂停键。白天，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去上班，面对同事们关切的询问，我只能强颜欢笑。晚上，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家，巨大的孤独和悔恨就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妈和小姨彻底跟我断了联系。我妈在电话里哭着说，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大舅一家倒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是大舅妈打来的，电话里她一个劲儿地感谢我，说等拿到钱，买了房子，一定请我过去吃饭。林芳也打来过，电话那头，她一直在哭，反复说着“对不起”，说是我害了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们，只能默默地挂掉电话。
我开始反思，我真的做对了吗？为了一个少年时的承诺，毁掉了自己辛苦经营了二十年的家庭，让妻子和儿子离开我，让母亲和亲戚与我反目。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我正就着一瓶啤酒，吃着泡面，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幻觉，可门铃固执地响着。
我打开门，看到王兰站在门口。她看起来很憔悴，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很平静。
“我能进去吗？”她问。
我愣愣地点头，侧身让她进来。
她看到桌上的泡面和啤酒，眉头皱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她在沙发上坐下，把一个文件袋放在茶几上。
“这是离婚协议，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去办手续。”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没有去看那份协议，只是看着她，声音沙哑地问：“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回答。然后，她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陈明，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和你表姐林芳之间，到底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恩情，能让你连家都不要了？”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深吸一口气，从那个闷热的夏天开始说起。我说了那张来之不易的电影票，说了那瓶冰凉的橘子汽水，说了电影院黑暗里，那只温暖而柔软的手。
我说，在我那个被父母忽视的童年里，那是第一次，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人如此郑重地珍视和保护。
然后，我又说了那碗国营饭店的红烧肉。我说，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最后，我说起了那个巷子口的承诺。
“她说，‘姐姐以后可能没什么人可以依靠了。你长大了，要对姐姐好，能做到吗？’”我模仿着当年的语气，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王兰，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十岁的男孩来说，一个像仙女一样的姐姐，用那样脆弱的语气向你寻求一个承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瞬间就长大了，成了一个男子汉。我觉得保护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最神圣的使命。”
“这个承诺，我记了四十多年。它就像一棵树，在我心里长了四十多年。我看着她因为感情不顺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着她因为身体不好而日渐憔悴，看着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半辈子。我帮不了她太多，只能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次拆迁，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真正为她做点什么的机会。如果我拿了那笔钱，看着她和大舅他们为了住的地方发愁，为了未来的生计犯难，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王兰，我不是不爱这个家，不是不爱你和儿子。可是……可是我不能背弃一个十岁男孩，用他全部的真诚许下的诺言。对不起……”
我说完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压抑的抽泣声。
王兰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她久久没有说话。我不敢看她的表情，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她的一声叹息。
她从包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我。
“擦擦吧。”她的声音，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多了一丝柔软。
我抬起头，看到她的眼眶也红了。
“你这个……傻子。”她看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愣住了：“告诉你？”
“是啊。”她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能理解你呢？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一个只认钱、不讲情分的女人吗？陈明，我们是夫妻啊。你的过去，你的心事，你都可以告诉我。如果你早点把这个故事告诉我，我们完全可以一起想办法。我们可以商量着，从我们应得的份额里，拿出一大部分来帮助你表姐，既尽了你的情义，也保全了我们自己的家。而不是让你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毁了我们这个家！”
她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迷雾。
是啊，我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告诉她？
我一直把那个承诺当成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固执地认为，只有我独自去完成它，才算是真正的兑现。我忽略了，王兰是我的妻子，是与我共度一生的人。我没有给她信任，也没有给她机会来理解我、支持我。
我才是那个最自私、最愚蠢的人。
“对不起……王兰，我……我错了……”我再也控制不住，痛哭失声。
她走到我身边，坐下来，轻轻地抱住了我。就像四十年前，林芳在黑暗中握住我的手一样。
“好了，别哭了。”她拍着我的背，像在安慰一个孩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再后悔也没用。钱没了可以再赚，家不能散。”
她拿起茶几上的那份离婚协议书，当着我的面，把它撕成了两半。
“明天，我们去我妈那儿，把小宇接回来。”她说，“然后，你陪我，去一趟你大舅家。”
第二天，我和王兰一起去了大舅家。他们已经拿到了补偿款，正在忙着看房子。
看到我们一起来，他们都很惊讶。
王兰没有说任何责备的话，她只是平静地对大舅和大舅妈说：“爸，妈（婚后她一直跟着我这么叫），陈明做的决定，也是我的决定。我们是一家人，他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林芳姐不容易，这笔钱，该她拿着。以后，她就是我亲姐，我和陈明会一起照顾她。”
大舅和我那强势了一辈子的大舅妈，听完这番话，都沉默了，眼眶泛红。
林芳更是哭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中午，王兰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其中，有一道菜，是红烧肉。
她把那碗烧得油光锃亮、香气扑鼻的红烧肉，端到我面前，给我夹了最大的一块。
“尝尝，”她笑着说，“看看有没有四十年前的好吃。”
我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在舌尖上化开。
我看着身边为我忙碌的妻子，看着对面终于露出笑容的亲人，眼泪，再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知道，四十年前的那场电影，已经落幕了。而我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在黑暗中独自前行。因为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守护，不是一个人的负重前行，而是一家人的携手与共。
来源：敏锐爱吃的猪猪